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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夸风谁造成?浮夸风真相?大跃进@赵皓阳-Moonfans

“这样下去一定垮台,垮了也好,垮了再建。无非是天下大笑。我代表一千万队长级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搞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来贯彻,我一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也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毛泽东,1959年3月5日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

这次讲话的背景是反对弥漫全国的“浮夸风”、“共产风”,他老人家发了这么大的火、说了这么极端的话,一方面因为全国这一问题已经很严重了;另一方面因为官僚集团沆瀣一气、欺上瞒下,他屡次强调这个问题,依然遏制不住这股歪风。他老人家气愤之下只能说出“我坚持搞右倾机会主义”(反对亩产万斤的浮夸风,被某些人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像小孩子斗嘴一样说“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

在1958年11月9日政治局会议上《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的讲话中,毛主席就指出了现在全国盛行的“浮夸风”,并强调:“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成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麦子报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亿斤粮食,最多是七千四百亿斤,把七千四百亿斤当数,其余一千六百亿斤当作谎报,比较妥当。人民是骗不了的。过去的战报,谎报战绩只能欺骗人民,欺骗不了敌人,敌人看了好笑。有真必有假,真真假假搞不清。”

并强调:“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快越好。实现共产主义是要有步骤的。山东范县提出两年实现共产主义,要派人去调查一下。现在有些人总是想在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

最诡异的地方在这里,派人去调查了一番,调查结果是——产量没有虚报,共产主义实现形式一片大好。

毛主席是正儿八经身经百战的人,怎么会不知道一亩地产量多少。

在随后的武昌会议上,又强调了这个问题:“听说有几个姑娘说,不搞亩产八万斤不结婚,我看她们是想独身主义的,把这个作挡箭牌。据伯达调查,她们还是想结婚的,八万斤是不行的。”

还有钢产量的问题:“西北去年只有一万四千吨,比蒋介石(的钢铁产量)少一点,今年五万吨,超过蒋介石,明年七十万吨,增加了十三倍,这里头有机会主义吗?华南去年两千吨,今年六万吨,增加三十倍,马克思主义越到南方越高,明年六十万吨,增长十倍。”

可以看到,这时候主席的话还是比较轻松的,用“她们是想独身主义”“马克思主义越到南方越高”这种又诙谐又讽刺的话敲打他们。但是问题必须还是要解决的,做出了如下强调:

“这些数字,还要核实一下,要各有根据,请富春同志核实一下,今年多少,明年多少,不是冒叫一声。”

“任务不可不加,但也不可多加。要从反面考虑一下,翻一番可以,翻几十番,就要考虑。钢三千万吨,究竟要不要这么多?搞不搞得到?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虽然你们说要搞基点(钢、煤),但要几个月才能搞成?河北说半年,这还要包括炼铁、煤炭、运输、轧钢等等。这要议一议。今年有两个侧面,中国有几个六千万人,几百万吨土铁,土钢,只有四成是好的。我看还是稳一点。水利照五百亿土石方,一点也不翻。搞他十年,不就是五千亿了吗?我说还是留一点儿给儿子去做,我们还能都搞完哪?”

与此同时,还以事实为论据,批评了基层中出现的种种魔幻现象:

“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就造假。有一个公社,自己只有一百头猪,为了应付参观,借来了二百头大猪,参观后又送回去。有一百头就是一百头,没有就是没有,搞假干什么?过去打仗发捷报,讲俘虏多少、缴获多少,也有这样的事,虚报战绩,以壮声势,老百姓看了舒服,敌人看了好笑,欺骗不了的。”

“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了就不错。绿化,年年化,年年没有化,越化越见不到树。说消灭了四害,是‘四无’村,实际上是‘四有’村。”

最后,毛主席总结说:“现在有种空气,只讲成绩,不讲缺点,有缺点就脸上无光,讲实话没有人听,造假,讲得多,有光彩。讲牛尾巴长在屁股后面,没有人听,讲长在头上,就是新闻了。要进行教育,讲清楚,要老老实实,几年之内能做到就好。”(1958年11月21日)

