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买精和买卵的真相

充分准确，欢迎不服的带证据或正确逻辑来辩。

精子库无法高概率选择到好精子

好的有，例如几千分之一碰运气，且还不是特别好。

为啥？

精子那么便宜，占生育成本那么低，如果好精子差精子价格差不多，那谁还买差精子？？

国外精子库还收那些大专的，170的干嘛？国外精子库普遍私营，法律只要求无传染病，其他不管。（美国有法院案例证明了，美国是判例法，一案等与其他案）

傻子精子库才去真核对啥学历、颜值、身高，当然都是不核对的，大量假的，反正你没有任何办法知道真相和诉讼。
那些要求都是写出来骗人的，给买精子的人看，但又不能阻拦太多捐献精子的人前来的。

知道有假的，不核对，但捐精的不知道啊，为了足够多的人啊，所以他们写的都是中等要求，而不是低或者高要求。

而这些中等，是针对中位线的，即普通人。

实际为钱去捐精的是大多数，是穷男，实际大多数连中位线都很难达到。

因为无论你什么学历，什么素质，时间成本多少，给你的报酬都一样，那市场竞争必然导致都是满足无传染病的基础上，最差的去捐精啊。（只检查传染病，不检查遗传病，遗传病近千种，常见的200多种）

还有法律禁止捐精匿名应用给多人（例如欧美大多是限制5人内），以避免兄妹乱伦风险。

少有的幼稚捐精者，虽然精子多，也基本无法用多次。（除非造假）

买卵子

而对于买卵子，完全是另一方景象，真正能实现女权婊们所期盼的那一切。

为什么会这样？

男女有别：

1. 精子太多，廉价。卵子少，宝贵。
2. 精子因为多，轻松冷冻，因为小，复苏容易。卵子因为少，因为大，冷冻会因水分结冰而损坏，复苏成功率低，不太适合冷冻。
3. 所以精子是先取先存，后买来用，看不到人。卵子是供卵者登记资料，提供相片，她欺诈她承担违法责任，差别太大，买卵者也会核实，甚至面试。

最差保底也有医生看资料取卵，至少相貌是假不了的，买卵的本来就没指望太多女方智商，学历本来就不太代表智商。（有条件读书就行，大专有啥难的啊？本科硕士也不难啊，智商120轻松可以硕士啊）

所以挑选对象，选择优质基因生孩子，去买卵代孕完全可以做到。

但买精子，挑选的是假对象，精子质量要碰运气。

白种人平均智商100，华人平均105。

白人来自欧洲，欧洲古代贵族平民不通婚，导致两个阶层基因差距极大。

贵族好（例如智商平均120），平民差（例如智商平均85，因为平民多，所以结果平均100）

而中国呢？你们都懂，贫富通婚，选秀女等，一夫一妻多妾制，聪明的精英掌握大量女人，孩子比底层多10倍.

中层三四个，比底层无或者1多。

逐步底层一胎几代单传断掉，于是现在的中国人普遍都是精英的后代，都“祖上阔过”。

汉文化圈的都这特点，还有基因流动促进如此，所以亚裔智商平均105，我们都知道，在没遗传病等其他问题情况下，人最重要的就是智商了，这带来的差距是巨大的。

所以中国人平均智商高。

跑去海外买精子的，随机抽了测试智商就明白了，能智商100就要烧高香了。

平均100什么概念？大约是中国偏远地区最普通的农民的智商。

而中国本科生智商绝大部分在120以上，一本普遍130以上

DNA上户口，是不分男女的。男人也可以拿着自己孩子验DNA去上户口。

海外买精子，完全是对大部分女是卖幻想，欺骗她们，反正她们并没有钱去弄过这些。

虽然买精子要被中介骗10万左右，一共14万，但实际还有其他成本，这还是自己怀孕自己生的价格，自己还要承担机票、取卵、植入、怀孕后的成本。

14万若指包含取卵和植入费用的话，只能去非法的地方（例如柬埔寨、泰国、和其他破地方），就是开水族馆的喝尿男造谣说的“全球其实都非法”，所以要去他朋友中介那的非法地方弄。其实真相是全球有一些地方是充分合法的，但是贵。喝尿男是造谣。

柬埔寨有常青藤精子？

嗯？严格来说，也不是没可能，但显然少于千分之一，基本无法选择，还要碰这几千上万分之一运气。[微笑]你是基本无法通过选择来靠谱获得的。

照片相貌看见的都是假的（100%假），何况常青藤？

另外，就算常青藤，其实也不少比例是政治正确而录取的，例如那个在申请书上写满我是黑人，然后被录取的公开案例[微笑]

遗传病避免，也是有利买卵者不利买精者的。

因为精子库的精子没有做遗传病筛查（成本高，几千美金）

买卵还可以做遗传病筛查，筛查是通过抽血完成的，抽捐卵者七八管血，交钱筛查传染病。

所以精子还有更多很多倍的遗传病风险，买卵少很多（主要是筛查常见的200种，遗传病近千种）

当然，买精也可以做成胚胎后，用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做PGS筛查，但因为精子之前没筛查遗传病，所以买精的遗传病胚胎比例更高，丢弃率更大，大龄女卵子是非常宝贵的，本来就是平均10个鲜卵才能生一个孩子，还因此丢弃高比例，那实际自己的成本要更高非常多了（取卵的金钱和精力成本）

如果是冻卵等大龄生育，那需要取更多的卵子才能确保生一个孩子了，上次我算过，冻40个卵子至少能生一个孩子的概率大约87%（按20个冻卵平均生一个孩子，即每个冻卵5%概率生出孩子的概率计算，40个冻卵都没生成孩子的概率是13%）

除了IVF医生和资深中介，基本没有人比我对试管婴儿及代孕相关的情况了解更清楚，包括卫计委[微笑]

以上说的，充分靠谱，最接近真相的全部，不服的可以转发带证据“打脸”。

@CN_鐵龍衛:若不上溯三代，你根本无法判断精子或卵子的优劣。

@蠢左爱造谣：精子看不到资料，基本不能选择。卵子可以看到女方的父母人种、国籍祖籍、职业，甚至照片，少数还会说爷爷奶奶血统。因为可以看到女方照片，只找美女即可，你要相信美女的父母也大多不丑，而这些来自她们优秀父辈（富男娶美女生的）。

@鸠摩智2020：国外那些精子库照片用的都是男模特的照片，是广告宣传用的，是假的。老外都是普通人，智力水平远低于我国大学生水平。至于什么常青藤学历大多是自己编的，许多大学生是社区大学，美国叫准副学士，两年制的。放在中国就是高职，电大夜大。女权们大价钱跑去买了还屁颠颠的以为买了宝。女权蠢如猪。

原文链接@蠢左爱造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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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了狂热的追捧炒作，区块链行业终于慢慢冷静了下来。

区块链技术不能仅仅存在于炒作层面，更应该推动实体经济发展，这一道理相信每个人都知道并开始接受了，可是就目前情况来看，还是存在一些不知何为上链、如何上链甚至为何上链的实体企业，还是存在一些仍然在为“区块链+”而“区块链+”的转型机构。

这种情形，让很多人不禁开始提出疑问：

• 区块链技术真能推动实体经济发展吗？
• 区块链技术又应该如何为实体经济赋能呢？

前景广阔 质检机构竞争力不足

据统计资料，截止2017年底，全国检验检测机构一共有36327家，2017年全年共出具检验检测报告3.76亿份，机构数量与营业额较前年皆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而其中的民营企业数量更是增长至16660家，数量可喜。但与此同时，我们发现，2017年外资机构营业额占了检验检测机构营收总规模31.99%，较前年增长了2.56%。这组数据，既证明了我国的质量检测检验行业的前景十分广阔，同时也暴露了中国质检企业在国际上竞争力不足的短板。

如何提高中国质检机构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质检链项目开发团队为这一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区块链+质检”。

对症下药 质检行业打开新思路

在传统质检过程中，由企业将样品送给质检机构进行检验，再由质检机构提供给企业一份纸质质检报告，这中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数据接口混乱、信息存储低效、智能化水平低以及信息不透明等一系列问题。

将区块链技术运用到质检平台中，应用SWTC公链的IPFS技术和类ERC721非同质化令牌标准，打造出一个能够为需求方提供数据准、送检快、价格廉、体验好、匹配度高的检验检测标准化服务新平台，是质检链团队的开发思路和目标。

质检链平台将质检信息上传至SWTC公链，基于此再进行价值交换、大数据分析和业务逻辑的实现，形成多方可信的低成本唯一信息源，而由于区块链的不可篡改性，上链的数据所形成的大数据分析结果也将被第三方采信而具有市场价值；应用了IPFS技术和类ERC721非同质化令牌标准的质检链平台，更是降低了上链门槛和成本，使用和管理也相应地更加便捷高效。

那么这种高效便捷的平台将会为质检行业具体带来什么呢？开发人员称，质检信息不透明，对于政府部门来说也在审查监管环节造成了一定的阻挠，因此，为解决这一问题，质检链会为政府留有数据接口，使政府可以审阅质量数据并做相应的监管工作、制定政策。

其次，对于检测机构来说，由于质检报告多为纸质，纸张重复打印易造成资源浪费，且纸质报告难以分类，在存储成本上相对于电子报告来说更加高昂，质检链将质检信息数据上链保存，不仅节约了各项成本，在防止造假方面更加可靠。由于平台是专门针对检验检测全流程进行的开发，因此也能够方便质检机构对一些中小型企业的信息采集，缩短时间成本，提高效率。

此外，区块链的不可篡改性，使商品质检信息得以保真，可以有效降低假冒伪劣产品在市场上的流通率，对于有商业道德的生产商来说相当于一种信用背书，长期来看可以使市场竞争形成良性循环。

最后，正如此前项目创始人张总所说，质检链的最终目的是人人监管，每个人都可以看到自己所购买的产品有没有合格质检报告，这将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消费者的幸福指数。

信息上链 “区块链+质检”前景无限

根据开发团队的设想，未来质检链将向全行业进行辐射，促进形成质量检验检测行业联盟与全产业链信息源，共同推进行业进步。

届时，作为成交撮合平台的质检链，会升级成为真正的质检B2B商城，拥有高质量的流量价值，涵盖全网形成可信质量数据网络。
此外，平台还将面向实体企业提供较低成本的数字化信息检测、标准化流程和无纸化管理，最终实现从单一的质检服务转向企业管理中的全资质服务。

通过对质检链开发团队负责人的采访，笔者了解到，质检链项目已于2018年11月份正式启动，开始了平台架构设计与开发准备工作，预计将于3月份左右正式上线质检链平台1.0版本。

开发团队坚信，运用了云计算、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手段的质检链平台，必将为传统质检机构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质检链-检测报告下载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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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检链_井通NCEC子生态链_井通至尚》

由swtc雄安节点、井通至尚、井通科技公司联合孵化开发的区块链+质检平台即将上线欢迎各路资源方(比如各地政府、检测机构、生产企业、大型零售企业）洽谈对接；

• 报告上链，真实可信；
• 业务上链，公开透明；
• 全程追溯，协助监管；
• 质量监督，全民参与；

用区块链/大数据构建诚信社会。

我教大家的，都是天地大道的东西，而不是术，是造物主视角的，所以要学习具体礼仪，你找个对应方面老师傅带就可以了。

我只告诉你99%老师傅也教不了的真知。

为什么要有礼仪

我们首先应该思考，为什么要有礼仪，这对不对？

熟悉我的都知道，我主张的是一切看情况，而不是走极端，事务均有两面性，适当才能发挥多好效果，避免坏效果。因为边际效用递减的原理，很多地方你超过一定程度后，代价大比例上升，收益增加却非缓慢。

所以我们先分析利益的利弊

礼仪的弊端是什么呢？

大量的学习成本，和大量的使用成本，麻烦。

这个是基本全都清楚的

礼仪的利益是什么呢？

这其实就比较少有真正了解了，大家只知道你不讲礼仪，不懂礼仪，很容易失去一些机会，甚至惹恼别人

礼仪的好处

1、找比较懂行的人。

精英一般不愿意与外行合作（愿意和非精英合作，但不愿意与不懂的外行），和外行合作，会大量沟通成本和教育成本。

2、找对自己善意、尊重的人。

如果对方不太重视你，那么你能从对方那获得的合作收益比例当然也就很少，甚至容易被坑坑害，无论是误解还是故意。

例如比较常见的一个礼仪是守时，但这种礼仪是：

• 下对上必须守，苛刻。
• 平对平适当守，不苛刻。
• 上对下不用守的，宽松。

为什么呢？

首先要明白，平等是错误的，不论是人人平等还是规则平等，差异化才会带来美好和效率，我们要的不是平等，而是互利，是双方都利益最大化，都可以获得自己在其他地方一般得不到的更大收益，这才是满意的。

