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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民主自由《美国行为的根源》读后感:基于“美国行为的根源”来建立中美贸易战的分析与应对思路@股事琦谈

张宇燕和高程老师所著《美国行为的根源》并不是针对中美贸易战的应景之作,而是出版于2015年的“老”作品,其中的内容更是在2008年左右就已经在报纸连载刊出,也正是因此,我读书时依然能感到的强大解释力和借鉴意义,才彰显了研究者的功力和研究的价值所在。

全书很短,估计不超过10万字,但引用了超过500篇文献,本土学者研究美国的行为特征与指导思想,确实需要引经据典,感觉几乎所有的论据都有出处,而非作者的主观臆想。但文章又不仅仅是文献综述,而是概括并建立了一个分析美国行为模式的三位一体分析框架:宗教热情—商业理念—集团政治。

更进一步来说,作者认为美国的行为总体上是基于理性计算的选择,因而是“可描述的、可理解的和可预期的”。这种判断是基于以下一些基本前提:首先,历史是起作用的,决策者和参与者的行为受历史影响;其次,一国内部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塑造了国家行为;第三,外交服从于内政;最后,制度是实现国家目标的基本手段,美国习惯于利用对规则的制定权来实现其国家利益。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如果我们能够理解美国的行为规则,就有可能分析出其进一步的利益诉求以及可能的措施。自然地,这些前提也成为我们研究并利用美国“行为根源”的基础,尽管特朗普本人狡黠多变,但美国作为整体,其行为仍然具备可分析性以及可预测性,并应该成为我们分析及应对的基础。

首先,美国是一个宗教信任热情极高的国家,并且在相当程度上,其基督教热情和道德观已经与民主自由价值观深刻结合到了一起。书中有一句援引艾森豪威尔的话:“凡是反民主的就是反对上帝”,让读者对于美国的价值观一体化程度和诉求强烈度印象深刻。不出意外的,冷战期间,美苏之间的对抗被美国描述成民主力量对专制独裁、基督教对无神论之间的一场拯救文明世界的斗争。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自己负有推进自由民主价值观的“使命”。

但是在理想主义的宗教信仰之外,美国又是一个高度信奉实用主义的国家。实用主义尽管有一部分思想起源于欧洲先贤的灵感,但却是发展并发展完善在美国。实用主义是一种确定真理的方法,真理的判断不是先看原则,而是看其最终的效果,真理是行动的工具,人掌握真理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因为真理是有用的,它能引导人达到目的。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这与小平同志所倡导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谋而合。实用主义的思维在美国人的观念中根深蒂固,一切选择或者行动,都要讲求工具性和效率,更重要的是,只要目标被认为是合理的,手段也就自然有了合理性。

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这一对矛盾是如何在美国身上达到统一的呢?我个人认为这是理解美国行为根源的关键所在。这是由于在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都维持了世界范围内最强大和最成功国家的地位,所以美国人对于自身价值观的正确性,甚至是唯一真理性,信心程度极高。换句话说,美国的强大和成功这一“实用结果”被用来增强了“自由民主理想”的正确性,从而也使二者达到了统一。但实际上,尽管美国自身的成功毋庸置疑,可是这也在相当程度上蒙蔽了美国人的双眼,他们看不到美国的成功模式其实与其历史和自然条件,乃至国父元勋们的高瞻远瞩(这意味着其国家在起点上有着偶然性和独特性)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世界范围内,由于各国国情的巨大差异,美国的成功并不能成为该模式成为世界唯一成功的证明。

有趣之处在于,尽管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其自由民主的价值观是其成功的源泉和动力,但实际上,美国自建国以来都是一个“商人集团和官僚集团主导和互动”的国家,如书中援引克里斯托的话,“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并非民众主义者,他们竭力实现的目标是让美国政体免遭多数暴政的侵害;两院制议会、三权分立和宪法本身都带有避免民众暴政的意图”。也正是因此,美国的宪法一方面确保私人财产不能被政府任意掠夺和侵犯,但另一方面,宪法授权下的中央政府随时准备“纠正由于民主而引起的困扰这个国家的罪恶”。利益游说集团在美国是长期且合法的存在,并对美国政治运行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经过如上的分析,我们就很容易理解美国当前对中国所发起的非难和攻击了。尽管包括政府官员在内的很多美国人,都给这种攻击戴上了包括“维护美国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甚至是“文明的冲突”的外衣,但这种观念的底层逻辑,也是与其现实利益密切相关的,一方面是中国部分企业的竞争力日益强大,侵蚀了美国同行的市场份额,另一方面,也确实存在一些对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企业补贴,以及中国强大后依然享有部分发展中国家福利的不满,在当前这个阶段,理念差异和现实利益在中国问题上,产生了一致的结论,以贸易战为名的系统性攻击就自然而然发生了。

不过分析不能仅止于此,只解析原因而不能预测未来的分析是没有价值的。美国实用主义的底层利益逻辑决定了美国不可能舍弃一切利益,或者说不顾一切地追求名义上的“价值观”。原书作者在“后记”中总结,“当价值诉求与现实利益吻合时,美国对外政策明确、连贯、坚决,且具有很强的预见性”,而在我看来,目前美国的对华政策就是处于这一阶段,官员和利益集团阶段性具有一致诉求,所以我们可以预见到美国仍然可能采取进一步的压迫或者遏制性政策。但“当价值与利益二元目标发生冲突时,美国对外行为通常表现得犹豫不决、反复无常,且容易妥协”,显然,改变美国利益集团的利益导向应是自然且必然的选择。一方面通过坚决反击让部分美国人的切实利益受到伤害,另一方面从国内自身发展角度出发,积极保护知识产权、国企竞争中性、加大开放等,即能满足部分美国利益集团的诉求,又有利于中国经济结构改革和优化。基于美国实用主义的行为准则,我们应该坚定地相信,如果能够实现这“一进一退”,这些无论受损还是获益的美国利益集团,都有动力改变美国的政策方向,这应该是当前阶段的最优解。反之,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我们都不能拘泥于名义上的“价值观念冲突”,而认为斗争完全无解,并持续尖锐化矛盾冲突,这是对美国行为模式的误解和无知,也是一条无解的不归路。

股事琦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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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榕树 :美国无视美国民主在全世界的推广近百年,成功无几,失败无数。却依然认为中国模式会占领全球。这是理想主义,还是宗教情怀?

@微彰琦谈:美国的确是由于自身的成功而具有并强化了宗教情怀和理想主义,推荐张宇燕老师的《美国行为的根源》,结合中美关系还可以看看我的读后感

安德烈弗尔切克先生:所谓西方的政治正确_中国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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