某些地方盲目追求产粮,或者说为了宣传效果,盲目推进庄稼密植,有的甚至要在庄稼上面站个人,来证明自己种得够密、产粮够高。这个小问题毛主席都注意到了,他苦口婆心地在《致六级干部公开信》(六级为: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里写到:“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给下面参考。”(1959年4月29日)

盲目追求产粮-浮夸风-毛主席

强调了半天有用吗?没有用。事态开始越来越严重,因为有些地方卫星放得过高,农民开始出现自发的瞒产情况。对于这一问题,毛主席批示说:

“我对隐瞒产量是寄予同情的。当然,不说实话,是不好的。但是为什么瞒产?有很多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想多吃一点,值得同情。瞒产,除了不老实这一点以外,没有什么不好。隐瞒了产量,粮食依然还在。瞒产的思想要批判,但是对发展生产没有大不了的坏处。虚报不好,比瞒产有危险性。报多了,拿不出来。如果根据多报的数字作生产计划,有危险性,作供应计划,更危险。”

“有个下放干部写信回来说,他所在的那个公社规定要拔掉三百亩包谷,改种红薯,每亩红薯要种一百五十万株,而当时包谷已经长到人头那么高了,群众觉得可惜,只拔了三十亩,但上报说拔了三百亩。这种造假是好的。”

“犯错误的干部,主要是强迫命令,讲假话,以少报多,以多报少。以多报少危险不大,以少报多就很危险,一百斤报五十斤,不怕,本来是五十斤报一百斤就危险。”——可以看到,毛主席永远是站在劳动人民这一边的。

毛主席-刘少奇

很明显,毛主席心里是门清的,上面说大炼钢铁好钢率只有四成,农村绿化“年年化,年年没有化”,可以他早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但是他提,有人反对——或者说当时大多数人都反对,说这是打击积极性、说这是机会主义。在八届六中全会上,毛主席就与这一派人马进行激烈的交锋:

“安徽去冬今春水利开始搞八亿土石方。以后翻了一番,变成十六亿。八亿是机会主义,十六亿是马克思主义。没有几天又搞了三十二亿,十六亿就有点‘机会主义’了。后来提高到六十四亿了。我们把改变面貌的时间说长一点,无非是当‘机会主义’者。这样的机会主义,很有味道,我愿意当,马克思赏识这种机会主义,不会批评我。”

“其实今年好钢只有九百万吨,轧成钢材要打七折。只有六百多万吨。不要自己骗自己,粮食是不少。各地打了折扣以后是八千六百亿斤,我们讲七千三百亿斤,即翻一番多点,那一千一百亿斤不算,真有而不算,也不吃亏。东西还存在。我们只怕没有,有没有,没有查过,在座诸公都没有查过。就算有八千六百亿斤,四分之一是薯类。要估计到不高兴的这一面,索性讲清楚,把这些倒霉的事,在省,地、县开个会,吹一吹,有什么不可以,别人讲不爱听,我就到处讲讲倒霉的事,无非是公共食堂、公社垮台,党分裂,脱离群众,被美国占领,国家灭掉,打游击。”(1958年12月9日)

主席这些话是论辩的最高境界——有数据支撑、事实打脸、调研为基石,又诙谐幽默、讽刺爆表——然而依然没有什么卵用。于是就有了文章开头那段话“我代表一千万队长级干部,五亿农民说话”——不是代表你们官僚;“坚持搞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就是旗帜鲜明的反对浮夸风、共产风;“我一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也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

为什么浮夸风难以遏制呢?归根结底还是官僚主义的问题。譬如说吧,官员考核肯定是看KPI的,我说今年我们乡亩产一万斤、密植三千亩,这就是我的政绩。我汇报到县里,县里一看不错,作为我们县先进乡的样本申报到省里;省里一看很不错,作为我省人民积极推进“多快好省”实践的典范汇报到中央,建议全国推广,咱们是省的日报先给宣传一波,先号召别的县乡学习一下。

结果报道中央,毛主席一看不可能,我们都是种过地的,怎么可能你这说一万斤就一万斤了,批示建议核实,不要吹牛。但是你这样不是打下面一串人的脸么,下面人的政绩怎么算?然后一层一层核实下去,县里向省里汇报,木有问题我们调研过了就是亩产万斤;省里向中央汇报亩产万斤真真切切,主席你别这样,这不打击我们干部积极性么?就是上文中毛主席讲话说的“讲实话没有人听,造假,讲得多,有光彩。讲牛尾巴长在屁股后面,没有人听,讲长在头上,就是新闻了。”

那么问题来了,是谁在“扛着红旗反红旗”呢?