嗯，谁给我10个亿人民币，我愿意帮他端茶倒水一个月，真的。我不要平等，我只要真利益。

例如迟到

两个人约见，明显时间成本低的那一方，事情或见面相识重要，那么绝对不能迟到，否则极度大失礼，他预留绝对充分的准备，做充分的预演熟悉路程，及几乎足够应对99.9%的意外的时间。基本上只要不是出车祸人重伤，都不应该迟到，例如一般应该提前几小时达到。否则对方就会觉得你不靠谱，不重视，而你对他价值低，而不再考虑和你合作（招聘、交易、合资等都是合作）

如果两人时间成本相当，那么普通守时就可以了，不必提前太久到达，如有一定意外，大家相互理解，有比较合理的原因，不过分即可。

而时间成本远远高的那一方，几乎不需要守时，他找时间来见你，就几乎是照顾你了，他更不可能去提前预演路线，更不可能提前1小时到达预留风险储备时间给你。如果你对他要求准时，对他不准时有不满，不但不是他不懂礼仪，而是你不懂礼仪了。

尽量节约对方的成本，就是一种礼仪，友好和宽容态度，也是礼仪。

不过时间成本高，掌握优势资源的一方，可以从其他地方弥补给另一方，就应该节约宝贵的资源，浪费一点不宝贵的资源了（时间成本低的人的时间），大家互通有无，一方出钱（节约时间），一方出力（时间），这种合作才是真合礼的。

当然，从效率角度，不应该故意浪费别人时间（除非你给源源足够的补偿）

嗯，你和你女朋友约会迟到了，你浪费她半天时间，你按她一周收入的比例给她礼物，她也会不生气了的。例如她月收入1万，你以为迟到就送她一个5000的手机，她若还生气，你一边骂我，一边赶紧和她分。（别盲目左，如果是约着见丈母娘老丈人，那不叫和女友约会迟到，那事件的价值也远远不是普通半天时间，不要乱来引起别人误解）

懂迟到这个原理，其他就容易懂多了。

为什么要求服务员礼仪？

礼仪真培训好的商家，其他方面也很可能会类似。

如果连外表礼仪都管不好的餐厅，后厨、采购等必出问题，那当然不应该去吃。

如果一个餐厅服务员对客人都很傲慢，不重视，那卫生安全情况还能好吗？客户丝毫不满意就大于天对待的，他们还会后厨给脏臭食物给客人吗？

例如商务合作

对方派不懂礼仪等人来，就说明对方缺人，人都是找来应付的新人，对方没实力，合作不好的。

不过，若是投行找创业者，大家都懂创业者们就是没经验，不擅长相关礼仪，如果要求礼仪，反而更容易遇到老油条，上当受骗。只要对方是尊重自己，不傲慢，不欺骗，就是很好的礼仪了。

所以，礼仪是要符合对方的期望的，不是你越成熟老练越好。

男人去相亲，所希望见的不是成熟老练陪笑的熟女，而是单纯善良温柔的乖美女。

而找一夜情会反之，找单纯女，啥都不懂，教得类，很好而很适合做老婆的概率很小，他也没打算找老婆，反会不愿意去找单纯处女（除非找过很少，缺乏体验，希望得体验，那些例外）。

找处女麻烦啊，技术不行，看感情，搞不好还缠上要死要活的。

所以是看需求的。

• 所以男去色情场所，反而看礼仪，你态度不好的，他不去。
• 而找老婆时，反不看礼仪，你经验丰富，太殷勤反而不找你。

所以，对于礼仪，其实不必太重视

你熟悉的领域你看多了，自然就懂，没必要装，优秀者怎么样，你就怎么样，找书不如找优秀师傅。（书可以看看，方便快速理解，但不能信，只学师傅不学书，重点是自己充分思考透彻，真诚友善，师傅也可能错，发现不对时，自己思考改进）

你不熟悉的领域，你真诚友好善意，别人也会对新人体谅宽容，因为没有高期望。

友好、尊重、智慧、真诚，才是最重要的，大家都愿意和这样的人合作。

你新人不懂，别人知道的，也没太高期望，可以教你。但你若虚伪，那就废了。

为了获得利益，不懂装懂，去追求表面，本末倒置，导致就是虚伪，这种人反而会被智慧者远离。

微博链接@蠢左爱造谣

被誉为“中国顶级财经智库”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由国务院副总理刘鹤领衔，汇集了中国具有一流学术水准，享有较高社会声誉的近50位著名经济学家。日前，论坛完成最新一次换届，中财办副主任、财政部副部长廖岷，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等10位年轻官员、学者加入。

2月16日，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9年年会在北京举行。本届年会的主题是：如何实现“六稳”，保持经济长期向好。吴敬琏、易纲、楼继伟等参加了年会，为中国经济把脉。以下为发言速记全文，敢说直说，精彩异呈，不容错过。

楼继伟 实现“六稳”保持经济高质量发展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

楼继伟表示，我国经济仍旧处于换挡期、阵痛期和消化期的“三期叠加”，此外，又进一步叠加了“中美经贸摩擦”，下一步要对面的比较大的问题是国际规则重塑的摩擦。

在谈到当前正在进行的“三大攻坚战”时，楼继伟认为都是必须做的，也存在还历史欠账的因素。“这是对透支和失误的还欠账，环境污染这么多年，不注重环境污染，现在环境污染治理的时候当然对经济下行是有压力的”，他说。

在谈到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时，楼继伟强调，不能都认为是此前“6万亿的时候造成的”，“实际金融自己的加杠杆是2012年第四次金融工作会议以后，大幅度推地方融资平台造成的”。“我觉得这是失误的，现在造成了重大的金融风险”。

在谈到“脱贫攻坚战”时，楼继伟认为，“花一块钱是一块钱”。

他认为，高质量发展有利于稳经济。但有一些做法是行政运动式的方法，这会对“六稳”造成比较大的伤害。“比如运动式的治污，关了再说。当然中央已经纠正，不能一刀切，要法治化，而且是层层往下越来越放大，这些都在纠正”。

“行政运动式的去产能，煤钢产能在‘去’的过程中，由于安置职工，国有企业是要比民营企业难得多，因此在同样污染获得安全标准之下，‘去’的民营企业比较多。后来PPI大幅度上涨，成本向中下游传递，中下游的民营企业比较多，感觉负担沉重”，他分析称。

“去产能”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三去一降一补”其中重要的一项任务，他认为应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下下工夫——用改革的办法完成。

再谈到产业政策时，楼继伟认为，产业政策在经济早期发展阶段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后来，产业政策的实际作用“不敢说都是正面的”。他以汽车为例称，产业政策是支持“三大、三小、两微”。结果“两微”破产了，“三大、三小”基本都合资了。现在“三大”民企的汽车、自主品牌的汽车基本是在产业政策的围剿和缝隙中成长起来的。“（吉利）到外面收购了沃尔沃，我不评价它的战略对不对，但是这个做法就说明被围剿的这些企业有实力”。他认为产业政策应该转向普惠化、功能性。

在谈到党组织在民营企业中的作用时，楼继伟认为有一段时间“被炒作”，认为“党的作用代替公司的决策，对民营企业的信心影响很大”。他引述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我们在有党员的各类企业里建立党组织，目的是为企业的党员提供管理和服务，团结凝聚员工遵纪守法，遵守企业规章制度，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这也有利于企业的加强管理，有利于推动企业健康发展”。

“这些话我觉得很多人都不知道。另一方面被炒作，你再看看总书记的讲话，很多东西如沐春风，都是这些话，真正实事求是的，我认为这是纠偏”，他说。

楼继伟强调“六稳”之中，稳预期很重要。

蔡昉 积极就业政策3.0版

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蔡昉认为，过去无论多强调积极的就业政策，都是把它作为民生、理念，没有放在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机制之中。“央行易行长手边不是随时用失业或者劳动力市场这样的一些指标来决定他的政策实施，但是现在这个条件已经成熟了”。

2007年以后，全球各国经济下行的同时几乎都出现了高失业率，唯独中国的登记失业率和调查失业率保持稳定。在蔡昉看来，这说明中国经济发生了结构性、趋势性变化，“我们和周期没有很强的关系”。“同时我们的经济增长也不是周期性的，失业也不是周期性的，或者说我们更接近于自然的失业”。

蔡昉提出，要重新审视“经济下行和劳动力市场表现、劳动力短缺，两个谁是原因、谁是后果”。“当然你不能说经济下行导致劳动力短缺，其实唯一的解释就是我们人口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符号性的变化”。

在他看来，人口红利消失导致了劳动力短缺，而劳动力短缺就决定了人力资本改善速度的下降，投资回报率的下降，以及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减慢，因此导致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而这个趋势还在继续”。

蔡昉判断，我国自然失业率在5%左右。“在这个自然失业率基础上，我们没有周期性失业，就无需加过大的强刺激”。

此外，他建议通过培训等各种服务降低自然失业率，并通过改革、提高要素供给和配置等提高经济潜在增长率。“既可以稳增长，也可以避免刺激带来的副作用”。

宋晓梧 稳就业应理顺四个关系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

在谈到稳就业与稳投资的关系时，宋晓梧表示，并非集中力量搞就业，投资就不重要了。他认为，投资应紧紧围绕增加就业和减少失业进行。“我很担心的是，我们一旦提出来要保经济发展，到了地方政府就扭过来了，又把稳就业第一变成了GDP增长放在前面”。

在谈到就业的总量和结构的问题时，部分观点认为，随着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会产生大量的失业问题，宋晓梧表示，稳就业和创新不要受上述言论的影响，仍然要把创新放在经济转型的重要的方面。

在谈到稳就业和工资社保的关系时，他认为在就业、工资、社保三者当中，就业是第一位的，在影响就业的情况下，应该可以适当地调整最低工资、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养老费。

他强调，一定要尽快实行基本养老保险的全国统筹，要统一缴费率，统一缴费基数。他还强调，在稳就业当中，要处理好城镇就业和农民工就业的关系。

都阳 稳就业的含义与政策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都阳表示，从当前的劳动供给主导情况来看，维持低失业率的目标下难度不大。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要维持劳动力市场的稳定，还有其它更重要的目标，因此稳就业的政策最好能做到二者权衡。

他提到，劳动力市场保持稳定的最低目标是，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的目标范围内。稍高一点的目标是，维持低失业率的同时，还要保持劳动参与率的稳定甚至提升以及就业总量的增加。从长远来看，应当在工资水平保持相对稳定、适度增长的情况下，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保持经济增长的动力，更好地应对社会老龄化问题，以及保持可贸易部门的竞争优势。

他表示，根据测算，守住底线目标的难度不大。实现第二个目标难度相对大一点。如何实现长远目标则是未来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由于老年人口增加，老年人口的赡养需要正在劳动的人的生产率不断提升。

谈到如何稳就业，他认为，通过深入了解结构性失业，有可能更精准地制定政策。鼓励劳动力流动有利于在就业困难的时候促进就业。另外，可以采取一些失业保险体系改革等被动性的措施，从而保持就业平衡。

黄益平 金融政策应尊重规律、加强统筹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黄益平表示，从国际范围来看，我国金融体系有两个特点，第一是银行主导，第二是政府干预比较多。“这样一个体系，过去支持中国经济增长40年，保持金融稳定，应该说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这个金融体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它比较擅长于支持大企业，不擅长支持小企业；比较擅长支持制造业，不擅长支持服务业；比较擅长支持粗放式的扩张，不太擅长支持创新型的增长”。

在他看来，上述金融体系对支持金融增长比较有效，但当前我国经济面临转型、追求创新型增长时，金融体系也应所有转变，而上述体系在本质上对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则存在着一定的歧视性。

一方面对国营企业的担保，其实就是对民营企业的变相歧视。另一方面，正规部门把利率压得很低，这就使得能够真正服务于民营企业的银行数量变得更少。所以，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变得更多。“如果它们要融资，就必须要到非正规市场去，这时非正规市场的利率就会变得更高。所以民营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在中国这个问题很突出”。他总结为，上述问题是由于金融体系的特征和过去的金融意志相关。

如何打破上述困境呢？黄益平认为，首先，利率市场化很关键。“我最近刚刚从外地调研回来，一个大银行的分行告诉我，上头给他压了任务，今年要给民营企业放50亿贷款，但是要求利率一定要压在5.3%。他问我怎么做这个风险定价？我回答不出来”。

第二，发展直接融资和多层次资本市场非常重要，但“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以后，小微企业的融资问题就解决了？想都不要想”。他强调，“要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根本上还是要回到银行，这就存在风险定价的问题”。黄益平认为，利率市场化要解决取消不公平的担保问题和解决风控。“银行和金融机构要学会去做风控，面对没有抵押资产，没有长期的数据，没有担保的企业，如何为它提供融资”。

第三，黄益平认为，应规范非正规金融部门，但是不能消灭非正规金融部门。“影子银行也好，金融科技也好，确实带来了一些风险，但实际上实体经济对它们是有需求的，它们是金融市场化的一种实实在在的体现”。

张晓晶 传统体制是最大灰犀牛——杠杆率风险的视角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张晓晶表示，现在市场上在传各种灰犀牛，涉及到债务和杠杆率的最多，我们能不能解剖一下灰犀牛，看看我们的风险到底在哪里。

我国提出去杠杆政策以来，虽然有些负面情绪，但取得的成绩不可否认。在2008-2016年，每年的杠杆率上升12个百分点以上，在2017年得到控制但仍在上升。杠杆率首次下降出现在2018年，但是中国经济也为此付出了一些代价，去年金融市场上有各种各样的声音，甚至是恐慌。

宏观杠杆率的下降主要是来自于谁的贡献？是企业的贡献，也就是企业部门的杠杆率。从实体经济来看，政府的杠杆率是微升的，居民杠杆率上升非常快，只有企业部门杠杆率出现了下降。他认为，这其实是个好的现象，因为中央在提出结构性去杠杆时，重要的点就是去掉企业的杠杆，同时去掉地方政府的隐性杠杆。

具体来看，民营企业在企业去杠杆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企业杠杆率下降的过程中，最大的贡献是来自于民营企业，因为大家发现，国有企业的微观杠杆率，也就是国企的资产负债率实际上在下降，总体判断去杠杆的贡献来自于非国有企业。

杠杆率的风险到底在哪儿？从整个结构来看，中国的杠杆率大概240%多，有的会高一点，说250%多，但总体来讲相差不会太多。这个数据是跟美国的杠杆率很接近，中国目前的杠杆率接近于美国，说明还是有风险的，特别是在治理上还是有很大问题。居民杠杆率现在大概是53%左右，在全球范围内还不算非常非常高，当然近几年增长比较快，也是一个风险。最主要是来自于企业部门，企业部门杠杆率将近160%，这个水平在国际上首屈一指，可能排名第一。

企业的杠杆率为什么会这么高？他表示，问题在于我们的政府杠杆率太低。所谓“太低”是显性杠杆率太低，中国才36%、37%左右。这么低的政府杠杆率加上一个这么高的企业杠杆率，就发现问题所在了。企业杠杆率160%左右，其中将近55-60%左右是融资平台以及相关的隐性债务。这些部分本应该可以纳入部门的，如果纳入政府部门，政府部门杠杆率现在会上升91%以上。没有纳入的原因是中国有了新的《预算法》。

而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最终的杠杆率的风险来自于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合在一起的总杠杆，这个杠杆率是非常高的。如果我们把它合在一起变成公共部门杠杆率的话，实际上它现在已经超过了我们私人部门杠杆率。这样的现象在国际上是少见的，除了日本比较典型，就是公共部门杠杆率超过私人部门杠杆率，其它很多国家都是私人部门超过了公共部门的杠杆率。

他表示，有人说国企杠杆率高是大的风险，有人说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是大的风险，但是他认为最主要的是传统的体制。间接融资为主不是高杠杆率的成因。效率低下是传统体制的结果，而不是成因。

如何稳中求进地去杠杆？他建议，第一要稳，从需求侧要稳。稳住总杠杆，必须是中央政府来发力来降杠杆。第二是进，传统企业的弊端必须通过改革的方式把它消除。

方星海 新股上市首日限价的弹簧效应

证监会副主席

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表示，当前新股发行制度使得二级市场投资者预期高度一致，盲目追涨，放大了价格扭曲，造成新股长期回报率低下。

方星海表示，研究发现，当前制度安排导致新股发行上市后二级市场短期内价格超涨（弹簧效应），新股二级市场短期定价水平显著超过了以往时期。

由于创业板相对主板、股票市值更小，因此容易诱发投资者盲目追涨，导致在当前制度安排下，创业板新股二级市场价格扭曲更加严重。

李扬 把地方政府债务关进制度笼子：结合日本经验的探讨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

李扬表示，目前中国经济形势比较严峻，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愈演愈烈。他认为可以借鉴日本的经验。

最近30年，日本经济泡沫破灭之后，需求不振，私人部门不愿意投资，因此形成了非常特殊的宏观平衡的循环，公共部分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通过发债的方式把居民储蓄筹到手里进行公共投资。“最先出手的是日本中央政府，所以中央政府的债务迅速提高。但是到了全球危机之后，中央政府也撑不住了，它必须由地方政府同时发力，而且由于公共基础设施大部分是集中在地方，所以日本地方政府的债务呈现跳跃性增长。到2007年出现了地方政府类似美国的地方政府破产的情况，但是日本的体制又不能破产，所以在2009年出了一个关于地方政府债务的管理法，从此之后走向了正轨“。

李扬介绍，日本地方政府的资金来源有四个：中央政府的财政融资资金、地方公共团体金融机构资金、市场公募资金、银行承兑资金。在李扬看来，上述结构非常值得中国学习，因为在这个结构里有两个是来自银行的，“恐怕在中国做金融是回避不了这样一个现象的”。

李扬强调，特别值得中国学习的是成立日本成立了地方公共管理金融机构——由地方政府共同出资专门为地方政府提供长期廉价融资的金融机构，相当于是专为地方政府融资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它的贷款流程审批严格，需要提供申请，需要审定，需要发放贷款，然后再现场回访等等，这一套程序证明了是比较有效率的。

李扬还强调，应向日本学习三点。第一，中央政府统一规范、统一组织、统一监管地方融资，现在还没到能放的程度。第二，银行应当从背后跳到前面来，应当规定它是可以为地方政府债务融资，但是要有严格规定。第三，可以成立一个专业化的、政策性的为地方政府融资的机制。“这样就可以把地方政府的债务放到笼子里”。

李波 构建有活力的资本市场

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

今年1月份，国际清算银行全球金融体系委员会发布了《构建有活力的资本市场》报告，该报告由李波和印度央行的副行长牵头，共16个国家中央银行的经济学家和金融监管专家一起研究成立的研究工作组，用了一年时间完成。

该报告提出，一、不同经济体的金融市场存在持久且明显的差异。二、固定收益市场主要债券市场发展迅猛。三，新兴资本市场发展相对比较快，但是跟发达的经济体相比还存在持续的差异。

该报告还研究了八个方面的驱动因素：一个有活力的资本市场包括两个大的领域，一个是有力的运行环境；一个是跟市场发展更相关的驱动因素。包括宏观经济稳定、市场自治、法律和有效的司法框架、高效的监管制度。第二个领域是跟市场发展更加具体的要素，包括完整、准确和及时的信息披露，投资者的多元化，资本市场的双向开放，以及互补性市场和金融政策措施。

李波提出了六个方面的政策建议：第一，消除金融压抑，更充分地尊重市场自治。第二，健全法律和司法体系，加大投资者保护力度。第三、强监管的独立性，同时增加监管资源，并提高监管执行力。第四、机构投资者的深度和多样性。第五、扩大资本市场的双向开放，同时有效地管理相关的风险。第六、发展互补性的市场，包括衍生品市场和风险对冲市场，完善市场基础设施。

在谈到中国资本市场时，李波认为与国际上比较成熟的资本市场相比，存在5个不足。第一、市场自治不足“普遍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压抑是比较多的，金融扭曲是比较多的，政府干预是比较多的，市场自治是不足的”。

第二，中国市场对投资者的保护不足。他认为，投资者保护有两个方面：司法救济和监管。前者，“咱们国家投资者去告是比较费劲，告赢更难”。后者，我国的“证券监管能力比较差”。

第三，我国长期稳定的机构投资者的分量不足。

第四，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不足。“我们的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不仅比发达国家差，比主要的新兴市场国家都要差”“如果全方位考核我们的对外开放程度，中国属于最差的国家之一”。

第五，区域市场发展不足。

对此，李波建议，证券监管的核心是信息披露，而不是由政府来决定或者来维护特定水平的股票指数。所以，应该更快全面引入注册制改革。第二，应该大力推进养老保障体制改革，如果想提高长期稳定的机构投资者的分量，养老保障体制改革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

陆磊 外部输入型风险冲击下的宏观经济趋势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

保储备还是保汇率是一个伪命题。”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陆磊2月16日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9年年会上表示，外汇市场的前沿性决定了储备的第一性。外汇储备在系统性风险中有逆周期缓冲作用，然后才有汇率稳定、本币流动性的可置信度。

陆磊提出，2019年中国面临的外部冲击溢出风险包括中美利差收窄。2018年以来，美联储渐进式加息，中国货币政策稳健中性，保持着低通胀率、低利率。中美利差持续收窄，中美1年期国债利差于2018年11月初出现倒挂，截至2019年2月12日，达到-24.47bp。

他指出，我国面临的长期健康性挑战包括低要素成本、低附加值发展模式不可持续；短期健康性挑战有低利率和杠杆率体现的对流动性过度依赖。

刘元春 合理投资增速的几个标准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当前投资下滑速度比想象得要快，基本上构成了一种断崖式的变化。这样的下降是否哦合理？稳增长的合理目标是什么？刘元春提出了一些判断标准 。

标准之一，静态宏观平衡的视角。刘元春认为，投资的变化必须在短期总供给和总需求间平衡，这个平衡决定于居民储蓄、政府节余、贸易赤字、被动存货投资的变化。我国居民储蓄率在2008年左右达到高点，储蓄的增长速度呈现阶梯性、趋势性下滑。2017年储蓄的实际增长速度基本上在5%左右，预计今年可能会回到8%左右。此外，贸易顺差全面收窄，从接近10%到现在只有百分之一点多。政府债务，特别是赤字率持续攀升，尤其是广义赤字率攀升得更为厉害。“把这几个因素作为判断短期宏观平衡，从这些参数可以看到固定资产的实际增长速度这八年里面下降了19.7个百分点，国民储蓄率的实际增长速度下降了15个百分点，政府赤字率上升了6.6个百分点，经常项目顺差的顺差率降低了2.5个百分点”。“当前投资增速下滑是具有趋势性的，但是数据的匹配性说明它已经超调了，可能会引发短期宏观失衡的问题”，刘元春说。

第二个标准是动态平衡标准。刘元春表示，动态平衡标准很重要的原理是本期的投资需求经过资本的形成就会形成下期的供给。因此不同跨期的投资增速的变化，有技术性的依存性，过度的下滑肯定会导致动态平衡的失衡。

从动态平衡角度来看，我国固定资产的增速，特别是从实际增速的角度来看，2016年到现在，基本上是断崖式的变化，动态失速的可能性非常大。同时目前在动态失衡的过程中，我国的增长模式从出口投资驱动模式转为债务投资模式，导致动态路径的依赖性非常强，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就需要一个调整的阵痛期，“实际上是我们在债务投资模式调整中间，很重要的一个阵痛期，也是我们的变化期”。

此外，刘元春还提出了三条标准。他在总结时表示，第一，投资增速下滑具有必然性。第二，短近期存在着过度调整的风险。第三，储蓄增长速度依然在5%-9%的区间，投资增速不宜过高，也不宜过低，7%-9%的区间，在逆周期环境中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区间。