是谁在主席三令五申之下,依然顶风作案不思悔改,甚至还想颠倒黑白呢?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传》的作者之一李捷在讲座时说过:有些材料不能公布“不是因为说出来以后有损于毛泽东,而是说对现在有些人不利”,所以只能采用“著而不述”的春秋笔法。大家自己体会。

《毛泽东传》的作者之一李捷在讲座时说过:有些材料不能公布“不是因为说出来以后有损于毛泽东,而是说对现在有些人不利”,所以只能采用“著而不述”的春秋笔法。大家自己体会。

去年建国七十周年的纪录片《我们走在大路上》,其中一段话擦了一点边,但没有明说,这就叫春秋笔法,可以与本文互为照应。

建国七十周年的纪录片《我们走在大路上》

这一问题在“共产风”中体现的更加典型。

“共产风”虽然跟“浮夸风”一直相提并论,但其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们先来看一看毛主席批评“共产风”的言论:

“公社在一九五八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所谓‘共’各种‘产’,其中有各种不同情况。有些是应当归社的,如大部分自留地。有些是不得不借用的,如公社公共事业所需要的部分房屋、桌椅板凳和食堂所需要的刀锅碗筷等。有些是不应当归社而归了社的,如鸡鸭和部分的猪归社而未作价。这样一来,‘共产风’就刮起来了。即是说,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

“无偿占有别人劳动的情况,是我们所不许可的。看看我们的历史吧。我们只是无偿剥夺了日德意帝国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官僚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和地主的一部分房屋、粮食等生活资料。所有这些都不是侵占别人劳动成果,因为这些被剥夺的人都是不劳而获的。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我们没有采取无偿剥夺的办法,而是实行赎买政策。因为他们虽然是剥削者,但是他们曾经是民主革命的同盟者,现在又不反对社会主义改造。同志们,我们对于剥削阶级的政策尚且是如此,那末,我们对于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又怎么可以无偿占有呢?”(1959年2月27日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

一周之后,毛主席又开火了:“拿共产主义的招牌,实际实行抢产,如不愿不等价交换,就叫没有共产主义风格。这叫什么共产主义,还不是公开抢?什么叫一曰大、二曰公?一曰大是指地多,二曰公是指自留地归公。现在什么公?猪、鸭、鸡、萝卜、白菜都归公了,这样调人都跑了。河北定县一个公社有七、八万人,二、三万个劳动力,跑掉一万多。这样的共产主义政策,人都走光了。劳动力走掉根本原因是什么,要研究。”

还是那句话,无论是浮夸风还是共产风,毛主席心里是门清的。他至少掌握了相当一部分基层事实:“甚至征购粮款也被公社拿走,国家出了钱,公社拦腰就抢。这些人为什么这样不聪明呢?他们的政治水平哪里去了。问题是省、地、县委没有教育他们。”(3月1日、3月5日的讲话)

共产风的本质与浮夸风相同——都是官僚主义,但是表现逻辑是不同的。生产队是以村为单位的,生产队长是村民公选推出的、德行和能力足以担任的农民,一个村可以有好几个生产队;而人民公社是相当多个生产队与村庄的联合体,领导就不是农民了,而是干部,通常是副县级或县级的领导。那么他们把生产队的粮食全部收集上来,还要把猪、羊、鸡甚至茶几、剃头刀都要收缴上来,为什么?赵本山回答过这个问题——腐败啊。

腐败是一方面,彼时共和国从上到下还是非常清廉的;更多的则是官僚的权力,天然就处在一个集中的趋势,这是官僚的本性决定的。把生产队的生产资料、粮食甚至农副产品都集中起来,越集中权力就越大。英国讽刺喜剧《是,大臣》中,常务秘书汉弗莱为什么这个活也要揽过来、那个职务也要兼任,这就体现了官僚的本性——他们渴求权力就像鱼类之于水。