王一鸣 稳投资的重点和对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王一鸣表示，我国的投资规模已经进入下行通道。对比包括日本和韩国在内的其他经济体，可以看出此种变化符合转型期的基本特征，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对比日本和韩国的转型期来看，我国投资规模的下降幅度比前两者转型期的幅度大很多，“2018年实际投资比GDP增速低6个点，日本在1975和1980年，韩国是2000年到2010年这个阶段大概要低1.3到0.8个百分点，显然我们的降幅偏大，背离了正常的下降的趋势。所以，稳投资是有特定内涵的，确实我们的降幅太大了”。

投资为什么下降呢？王一鸣分析称，第一，我国储蓄率进入下行通道，2010年以来每年下降0.73个百分点，特别是居民储蓄下降尤为明显，主要是大量投入了房地产领域，家庭负债率快速提升，居民储蓄率迅速下降。

第二，债务杠杆的不断攀升。我国宏观杠杆率大幅高于新兴经济体，特别是地方政府，如果包括隐型债务，显性债务杠杆率不高，但隐型杠杆率相当高，挤压了投融资的空间。

第三，民间投资增长后劲不足，现在看预期不稳。

第四，房地产投资存在不确定性。过去两年房地产投资经历了回升的周期，跟去库存，特别是棚改的货币化安置有很大关系，现在政策也在调整，房地产投资会不会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回落还未可知。

关于“稳投资”，王一鸣提出，第一，要澄清和统一思想认识。“现在一说扩大投资，很多人就会觉得你要放水了”，他认为，“稳投资没有错，不是一种罪孽，这个思想一定要纠正过来”。

第二，要避免投资的挤出效应，要更大程度的调动市场投资。“靠什么调动市场投资？就是加大改革力度，重构市场主体的信心”。

第三，政府适度加大新兴基础设施的投资，特别是5G、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投资，这个空间还是很大的。

樊纲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宏观调控并行不悖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樊纲表示，目前我国投资增长动力不足，各种增长要素都存在很多缺陷，劳动参与率也在下降、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更重要的是体制上还存在各种缺陷，因此需要供给侧机构性改革。

但不可否认都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涉及体制机制，“需要天天讲、年年讲，有些事情可能一时半会儿见不了效，但是现在就得做”，在樊纲看来，这是长期性的措施。“十八大三中全会定了那么多改革，这些年落实多少？这都是大家确实很着急的事情。但是你也看到了体制改革的难处就是它需要长期的坚持，长期地进行改革”。

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当长期性改革实现不了时，“短期要不要采取一些措施？”，樊纲认为，提出“六稳”就是在很多长期性的结构性改革做不动的情况下，需要采取一些短期措施维持稳定发展，而短期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需求侧的，包括财政的支出、货币的供应、利率、税率等等。

因此，在樊纲看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的宏观调整应该是并行不悖的。一方面要随时随地、时时刻刻推进改革。但是当经济出现波动的时候，也还是要理直气壮地采取一些宏观调控措施。

“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国家都是这么过来的，你想想他们这几年的宏观调控，就为了稳经济，负利率一下子执行那么多年。宏观调节起来也是毫不含糊的，一个件又一个件地采取各种措施”。

樊纲强调，不能供给侧改革迟迟不见效，也不在需求侧实行一些必要的调整、必要的调节措施。“这两方面都是需要的，当我们讨论改革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忘记，如果没有经济增长，一定的稳定的水平，很多改革也是难以顺利推进的。在经济不好的时候，有些人不改革的借口可能更强烈一点，我们怎么能够使经济保持平稳发展，才能实现长期的增长”。

但樊纲也认为，需求侧的调整一定是要有限度的，不能一说需求侧需要调整就变成“大水漫灌”。他还认为，08年金融危机时提出的四万亿政策并非“大水漫灌”，“当时说的是两年的支出，当时是把两年当中一般的政府转移支付投资都放进去凑了4万亿，它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口径，但是真正里边的刺激政策，什么叫刺激政策？是无中生有，得用债务支撑的刺激政策就那么两三千亿，真正的大头不在这儿”。“为什么出现大水漫灌？是一年增长了6万亿的地方融资平台贷款”，樊纲表示。

上述问题表示，由于中央政府要承担宏观调控的政策，包括要防通货膨胀，防债务率过高，而地方政府不承担此责任，因此，中央政府在调控当中要把握力度，要由中央政府负责，包括把地方债务等关进笼子里，让它起到该起的作用，地方政府的职责是地方发展、地方建设，宏观调控需要中央政府负起全部的责任，需要在热的时候压、冷的时候托，进行双向、逆向调节，这是中央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

魏杰 稳预期与保持经济向好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他指出现在有个现象，有钱了，项目也批了，可就是不干，就是因为预期不好，“稳预期实际上是很重要的一个稳”。

魏杰表示，2019年有两件事值得关注，第一件事，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年，40年改革的最大成果是使全体劳动者从无产者都变成有产者。人们有财富之后，最大的担心是财富安全问题，2018年人们预期普遍不好的重要原因，就是感到财富不安全，现在找不到安全性的资产，不知道什么资产是安全的，所以比较恐慌。

他认为，稳预期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要保证财产安全，“现在老百姓(48.850, -1.61, -3.19%)对未来的预期很差，实际主要来源于财富不安全，稳预期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财富怎么安全。”魏杰建议，我们在制定宏观政策的时候不仅仅考虑就业和增长问题，还要考虑老百姓财富安全。

“2019年稳预期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宏观部门要思考的问题，怎么样保证人们财富的安全，因为40年积累不容易，一旦出问题很麻烦。”魏杰还指出，2019年如果房价真要大跌，估计更麻烦。

第二个问题，2018年改革开放40年，一个重要的经济群体就是民营经济。民营经济对我们增长就业的贡献都在60%以上，就业贡献是80%以上，是一个庞大的群体。魏杰称，这个群体的预期好不好直接关系中国经济的增长。但民营经济2018年是预期最不好的一年。

为什么出现这种声音？魏杰调研发现，民营经济不是要优惠，只要公平、平等。并提出了两个建议：

第一，能不能搞理论创新？现在民营经济理论不能解释，现在理论只讲必要性，不讲必然性，反复讲就业增长之类的，好像“需要我们是无奈的选择、消灭我们是伟大的理想”，我们没法接受这种理论。

第二，法律必须调整。必须保证法律的公平、公正。“现在同样一个犯罪行为，发生在民营企业、国营企业，法律准则都不同，怎么让我们感到不安。”魏杰表示，2019年稳预期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要对民营企业这两个问题做出切实的调整才行，不能来虚的。

最后，魏杰表示，从2018年的情况来看，稳预期的这两件事在2019年一定要做好。一个是保证人们的财富安全，这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结果，人们变成有产者，财富不安全怎么能安全？第二，民营经济的预期一定要提高，理论创新和法律调整必须跟上才行。

汪同三 实现积极财政政策的完整性

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什么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完整性？汪同三认为，第一是如何保证财政收支平衡。第二是如何实现财政收支平衡。“从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讲起，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两句话非常重要，一个是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一个是要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积极的财政政策的第一条措施是什么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讲的是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

在其看来，要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必须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但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时候要注意到，任何一项宏观调控政策都有正面效果，但也可能产生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因此，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时候，要注意“完整性”这个概念，要最大限度地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的正面作用，同时把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限制在最小程度。

汪同三分析称，2018年的统计数字有三个方面值得重视，一是GDP的增长是6.6%。一个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是5.9%。一个是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只有3.8%。“非常简单的三个数字，就告诉我们现在应对下行压力，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要克服投资增长不足，因为投资的增长速度应该是7%-9%，但是我们实际的增长速度连6%都不够。在投资里面又主要是基础设施的投资增长相对滞后，只有3.8%”。

在汪同三看来，中央经济工作会把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作为第一条措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减税降费是最直接影响实体经济的。第二，降税仍有比较大的空间。更重要的是现在的减税降费措施与世界经济趋势相吻合。“特朗普带头实行减税措施，之后一些其它的经济体都不同程度地实施减税措施，我们现在把这样一个减税措施作为主要的一个措施方向，这是符合世界潮流的”。

显然，减税的同时必然会影响财政收入，解决财政收入的减少有两条路，一是增加赤字，另一个是减少财政支出。“我们现在更重要的是去研究如何在降税的同时实现财政支出的减少”。

汪同三还强调，减税必须有规模性，才可以产生作用。“去年我们大概减税1.1万亿，今年减多少还不知道。另一个要注意，减税的效果是递减的。今年减这样一个数量的税和明年再继续减这样一个数量的税，它的作用显然是会有差距的。这两条是我们应该注意的”。

许善达 调整国有资本布局是深化改革的关键之举

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

许善达认为，现在改革有很多措施需要做，但是优先的应该是考虑调整资本布局。

他进一步指出， 调整资本布局，第一项是调整国有资本划社保。

他认为，用国有资本降社保是国企也受益，民企也受益，因此降社保不是降国企社保率，是降全社会的社保率，这样就使国有资本的盈利、资本的价值，能够使全社会国企、民企都受益，而且使得国企的职工和民企的职工，包括农民工都受益。

中国社保缴费率高是共识，现在社保靠一般财政给补贴，这种方案也无法维持。所以，国务院2017年底做出决定，要划10%的国有资本给社保。但许善达认为，划10%是第一步，实际上10%是不够的。

而且2018年划的数量离国务院要求差得很多，据不完整统计，10%的概念大概有四到五万亿，但实际上，国资委公布的央企2018年只划转了几百亿，还没有到千亿数量级，离万亿差不多差两个数量级了。

“这是需要加大力度的，但是这个改革的工作难度特别大”，许善达指出，因为现在各地的缴费率水平是不一样的，不但各省不一样，有的市县也不一样，各地发放的水平也不一样，而且从省里来看，有的是收不抵支，有的收大于支，另外还包括央企的资本划给谁。

许善达认为，划国有资本降低缴费率，全国统筹这样一个方案需要很多的专家来共同设计，“而且推动这个方案，我觉得困难是非常大的”，他表示， 因为这涉及到所有的企业，涉及到所有的地方政府，包括涉及到央企，涉及到财政的收支平衡等等。许善达认为，需要专家们的团队，还需要国家在政治上要加强对这一项改革的领导，加大力度才能完成。

“这一点如果做得好一点，做得快一点，在我们国家整个经济发展中间会起到比较大的一个积极作用。”许善达说。

第二，国有资本布局调整还可以在去杠杆的问题上发挥作用。

他表示要把国有资本从一部分非国计民生领域退出来，然后补充到国有资本一定要干这样的领域去充实资本金。这样能够降低它的杠杆率，能够降低融资成本，同时也给民营资本带来一个新的投资空间。

第三，民营资本自身也有资本布局需要调整。

许善达称，现在有很多民营企业拿着股权去质押，结果借了钱去炒股，去搞房地产，不搞主业，这样一种方向是不应该提倡的。应该提倡的是融了资以后去投入研发、投入科技，发展经济。他认为，调整资本布局是现在在改革各项措施里应该比较优先考虑的一项。

刘世锦 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增长来源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

在谈到我国经济增长时，刘世锦预计，今后两年经济增速将维持在6%以上，2020年以后会下降到5%-6%之间，或5%左右，“这是符合规律的变化”。

此外，过去带动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基建、房地产投资、汽车等重要工业品，包括出口，都已经出现了历史需求峰值，正在寻找低速增长的均衡点，“潜力有限，效益下降，靠不住了”。

刘世锦认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来源有五个。第一，低效率部门的改进。他提出了两个典型领域，一是基础产业领域，由于行政性垄断带来的低效率、高成本，像能源、物流、通信、金融、土地五大基础性成本过高，就是由此产生的。这也是供给侧改革降成本的重点。再一个领域是城乡之间土地等资源要素不能充分流动带来的多方面的问题，抑制了很大的增长潜能。

第二，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和人力资本提升。首先，有利于扩大内需，更重要的是提升这部分人的人力资本。

第三，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这是中国经济需求增长的常规动力。这方面最值得重视的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

第四，前沿性创新。特别是在数字经济领域，数字技术领域，中国具有消费市场巨大、产业配套比较完整、易于形成商业模式和实用技术等等优点。

第五，绿色发展。他强调，绿色发展包括但不限于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能产生巨大消费创新和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实际上可以形成和传统工业化模式相竞争因过生的一种新的发展模式。

刘世锦认为上述增长来源有三个特点。第一，对市场经济制度、质量的要求都很高，“半拉子的市场经济是没法适应的”。所以，“必须下决心解决市场经济建设中的卡脖子问题。现在谈技术卡脖子谈的比较多，制度建设的卡脖子问题这一关必须要过”。

第二，虽然也会有一些热点，但是像以往基建、房地产、汽车等大容量的支柱产业基本上看不到了，增量更多的是以普惠的方式呈现。

第三，增长大部分都是慢变量，很长时间的努力未必见到很大的成效，立竿见影的情况不多了。

刘世锦认为，如果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是吃肥肉，进入中速平台以后的高质量发展就是啃硬骨头，“必须明确一点，我们讲的高质量发展其实也是一个高难度增长”。“我们现在要真正利用好这五大增长来源，必须下决心实质性地推动改革。具体来讲还是按照十九大讲的，就是产权保护、要素市场化为中心，但是要突出重点，主攻土地、国资、国企行政性垄断行业、服务业开放、金融财税社保等领域的改革，这些领域的改革我以为也不需要出台新的文件，把十八届三中、五中全会和十九大文件关于相关改革的论述落到实处，就会有很大的进展”。

刘世锦还强调，全面清理和改革政府管理产业和企业的方式，要从过去制定计划经济色彩比较强的规划，制造寻租机会，切实转变到建立和维护公平市场秩序的平台上来。“如果咱们的政府部门确实比企业知道的多，你可以通过发布信息，预测和研究成果来引导社会预期”。

在谈到改革的目标时，刘世锦认为应该提出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的目标。一方面是适应国内“高难度增长”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适应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竞争的需要。

姚洋 中国需要适应低速增长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姚洋认为，中国要适应低速的增长态势。我们已经告别了出口导向的扩张型的增长模式，我们的工业化的顶峰已经过去了，去工业化已经开始，服务业成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部门，我们的人口红利进入了消退期。

他指出，出口导向发展模式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已经达到顶峰，在2006、2007年已经达到顶峰，之后就开始下降，预计还是会进一步下降，“因为日本只有17%，美国只有10%，我们仍然是在18%左右”。

“去工业化也已经开始，”姚洋表示，中国在新世纪头十年工业增长相当于之前40年的增长，是无与伦比的增长，但是2010年以后，工业化就调转了，现在已经开始了去工业化。 与此同时，劳动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2010年达到顶峰，之后开始下降。

去工业化的后果是经济增长减速，外需增速下降了，服务业的技术进步率比较低，这是我们的挑战。但去工业化也带来很多好的后果，姚洋认为，这带来了劳动收入占比的上升，收入分配格局在改善，国内消费的比例在上升，储蓄占比在下降。

姚洋认为，和世界各国相比，中国这些情况并不特殊，日本的转折点是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它的消费率达到最低。日本和中国的情况相差不大，它的最低点是52%，中国是50%左右。韩国是1988年基本上是工业化顶峰结束了，日本也是在那个时候被迫转型。

中国未来经济增长速度是什么样？姚洋称，日本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

1973年—1993年，日本增长速度平均只有2.8%，日本在70年代、80年代垄断了世界几乎所有的创新，但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只有不到3%。“我们老说创新能够提高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其实创新是提高不了的。”

张维迎 什么推动了中国40年的高增长？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张维迎表示，中国经济最需要的是“变”，只有变、只有改革才能“稳”。

据中国经济增长数据，2007年之前东部增长最高，西部和中部最低。2007年之后，则是西部增长最高，中部次之，东部最低。“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地方，恰恰是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最低的地方。由此，能不能由此得出一个结论，说有一个‘中国西部模式’。西部的制度有优越性，东部应该向西部学习？”，张维迎反问道。

“大家可能都觉得很荒唐，中国模式的基本结论就是这样的”，张维迎表示，“（很多人说）过去40年，中国比西方增长好，有中国模式的优越性”。

张维迎指出，上述观点的错误就在于把经济看成“静态”的，而经济实际上是动态的，“市场化是一个过程”。

“如果我们从过程来看，这个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张维迎表示，由于中国东部地区的市场化远早于西部地区，所以，越市场化程度高的地方增长得越高。

此外，在国有部门方面，国有部门退出越快的地区，经济增长越好，而私有部门和外资企业进入越高的地区，经济增长也越好。“所有这些数据得出的结论都是非常非常一致的”，张维迎补充道，凡是“国退民进”的地方，增长比“国进民退”的地方要好，无论是按照工业资产的比重来算，还是按照就业的比重算，结论都是非常一致。

张维迎强调，中国未来的增长须依赖于创新，尽管刚刚起步，但通过数据可以看出，市场化程度高的这些地区，其R&D的投入就比较高、研发密度也比较高，新产品销售占总销售的比例也比较高，即越市场化程度高的地方，创新的水平越高。

另一方面，按照人均政府部门来算，一个地区的政府部门越多，人均专利越少，越缺少创新性。“国有部门的教育比重越高的地方，人均专利也越少。其它的数据跟我们都是非常一致的结论，凡是国有资产比重高的地方，工业R&D研发密度就低。民企和外资企业比重高的地方，R&D研发密度就高。国有部门高的地区创新能力就差，民营部门和外资部门高的地方，创新能力就高”。

张维迎强调，“尽管我们有好多中国的特色，但是由于走了邓小平的改革道路，所以我们取得了很好的成就，而不是由于我们有了那些中国特色，取得了好的成就”。

“最后我用哈耶克的这句话，事实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对事实错误的理解就会改变事实的本身”，张维迎表示。

刘尚希 以所有权结构化、社会化推进要素市场化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

刘尚希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问题是要素市场化改革的问题，而要素市场化的改革，其实涉及到所有权的结构化和社会化的问题。怎么通过所有权的结构化、社会化来推进要素的市场化呢？其实就是一个产权制度问题。

他指出，我国由于产权制度不完善，工业条件下的要素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收益权的不够清晰，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受到多种束缚，造成了要素收益流失、交易成本偏高、资源错配、生态环境、相关领域体制改革推进艰难的问题，妨碍了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刘尚希认为，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是市场高效运行的基础，要实现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有效结合，必须构建公有制条件下的产权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这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开拓创新。

“所有权清晰、产权不清晰，这是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待解决的基础性问题。”刘尚希表示，产权是市场经济的基石。但为什么说产权是市场经济的基石，而并没有说所有权是市场经济的基石？

他认为，这是因为所有权强调的是占有，而产权强调的是使用。占有是静态的，并不会带来财富。而只有使用才能创造财富，才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只有拥有产权，才可能真正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产权才是市场经济的基石。

“我们一谈到产权改革，有的就认为是私有化，其实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理解。”刘尚希表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是公有制、私有制，要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要实现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都离不开产权这个桥梁、中介。离开了产权，要素的优化配置是不可能实现的。要素不能优化配置，生产率也不能得到发展，那就谈不上创造财富。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产权和所有权划等号，产权源自于所有权，但是又超越了所有权。”他表示，在这个意义上讲，公有制、私有制是生产关系层面，产权更多地可能是在生产力层面，生产要素配置层面。

最后，刘尚希还就怎么推进改革谈到了自己的建议，以中央对地方的确权为主线，构建财产权和行政分离运行的制度框架。

他认为，中央对地方实际上没有从产权的层面上进行确权的，我们是国家所有，但是地方在管理，实际上行使的是所有权。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与地方对于产权，使用权、开发权、经营权、收益权等等在这方面没有做出明确的划分，导致权属不清晰。同时中央与地方产权不清楚的情况下，财产权和行政权混合在一起运行，导致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总是受到各种行政权力的干预，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

“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基础性的制度，核心应当是推进产权制度的改革。我们要创新在公有制条件下的产权理论，来推进我们产权改革的实践。”刘尚希说。

黄群慧 中国制造强国战略需要调整吗？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黄群慧表示，2015年5月19号，我国提出中国制造2025战略，该战略的提出是基于两大方面的考虑，一是国内制造业从大到强的转变的需要。另一个是应对新工业革命的挑战的需要，尤其是发达国家提出了一系列制造业振兴规划，包括再工业战略等等。

黄群慧表示，理解中国制造2025的规划需要从三个方面的核心内涵看，一个是目标，我国把国外制造强国分成了三个方阵，最上面是美国，接下来是中等层面，接下来是刚步入制造强国的一系列国家，“我们制定的是2025步入制造强国方阵，2035达到中等水平，2050能够赶上美国”。

由此形成了第二个层面的一系列政策框架，即“五大工程”，集中了十大领域，各个省市都纷纷出台了一系列地方行政方案。在此基础之上出台了庞大的产业政策体系。“这个体系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也随之产生一系列的问题，就是产业政策的一些选择性问题”，黄群慧表示，“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美国人把矛头指向了它。现在大家都比较关注这个问题，其实我们认为制造强国战略本身对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没有发生改变，中国现在这个阶段，振兴制造业，推进制造业效率的提升是我们走出中等陷阱的必要步骤”。

但他强调，不能把制造强国战略完全对等于“中国制造2025”。“我的一个建议，需要从强调推进中国制造2025转向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这个转向本身意味着政策思路的转变，从赶超对标，包括我们试点、示范这种推动的选择性产业思路，转向强调公平竞争，完善产业创新发展基础的功能性产业政策的转变，尤其是要发挥好竞争政策的基础作用”。

他提出了四个方面的战略调整方向：第一，在总体的战略的目标上，要弱化把国外分为几个方阵，分别对标和赶超，而要强调构造中国制造业的核心能力，为全球制造业发展做出原创性贡献。

第二，在具体的发展思路上，要弱化重点产业的领域选择。“我们抛开强调补贴，要强调的是知识产权保护和竞争中性的企业改革，尤其是我们应该强调共性科研的基础能力的补足”。

“具体任务我们强调五大工程，包括智能制造、绿色制造、高端制造、服务型制造，但这些都是可以具体推进的，但是还应该更加强调服务型制造和制造业的品质革命。因为中国制造业的品质基础没打好的话，很难谈所谓的制造强国”。

徐忠 对改革决策中一些现象的思考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

徐忠表示，推动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建立规则明确、透明、市场化、法治化的高水平的市场经济体系，而要实现上述目标，则要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有效性和精准度。

“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决定，明确了改革的总体框架，为改革做好了顶层设计，以此为指引，机关干部白加黑、5+2加班加点出台改革方案。社会上对一些重大改革措施的评价并不一致，还有一些人表示一些改革的实际获得感并不强，这就需要我们仔细审视这一问题”，他说。

在仔细翻阅已经出台的政策文件后，徐忠称，第一，从决策机制上看，有的文件表述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保持一致，但一些改革的难点和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往往没有提到。“我想这背后可能是政策文件的制定过程和决策机制有关”，徐忠解释，大部分文件是由处长们起草的，但在交流时会发现各部门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存在分歧。这种分歧可能是因为认识上的差异，也可能是有部门利益的考虑，很难协调一致。但处长们没有调整立场、相互妥协的权利，但文件的出台是有时限要求的，“所以就把有分歧的问题从文件中拿掉”。徐忠称，被拿掉的有分歧的内容恰恰是改革真正需要推动解决的重点和难点问题。

第二，从文风上看，文件追求大而全、面面俱到，但具体怎么改，往往语焉不详，需要相关部门出台细则才能执行。在其看来，我国政策文件大多结构工整相似，涵盖改革的方方面面，从形势研判到改革的必要性，从指导思想到基本原则等等。但是对政策的细节表述比较少，很多用鼓励、支持等表述。但如何鼓励和支持，并不清楚。“为什么会有以文件落实文件，一个原因就是上一级文件没把细节讲清楚，事实上多个文件出台，实际效果达不到预期目的，也会影响市场主体的预期”，徐忠表示，“当然这可能也与中国的文化心理有关，不愿意把事情用老百姓(48.850, -1.61, -3.19%)能懂的语言讲清楚，也不屑于描述具体的过程，而是见大不见小，喜欢写大文章”。

第三，很多文件仍没有体现政策制定的科学性，体现市场化导向，以及系统化的分析框架。而往往是为了短期目标，用行政化手段去改变长期性制度，“而制度保持稳定实际上是稳定预期很重要的关键”。

第四，从执行上看，立法存在部门化现象。徐忠认为，行政部门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无法真正体现市场化和法治化。“立法部门委托行政部门立法，法律、规章制度出台需要各部门之间自下而上沟通协调，负责起草文件的司长发现各部门意见不统一，不能写进法律里，只能大而化之，结果法律、规章制度落实不得不依靠行政部门出台相关细则，明确标准和操作程序，这就赋予了行政部门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导致高标准立法、普遍性违法、选择性执法，同样的规则因为执行部门的自由裁量权过大而产生选择不同的效果，必然会扰乱市场预期，冲击市场信心”。