权力集中了就怎么样呢,比如说就会有脱产的文工团,选一些适龄少女唱歌跳舞——我们领导操劳一个大公社这么累,连农民家的剃头刀都要管,需要劳逸结合适时放松,这很合理吧?毛主席批评过这个现象:“劳动分配,现在极为不合理,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分配太少,而工业,行政人员和服务行业的人员太多(有的多到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四十),必须坚决的减下来。公社不允许有脱产的文工团。”

但是批评没有用,你不可能指望官僚被你骂了几句就良心发现,欺上瞒下是他们最擅长的技能。毛主席不止一次对这个问题发过火:

“六中全会公社决议的一套制度,二个半月来根本没有实行。问题不这样提,共产风会继续发展。为什么六中全会的决议没有阻止这股风的发展?是不是只有冀、鲁、豫三省?是不是南方各省道德特别高尚,马克思主义多?我就不相信。”

“整社三个月没有整到痛处,隔靴抓痒,在武昌会议时,不感到这个问题,回到北京感到了,睡不着觉,九月就充分暴露了。”

“武昌会议时,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已弄清,但根本未执行,等于放屁。”(三月五日的讲话)

但凡下面这些官僚有毛主席百分之一的良心,他们也会睡不着觉。就比如说文工团这个事,三番五次强调,并在1959年2月28日专门下发了一个文件,题目就叫做《公社不允许有脱产的文工团》——但是正如上文所说“根本没有实行”。

毛主席点名批评了一些“扛着红旗反红旗”的省份,看看他们找的是什么借口:“河南说‘虽有本位主义情有可原,不予处分,不再上调’,安徽说‘错是错了,但不算错’。不是人家本位主义,而是我们上级犯了冒险主义,翻箱倒柜,‘一平、二调、三收款’,一张条子,一把秤,一顶帽子,这是什么主义?”

——后面这半段是毛主席在嘲讽,因为地方督抚(尤以五大金刚为首)吹出来这种风:

我的小弟们虽然做错了,但是初衷是好的,所以就不处分啦;反倒是你毛主席,今天让我们干这个,明天让我们干那个,做出了工作还不表扬,实在是打消干部积极性啊。他老人家就直接指出本质——不要把锅甩给基层,就是你们这些督抚的错,你们搞这种强盗式的征调,算什么主义?

还是那句话,毛主席永远是站在劳动人民这一边的,对于欺上瞒下的官僚与苦苦应付的人民,他老人家做出了如下定调:“劳动力到处流动,磨洋工,对这点我甚为欣赏,放一炮,瞒产私分,劳动力外逃,磨洋工,这是在座诸公政策错误的结果。”

如何解决现在的问题,主席提出了两点措施,一个是经济的,一个是政治的。

经济的是:“现在银行不投资农业,我建议每年增加十亿,十年搞一百亿无利长期贷款,主要支援贫队,一部购买大型农具,十年之后国有化了,就变为国家投资了。”

政治的是:“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适当积累,合理调剂,收入分配,由社决定,多劳多得,承认差别,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不解决这个问题,大跃进就没有了。我这篇话不讲,就不足以掀起议论,这几个月许多地方实际上破坏了价值法则。去年郑州会议,就吵这个问题,拉死人来压活人。”

“拉死人来压活人”就是某些集团,认为主席指出浮夸风、共产风的问题属于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这个回应我们上文说了,主席表示:“这样的机会主义,很有味道,我愿意当,马克思赏识这种机会主义,不会批评我。”

上上下下这么多问题,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主观主义,怎么办?怎么解决?

毛主席走了两条路,一条常规的一条非常规的。常规的就是“整风”的老套路,他老人家力主推进了“干部下放、军官当兵、五项并举、蚂蚁啃骨头”——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因为要有用早就有用了。还有一条非常规的路,但是玩砸了。《让子弹飞》里“麻子,玩砸了”说的就是这次,被人树了个替身偷梁换柱指鹿为马了。这也直接造就了麻子在庐山会议上的全面被动,反“左”变成了反右,这件事我们下次再说。如果能发出来,大家就能看到;发不出来,我也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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