徐忠称，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的改革，客观看成绩是实实在在的，人们群众对进一步深化改革、释放改革红利充满期待。在此背景下，只有进一步改进决策机制，改革问责机制，改革文件的设计理念，改革文风，才能巩固改革的预期，增强市场主体及中国经济发展的市场信心。“当然改革方案改革了，也会改善公务员的生活和工作质量”，他说。

新浪财经 – 精简版

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9年年会2月16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召开，今年年会的主题是“如何实现‘六稳’，保持经济长期向好”。由于议程设置改革，这次年会发言嘉宾数量之多是空前的，信息量之大也是空前的。嘉宾发言中以下内容值得关注。

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 楼继伟：

1． 一段时间党组织在民营企业中的作用被炒作，说党的作用代替公司的决策，对民营企业的信心影响很大。

“我们在有党员的各类企业里建立党组织，目的是为企业的党员提供管理和服务，团结凝聚员工遵纪守法，遵守企业规章制度，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这也有利于企业的加强管理，有利于推动企业健康发展。”

总书记说的，去年11月7号进博会期间视察企业的时候讲的，清清楚楚。这些话我觉得很多人都不知道。另一方面被炒作。你再看学总书记讲话，很多东西如沐春风，都是这些话，真正实事求是的，我认为这是纠偏。

2． 下一个趋势，围绕着高质量发展，经常听到“新旧动能转换、创新驱动战略”。一点错没有，但是更重要的大家不要忘记，是资源优化配置机制，这个最重要。这是对就业、消费、投资内生性的提升是一种优化，这方面我看到了有些比较好的变化，但是很多的内容还没有真正展开。

“稳就业”话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蔡昉：

经济下行和劳动力市场表现、劳动力短缺，两个谁是原因、谁是后果？其实唯一的解释就是人口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符号性的变化。因此，所有决定了支撑我们高速经济增长时期的人口因素和经济增长变量都会发生变化。因此因果是反过来的，是我们人口红利消失出现了劳动力的短缺，而劳动力短缺也决定了人力资本的改善速度的下降，投资回报率的下降，以及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减慢，因此导致潜在增长率的下降。而这个趋势还在继续。

“自然失业率并不自然”，这是劳动经济学的一句名言，意思是说你仍然可以通过培训等各种服务降低自然失业率，这是我们要做的。第二，潜在增长率仍有潜力。也就是说潜在增长率也不是命中注定的，但是不能靠刺激超越它，而是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通过改革，通过提高要素供给和配置。这样既可以稳增长，也可以避免刺激带来的副作用。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顾问 宋晓梧：

在劳动本系统内，就业、工资、社保，就业应该是第一位的，在不影响就业的情况下，应该可以适当地缓调最低工资标准，可以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这个情况在世界各国都有，比如美国的“2009法案”，就可以缓交失业保险费。德国、新加坡都有这种情况，就是在面临比较大的失业危机的情况下，比较大幅度地降低养老保险缴费。

中国的情况，我所强调的，我们不能够让各个地区去自己决定缴费，那就乱了，一定要尽快实行基本养老保险的全国统筹，要统一缴费率，统一缴费基数。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都阳：

第一，自然失业率为主的失业率是我们针对结构性失业做出更多的工作，而结构性失业有可能是更精准地制定政策。

第二，当面临就业困难的时候，往往倾向于限制劳动力的流动。但是我们的一些研究发现，鼓励劳动力流动实际上是有利于在就业困难的时候促进就业的。

此外，采取一些被动性的措施，特别是对于失业保险体系的改革，也是有利于保持就业平衡的。

“稳金融”话题：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黄益平：

民营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在中国这个问题很突出。第一是金融体系的特征所决定的。第二，跟过去的金融意志有关系。

怎么办？第一，利率市场化很关键。简单说就是风险定价。利率市场化不仅是控制风险的问题，提高资金配置效率的问题，是金融机构能不能真正为小微企业、民营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一个基本前提。

第二，发展资本市场很重要，但是要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根本上还是要回到银行怎么解决问题，这就是有一个风险定价的问题，利率市场化，有一个怎么样取消不公平的担保的问题，和怎么解决风控。

第三，怎么规范非正规金融部门，但是不能消灭非正规金融部门，影子银行也好，金融科技也好，确实带来了一些风险，但实际上它对实体经济是有需求的，它是金融市场化的一种实实在在的体现。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张晓晶：

企业的杠杆率为什么会这么高？问题在于我们的政府杠杆率太低。所谓“太低”是显性杠杆率太低，我们才36%、37%左右。这么低的政府杠杆率加上一个这么高的企业杠杆率，就发现问题所在了。也就是说这个中间，企业杠杆率160%左右，其中将近55—60%左右是融资平台以及相关的隐性债务。也就是说这些部分本应该可以纳入部门的，如果纳入政府部门，政府部门杠杆率现在会上升91%以上。

为什么没有纳入？是因为有了新的《预算法》。但是从宏观经济角度，最终是由政府来承担责任，也就是说最终的杠杆率风险来自于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合在一起的总杠杆，这个杠杆率是非常高的。

我们怎么来去杠杆？第一，要稳，从需求侧要稳。怎么稳？稳住总杠杆，其中必须是中央政府来发力，它来降杠杆。进是什么？传统企业的弊端必须通过改革的方式把它消除。

证监会副主席 方星海：

有人批评我，说方星海没抓住重点，IPO定价不改，想去改二级市场的价。其实是这样的，二级市场的价改起来相对来说容易一点。二级市场的价格改革如果改好了，能够很快地达到二级市场的均衡点以后，其实是为今后IPO价格的改革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参考，否则IPO的价格改革没有参考。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 李扬：

目前中国经济形势比较严峻，金融问题恐怕是更为严峻，其中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愈演愈烈，最近几年采取了很多措施，但是不见效果。我觉得需要再次向日本学习。

学什么？学三点：

1．中央政府统一规范、统一组织、统一监管地方融资，现在还没到能放的程度。

2．银行应当从背后跳到前面来，应当规定它是可以为地方政府债务融资，但是要有严格规定。

3．可以成立一个专业化的、政策性的为地方政府融资的机制。把地方政府的债务放到笼子里。

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 李波：

中国资本市场我概括为5个不足：

1．市场自治不足，我们的市场行政干预是比较多的。2．中国的市场对投资者的保护不足。对投资者的保护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司法救济。咱们国家投资者去告是比较费劲，告赢更难。二是监管力度也不足。3．咱们国家的长期稳定的机构投资者的分量不足。4．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不足。我们的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不仅比发达国家差，比主要的新兴市场国家都要差。5．区域市场发展不足。

重点提两点，一个是证券监管，核心应该是信息披露，而不是用来判断一个公司的质量，也不是由政府来决定或者来维护特定水平的股票指数。所以，应该更快全面引入注册制改革。第二，应该大力推进养老保障体制改革，如果想提高我们长期稳定的机构投资者的分量，养老保障体制改革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

“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话题：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刘元春：

目前投资下滑速度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基本上构成了一种断崖式的变化。

综合得出的结论是：第一，投资增速下滑具有必然性。第二，短近期存在着过度调整的风险。第三，储蓄增长速度依然在5%—9%的区间，投资增速不宜过高，也不宜过低，7%—9%的区间，在逆周期环境中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区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王一鸣：

投资已经进入下行通道。这是符合转型期基本特征的，应该说有一定合理性。但对比日本和韩国转型期的情况，我们下降幅度要比他们大很多。稳投资是有特定内涵的，确实降幅太大了。

稳投资提几点建议：

第一，要澄清和统一思想认识。现在一说扩大投资，很多人就会觉得要放水了，又像1998年、2008年，这个很麻烦。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资本存量和人均的资本存量比发达国家低得多。稳投资没有错，不是一种罪孽。这个思想一定要纠正过来。

第二，要避免投资的挤出效应，提高债务率，要避免这些问题，更大程度调动市场投资。靠什么调动市场投资？就是加大改革力度，重构市场主体的信心。

第三，政府适度加大新兴基础设施的投资，特别是5G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投资，这个空间还是很大的。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樊纲：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的宏观调整应该是并行不悖的。一方面要随时随地、时时刻刻要推进改革。但是当经济出现波动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理直气壮地采取一些宏观调控的措施。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不能因为供给侧改革迟迟不见效，也不在需求侧实行一些必要的调整、必要的调节措施。这两方面都是需要的。

大家一说起来是四万亿，其实四万亿，当时说是两年的支出，是把两年当中正常的一般的政府的转移支付那些投资都放进去凑了4万亿，真正里边的刺激政策，无中生有、得用债务支撑的刺激政策就那么两三千亿。为什么出现大水漫灌？是一年增长了6万亿的地方融资平台贷款。

教训是什么呢？地方政府不承担宏观调控的职责，中央政府调控要承担宏观调控的政策，包括要防通货膨胀，防债务率过高。因此，中央政府在调控当中要把握力度，包括把地方债务关进笼子里。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魏杰：

稳预期排在最后，但实际很重要，为什么现在有钱，项目批了，就是不干，因为预期不好。

2019年稳预期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怎么保证人们财富的安全，因为40年积累不容易，一旦出问题很麻烦。我估计2019年如果房价真要大跌，估计就更麻烦一点。整个老百姓(57.640, 3.22, 5.92%)对未来的预期很差，实际主要来源于财富不安全。所以，稳预期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财富怎么安全是一个大问题。

第二个问题，2018年是中国民营经济预期最不好的一年。民营经济实际上一再告诉我说，不是要优惠，只要公平、平等，提出两个建议：第一，能不能搞理论创新？现在民营经济理论不能解释，现在理论只讲必要性，不讲必然性，反复讲就业增长之类的，好像需要我们是无奈的选择，消灭我们是伟大的理想，我们没法接受这种理论。第二，法律必须调整。必须保证法律的公平、公正。现在同样一个犯罪行为，发生在民营企业、国营企业，法律准则都不同。

所以，2019年稳预期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要对民营企业这两个问题做出切实的调整才行，不能来虚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汪同三：

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时候，要注意“完整性”，就是说怎么样才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的正面作用，同时又要把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限制在最小的程度。

2018年的统计数字有三个值得重视，一个是GDP的增长，是6.6%。一个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是5.9%。一个是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只有3.8%。告诉我们现在应对下行压力，一个重要方面是要克服投资增长不足，因为投资的增长速度应该是7%—9%，但是我们实际的增长速度连6%都不够。在投资里面又主要是基础设施的投资增长相对滞后，只有3.8%。

减税同时必然会影响财政收入，财政收入减少了，怎么去解决？有两条路。一个是增加赤字，另一个是减少财政支出。现在更重要的是要去研究如何在降税的同时实现财政支出的减少。

“综合改革”话题：

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 许善达：

咱们现在改革有很多措施需要做，但是现在比较优先的应该是考虑调整资本布局。

调整资本布局，第一项是调整国有资本划社保。国务院2017年底做出决定，要划10%的国有资本给社保。我现在想划10%是第一步，实际上10%是不够的。但这个方向应该明确。

第二，国有资本布局调整还可以在去杠杆的问题上发挥作用。如果我们把国有资本从一部分非国计民生领域退出来，然后补充到国有资本一定要干这样的领域去充实资本金，能够降低它的杠杆率，能够降低融资成本，同时也给民营资本带来一个新的投资空间。

第三，民营资本自身也有一些资本布局需要调整。我们应该提倡的是他融了资以后去投入研发、投入科技，这样发展经济，如果把股权质押的钱都去炒股票、搞房地产，这也不是一个好的资本布局。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 刘世锦：

如果说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是吃肥肉，进入中速平台以后的高质量发展就是啃硬骨头。

高质量发展其实也是高难度增长。所以，现在要真正利用好这五大增长来源，必须下决心实质性地推动改革。具体来讲还是按照十九大讲的，就是产权保护、要素市场化为中心，但是要突出重点，主攻土地、国资、国企行政性垄断行业、服务业开放、金融财税社保等领域的改革，这些领域的改革我以为也不需要出台新的文件，把十八届三中、五中全会和十九大文件关于相关改革的论述落到实处，就会有很大进展。

我想强调一点，全面清理和改革政府管理产业和企业的方式，要从过去制定计划经济色彩比较强的规划，手里老想抓一把米，实际上是要制造寻租机会，下指标、戴帽子、挂牌子、发票子，切实转变到建立和维护公平市场秩序的平台上来。如果政府部门确实比企业知道的多，你可以通过发布信息，预测和研究成果来引导社会预期。

改革目标也应该有相应调整，应该提出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这样一个目标。一方面是适应国内高难度增长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适应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竞争的需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姚洋：

有一个讨论比较少的问题，就是去工业化开始。在新世纪头十年工业增长相当于之前40年的增长，是无与伦比的增长，但是2010年以后，我们的工业化就调转了，现在已经开始了去工业化。劳动人口占全部人口比例，很明显，刚好2010年达到顶峰，之后开始下降。

去工业化的后果是经济增长减速，外需增速下降了，服务业的技术进步率比较低。这是挑战。但去工业化也带来很多好的后果，比如劳动收入占比上升，收入分配格局在改善，国内消费比例在上升，储蓄占比在下降。在危机之前老说中国经济失衡，实际上再平衡已经发生了，而且发生得相当快。中国再平衡发生之后，很难再说我们是一个投资推动的经济。

中国未来经济增长速度是什么样？日本给了很好的启示。日本在1973年石油危机之前的20年的平均增长速度是9%点几，1961年是10.5%，跟中国危机之前差不多。最重要的还是中间这一段，1973年—1993年，日本平均只有2.8%（增长速度）。

老说创新能够提高经济增速，其实创新是提高不了的。日本在70年代、80年代垄断了世界几乎所有创新，但经济增长率只有不到3%。当然在过去20年，只有0.2%。对中国来说有极高参考价值，中国当然会比日本做得好一些，因为中国地大物博，地方很多，同时我们还有改革动力，但我估计离这个数不会差很远。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张维迎：

中国经济最需要的是“变”，只有变、只有改革才能稳。

尤其看过去几年，2011—2016年的数据，凡是“国退民进”的地方，增长比“国进民退”的地方要好，无论是按照工业资产的比重来算，还是按照就业的比重算，结论都是非常一致的。

中国经济学家一定要区分开，尽管我们有好多中国的特色，但是由于走了邓小平的改革道路，所以我们取得好的成就，而不是由于我们有了那些中国特色，我们取得了好的成就。

我用哈耶克的这句话，事实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对事实错误的理解就会改变事实的本身。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 刘尚希：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核心问题其实就是要素市场化改革的问题，而要素市场化改革在我们国家来看其实就是涉及到所有权的结构化和社会化的问题。怎么通过所有权的结构化、社会化来推进要素的市场化呢？其实就是一个产权制度问题。

要实现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有效结合，必须构建公有制条件下的产权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这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开拓创新。

第一个看法，所有权清晰、产权不清晰是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待解决的基础性问题。

第二个问题，产权的构建过程就是“民失利器”过程，要素市场化配置的过程。

第三个看法，以中央对地方确权为主线，构建财产权与行政权分别运行的制度框架。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黄群慧：

制造强国战略本身对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没有发生改变，中国现在这个阶段，振兴制造业，推进制造业效率的提升是我们走出中等陷阱的一个必要步骤。但问题是我们不能把制造强国战略完全对等于“中国制造2025”。需要从强调推进中国制造2025，转向现在提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第一，在总体的战略的目标上，要弱化把国外分为几个方阵，然后分别对标和赶超，而要强调我们构造中国制造业的核心能力，为全球的制造业发展做出一些原创性的贡献。

第二，在具体的发展思路上，要弱化重点产业的领域选择，突出新工业革命背景下，一般美国、德国的规划不会具体到有利于促进中国制造业效率和能力提升的竞争中性的功能性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我们抛开强调补贴，而要强调的是知识产权保护和竞争中性的企业改革，尤其是应该强调共性科研的基础能力的补足。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 徐忠：

推动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建立规则明确、透明、市场化、法治化的高水平的市场经济体系。要实现这个目标，有一个问题要解决，即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有效性和精准度。

仔细翻阅已出台的政策文件，有以下几个观察：

第一，从决策机制上看，有的文件表述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保持一致，但是一些改革的难点和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往往没有提到。实际上是分歧的内容被拿掉，而有分歧的内容恰恰是改革真正需要推动解决的重点和难点问题。

第二，从文风上看，文件追求大而全、面面俱到，但具体怎么改，往往语焉不详，需要相关部门出台细则才能执行。

第三，文件能否体现政策制定的科学性，体现市场化导向，以及系统化的分析框架，有很多文件中还是没有体现。往往是为了短期目标，用了行政化手段去改变一些长期性制度，而制度保持稳定实际上是稳定预期很重要的关键。
第四，从执行上看，立法部门化。行政部门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无法真正体现市场化和法治化。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 王建：

一定要走出认识的误区，才能够走出经济低谷。

什么是认识的误区呢？我认为是两个。第一，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阶段已经到了应该下行的时候，速度就应该低。这个认识的产生，是对一元社会结构来看，但中国是二元社会结构，用一元结构的规律来看它就不对。

中国是二元社会结构，我们的经济增长高峰一定是两个，不是一个。更大的经济增长高峰是十亿人的房车消费，是十亿人从小康水平的消费，像三亿先富人群一样进入到一个现代化的消费水平。这一波的消费，他们所引领的经济增长周期会更高、更长。

第二个错误的认识，觉得降速是对的，就是因为基数大。基数大就应该降速，这是普遍规律，但这个规律是对一元社会说的，不是对二元社会说的。

责任编辑：张海营

作者：黄喆

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五花八门的APP正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只要你需要的，都能在手机上找到相应的APP。

但信息技术是把“双刃剑”，它为社会公众生活提供便捷的同时，个人隐私信息泄露等现象也屡见不鲜。有的APP未经许可就泄露用户通讯录，导致用户不堪其扰。特别是近期有的企业不仅疏于保密措施，甚至被曝出侵犯用户隐私的行为，给用户造成损失。

我们的社会进入了个人征信时代，征信里面的一部分信息涉及公民核心隐私，如果被别有用心的犯罪分子拿到的话，危害很大。从个人来看，最常见的就是骚扰电话，这是一种不可预期的烦扰，个人信息泄露严重侵害公众的安宁权。

从社会层面来看，从某些个人信息中能分析一个人的行为特征和作息规律，这就为不法分子准确、定向犯罪提供了可能，提高了犯罪的针对性，对社会公共生活和安全的威胁明显增加。

北京消协曾针对手机APP个人信息安全问题，进行过一项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有89.62%的人认为手机APP存在过度采集个人信息，79.23%的人认为手机APP上的个人信息不安全41.16%的人在安装或使用手机APP之前从来不看授权须知。被调查者最担心被采集的个人信息是身份证号和银行账号，最担心出现的问题是个人信息被贩卖或交换给第三方以及被利用从事诈骗和窃取活动。

年初，1月25日上午，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四部委召开新闻发布会，联合发布《关于开展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专项治理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决定自2019年1月至12月，在全国范围组织开展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专项治理。此公告力度空前，正式将个人信息保护提到了立法层面，这无疑给滥用和贩卖用户隐私的APP平台敲响了警钟。但当前用户个人信息保护的核心还是在于平台提供者，主动权还在他们手中，用户个人信息安全与否，将取决于平台方对《公告》要求的执行程度。

那么，除了立法层面，能不能运用某种技术做出一款能管理数据隐私、整合用户数字资产、让用户能明明白白把自己的数据资产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工具呢？

阿保 – 小程序

对于公众个人信息保护不断增长的需求，阿尔山区块链联盟，作为一家专注于区块链技术，集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为一体的全球化技术驱动型科技公司，一直关注并不断尝试运用区块链技术，打造安全、易用的数字资产管理工具，经过不懈努力，终于研发出一款集登记、托管、授权、评级等功能于一体的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资产管理应用——“阿保”小程序。

在“阿保”中，我们重新定义了数字资产，将所有有价值的，或者能带来价值的一切数据信息，都称之为“数字资产”。

这其中包括现实资产、个人信息、行为偏好等数据。

只要用户觉得有价值，哪怕仅仅是一条语音，一段文字，都可以在“阿保”中进行登记。“阿保”会为用户以及用户的资产生成一个独一无二的身份信息，任何人都无法篡改，充分保障用户的资产所有权，同时，用户也可以邀请朋友、第三方机构、或者任何人来证明用户资产的真实性和所有权。

不仅如此，用户还可以在“阿保”中充分使用自己的资产数据，可以将资产授权给任何人或机构来查看，不论是谁想要查看用户的资产数据，都必须得到用户的授权同意，真正将用户的数据归属于用户个人，实现“我的数据我做主”。

“阿保”在安全方面也做到了极致，采用可信赖的身份认证机制以及生物识别技术，通过多重签名及多重安全认证来保障用户的数据资产安全。

其实，阿尔山区块链联盟打造“阿保”的初衷很简单，就是想让用户能自己管理自己的数字资产、隐私数据，所有权真正归属于个人，因为这些数据只是用户把它们托管在了各企业的服务器中，并不属于这些企业。

其次，企业拿到使用者的个人数据，在利用这些数据时，应该给予用户知情权和选择权，让用户知道你用这些数据干什么，用户也有权拒绝你使用这些数据做某些事情。

“阿保”小程序作为一款数字资产管理工具，是阿尔山主导建立的“基石链生态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在推进“阿保”小程序研发的同时,阿尔山也在尝试将区块链最前沿的技术应用于更多场景：

阿尔山溯源小程序、数字资产浏览器、交通事故快速处理小程序等等，这些实用、易用、安全的小工具已经在很多实际场景中发挥着大作用。

前沿技术只有服务实体经济，才是硬道理，才能实现真正的价值传递。

订阅号：基石链联盟

功能介绍：致力于构建基石链技术体系和基础设施，打造全球最大、最具实用价值的区块链生态，形成完整的区块链价值体系。

神吐槽：类似公信宝吧，国家队做的产品。

金融供给侧改革是什么？

小红圈圈友付费提问：我这里分享一下。

我就简单说三点：四大行给民营企业做金融服务太贵了成本太高，是不会有动力的。

中央想发展普惠金融

全世界的参照物我可以举出两个：

1. 台湾曾经出现过类似民营企业金融困境情况后来台湾成立了一个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银行，规定只能做限制金额以下的贷款。
2. 参照美国，美国每个州都是各州地方的银行能服务到本地的企业金融需求。

但是这两个参照物我觉得在中国都不容易实现，首先台湾体量就是中国一个省，所以台湾的解决方案不一定能复用到中国，成本仍然会高。其次美国各州州权很大，中国是中央一盘棋的央地关系，完全不同，很难指望中国各省能复刻美国各州的商业行模式。

所以中国要怎么搞还是看中央具体对策，现在说金融供给侧改革要把小额贷款公司改造一批成为商业行，灵哥也不知道到底可行不可行。

所以还得具体看中国特色。

中央与新乡绅共治

其次，我个人认为中国这样超大型国家做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想达到民营企业的理想期望值是比较难的。

但不是没办法，出路就是中央与新乡绅共治。

古代中国是靠乡绅治理县以下乡镇，天子与乡绅共治天下，天子管理国家权力只到县为止；

以后小微企业（300万年收入以下）就是新的乡绅，国家不收税，新乡绅负责几个人就业能交得起社保就可以了。

国家会想办法给小微企业降税减费、这种国家层面的减免获得感远比各种金融政策的获得感易操作，成本低。

靠阿里美团这种平台公司

美团可以给餐厅做金融服务，拼多多阿里可以给工厂做金融服务。

每个行业形成平台，然后你的流水在平台上跑，平台对你知根知底当然愿意给你提供金融服务，而且有大数据管理坏账率，加上你本身在平台的流水，信用，押金都能成为平台的质押品，当然贷款服务会又便宜又便利。

总之，国家金融供给侧改革这事儿值得关注，但最终能让民营企业有获得感的解决方案无非以上三种。

TOMMYTP先生：周末正好和朋友（公务员）吃饭，看他拿个手机在考试，正好就是金融供给侧改革的一些题目，说明国家对此政策的力度和强度不一般。

我的看法： 过去的实业供给侧改革均是杠杆哄抬价格起飞了事。

金融供给侧改革， 这次我看没啥不太一样。

微博@丁辰灵

为什么渐进式去中心化才是区块链的希望？

人人都知道，“去中心化”是区块链的最大特点和优势，然而去中心化往往依托于区块链严格的「不可篡改」特性。

这是一把双刃剑，虽然实现了安全，但彻底抹杀了开发的灵活性，让开发团队举步维艰。

本篇文章中，“以太猫”产品开发总监Arthur Camara，以以太猫这款现象级的产品在开发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为例，提出了“渐进式去中心化”的概念。

在智能合约中建立机制，给予创造者特殊的权力，然后以透明且系统性的方式逐步将这些权力锁定起来。

让区块链开发既不失安全，又有更多的灵活空间。

一年前，当我们发布CryptoKitties（迷恋猫，也叫以太猫）时，我们并没有选择通过 ICO进行融资，而是建立了一个可持续的收入模式。

这个模式是这样的： 我们从游戏中的每笔交易中收取3.75%的费用。考虑到以太猫是建立在以太坊上的，所以一旦启动就无法改变费用。

人们经常问，我们是如何确定3.75%这个收费率的。我本可以编个引人入胜的故事，讲述我们如何利用先进的预测模型进行模拟，找到能够产生最佳回报的收费率。但这么做很没品。

事实上，我们之所以定了3.75%这个数字，只是挑了一个看上去公平的数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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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篡改」既强大又可怕

收费率很容易选错，由于任何东西一旦添加到区块链就不可更改了，选错的代价将是灾难性的。幸运的是迷恋猫社区充满热情，猫咪们也很可爱，所以3.75% 的收费率取得的结果也非常不错。

人们常说，「不可篡改性」是区块链最强大的优势，同时也是妨碍它实现规模化采用的最大障碍。永恒代码的压力让开发人员感到无能为力。无论你在测试环境中怎样进行修改，总是会有你无法预料的现实变量。

制定收费率只是众多问题中的一个。饲养一只小猫需要多长时间？应该以多大的速率减慢它们的繁殖冷却速度？ 买一只Gen 0猫需要多少钱？在区块链上，一个看似微小的选择可以造成严重甚至危险的后果。

我不否认，去中心化为人们提供了很多优势，比如永久且通用的规则体现了公平性，代码和行为的透明性，两种特性结合在一起创造了安全性。

然而，由于去中心化机制背后严格的不可更改属性，区块链彻底抹杀了开发的灵活性，让开发团队举步难艰。

灵活性需要迭代。快速迭代是开发最佳产品的关键，只要产品做到最好，大规模采用就不是问题。

什么是「渐进式去中心化」？

我们在开发CryptoKitties也遇到了这些障碍，迫使我们在开发产品的同时必须妥协一些东西，包括去中心化的功能。记得最初，我们开始探索开发中的渐进式去中心化，这个想法我们不久前曾简单介绍过。

简而言之，渐进式去中心化主张分阶段缓慢实现去中心化，而不是一头扎进去，一步到位。基本原理是，在智能合同中建立机制，给予创造者特殊的权力，然后以透明且系统性的方式逐步将这些权力锁定起来。

一个关键的条件是，锁定机制从一开始必须是公共且不可更改的。创造者不能稍后修改条款，不能无限期延长他们的权力。此外，平衡也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处理得当，渐进式去中心化将可以让创造者灵活地修复他们的代码，同时保证智能合约的去中心化特性不受影响。

渐进式去中心化的多种形式

渐进式去中心化并没有一个确定的正确实现方法。有许多变量需要考虑，最好的方法因项目而异。

以下是开发者可以采用的方法:

1. 构建多份合约，将条款适当地分离到不同合约中，并且规定能够替换其中的一些合约。Decentraland等去中心化应用程序(“dapps”)采用可以升级的智能合约，他们用的就是这种方法。
2. 可配置变量和独立更改这些值的权限，例如Etheremon，它给成为版主的用户群体赋予特殊权限。
3. 在合约中加入一组预定义的升级级别，每个升级级别允许创造者拥有一定的能力。级别只能增加，不能减少，所以不能进行回溯。例如，在第1级，合约拥有者可以更改所有的游戏变量。在第2级，他们不再拥有修改核心变量的能力。在最后一级，合约取消他们所有的特权。

对于顽固的去中心化主义者来说，其中一些方法可能听起来“中心化”色彩太浓。但这仅仅只是个开始。我们还可以通过进一步的方法来用迭代来平衡去中心化。具体解决方案是将目的的透明度与合同中的条件和限制结合起来。

这些限制可能包括:

• 选择，不是所有内容都可以修改，只有需要迭代的特定项目才可以修改；
• 范围，对于许多关于游戏经济的问题，我们可能只有一个大概的概念，不知道确切的答案。将配置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向用户保证迭代将处于一个合理的范围内；
• 反向，类似于上面的”等级”概念，让某些变量只向一个方向移动，减少或增加，但绝不回溯。

让创造者负起责任

上文说的在理论上听起来都很棒。但是，我们该如何确保创造者忠于他们的路线图，构建出完全去中心化的合约呢？

如何在只能保证系统是渐进去中心化的一个应用的前提下吸引早期用户？

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不会最终成为另一个有缺陷的、集中化的系统？

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知道渐进式去中心化包含让创造者负起责任，包括以下几个基本原则。

基于时间或区块的成熟度

锁定特定配置值，撤销所有者的权力，或者移动到超过某个时间点或区块号的下一个级别成熟度。一旦达到这一点，合约就会自动变更。

例如，CryptoKitties从发布那一刻起就有36万个区块（大约60天的时间）要调整加密猫的繁殖冷却变量。在那之前，我们可以调整冷却机制，给自己一个喘息的时间来完善平衡，同时向游戏玩家保证我们不会无限期地拥有这种能力。

基于使用的成熟度

一旦达到一定数量的用户或交易，就锁定这些能力。这个选项需要仔细考虑，以避免漏洞，我们可以在CryptoKitties中构建可配置的费用，该费用在达成10,000笔交易将会被锁定。

经济奖励

使创造者的动机与增加的去中心化保持一致。在这种情况下，合约的去中心化程度越高，创造者获利越多。

也许开发者每升一个等级，费用就会增加，当他们实现完全的去中心化时，将费用锁在最高费用。或者，还可以让他们在实现完全的去中心化之前根本不赚钱。这种经济奖励可以促使开发者以合理的速度实现去中心化。

区块链开发没有最佳途径

“渐进式去中心化”实际上是一个包括许多策略、机制和工具的综合式解决方案，其宗旨是让区块链上的开发工作更加可行。渐进式去中心化的最佳实现方式取决于项目，而且总是涉及上述概念的混合使用。

渐进式去中心化并不完美。理想的智能合约是简单且直接的，上述这些方法增加了复杂性。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使用这种解决方案是一种权衡，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评估。

虽然这可能会激怒强硬的去中心化主义者，但是我们相信，从长远来看，渐进式去中心化对用户来说是更好的。

通过赋予开发者调整的灵活性，消费者可以获得更有用的产品。

这意味着他们会真正使用产品，一旦产品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价值，他们就会向周围人强烈推荐。

作者 | Arthur Camara

译者 | shawn

责编 | Aholiab

有阴茎骨就是这么任性：说勃起就勃起，500毫秒递到你面前——这个小动物是刺豚鼠科的中美毛臀刺鼠（Dasyprocta punctata），一种生活在中美洲的较大型的啮齿动物，它认为这只递过来的手是在邀请性交，因此亮出了工具。

众所周知，人类男性的阴茎没有阴茎骨，要勃起得各种弄，等海绵体充血膨压才变硬，性交很拖沓，但绝大多数哺乳动物都的阴茎里都有一根带槽的骨头，像视频里这样，只要觉得有性交机会，肌肉随便一牵引就勃起，插入就射精，迅速解决战斗，免得被天敌捉奸在床，一箭双雕。

人为什么没的阴茎骨？

解释这种解剖差异的理论不少，比如认为这是性选择的结果，即没有阴茎骨使男性勃起非常依赖性欲，同时也受到健康状况的强烈影响，人类男性祖先失去阴茎骨可以帮助女性明确对方的感情状况和生理状态，寻找长期稳定的伴侣——但这个理论很难成立，因为它体现在具体的性选择上仍然是“女性青睐坚挺的阴茎”，而失去阴茎骨并不能使阴茎更坚挺，恰恰相反，阴茎因此更有弹性了。

所以另一种理论认为这是人类在进化早期有一个盛行强奸的社会，即随着一夫一妻的繁殖制度逐渐确立，男性要增加交配机会往往就要依赖暴力，而阴茎骨很容易在强奸时因挣扎而折断，所以一根粗大而有弹性的阴茎就更有适应优势——这或许同时解释了，现代人类因为社会文明程度不同，不同种族的男性在体质上表现出了某些可测量差异。

同时，幼态延续也是一种可能的解释：即人类其实是无法发育出成年性状，而在婴幼儿状态下就达到性成熟的大猿，所以其它大猿都有阴茎骨，但人类像大猿的婴幼儿一样，尚未长出钙化的阴茎骨。参考：刘大可先生

那么回到中美毛臀刺鼠身上，它们虽然长有阴茎骨，但像我们一样过着比较严格的一夫一妻生活，繁殖率也比较低，一胎生4只。由于它们占据了酷似小型有蹄类的生态位，因此看着一点儿都不像一般的鼠，却更像小型的鹿：它们栖息在大范围的领地上，靠聆听果实掉落的声音寻找食物，非常善于奔跑，所以不像大多数啮齿动物那样全脚掌着地，而是以指尖着地，就像蹄子一样，所以又叫“蹄鼠”。

可以想象，再经过一段时间的进化，遇到恰当的机遇，它们真的很有可能发展成一群新的有蹄动物。

刘大可先生@微博评论：

阴茎骨仿生移植术是未来朝阳产业啊。

视频链接：https://weibo.com/tv/v/Hi18pBAZa?fid=1034:4342931885372662

1. 钢琴为什么热门？因为它能满足小贫乍富的阶层对于“中上阶层”生活方式的幻想。
2. 老子说：圣人为腹不为目。要做实在的事情，不要做只是为了满足感官的事情。
3. 人类文明的两个十字路口：从碳基向硅基转移；西方文明衰落，中国文明崛起。

以下问答来自我的人生情感咨询服务：

提问：

布老师，我知道你在人生和育儿方面都很有研究。我很希望我和孩子能够得到你的指导。我们是普通家庭，有两个孩子。老大是儿子，今年4岁，老二是女儿，2岁。老大上幼儿园有一段时间了，最近我们考虑他也没有什么升学压力，并且他的兴趣也越来越广泛，所以我们在考虑能不能让他去学个什么兴趣班？因为我发现周围的妈妈们不是让孩子去学钢琴，就是去学美术，或者英语、数学之类各种各样的课程。我感觉我们家孩子不学钢琴，在她们那里都有点算是异类。

可是对兴趣班，尤其是学钢琴这件事我有很多的疑问。因为我不知道这样做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比较迷茫，所以想请教老师这个问题。谢谢。

回答：你好。欢迎你来给我提问。你的这个问题确实也是现在社会的热点问题。

学钢琴

首先说说钢琴。学音乐有很多条路，器乐只是其中一条路。乐器也有好几个大类，西洋乐器只是其中一类。西洋乐器也有很多种，钢琴只是其中一种。那么钢琴何以成为了现在中国小朋友学习音乐的最热门的选择呢？

因为钢琴能够给刚刚富裕的中产阶级一种“高档感”。也就是说，钢琴能够满足这些小贫乍富的阶层对于“中上阶层社会”生活方式的幻想。

现在的这些刚刚富裕的中产阶级，他们的世界观形成于80-90年代。在那个年代，普通人一般都是吃饱饭也没有几年，至于乐器，平常的人也就接触过唢呐二胡之类的本土的东西。

只有那些知识分子、高级干部或者是暴发户家庭，也就是中上阶层，才有条件，有那个雅兴，让孩子去学什么钢琴。这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钢琴的价格非常高。

一个真实的数据：在1987年，一台聂耳牌钢琴的价格是2292.50元。你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1987年，全国所有工作的人的平均工资是1459元，不是一个月，是一年。一台聂耳牌钢琴的价格，相当于一个工人19个月的工资。如果家里有两个人工作，也需要全家人9个多月不吃不喝，才能买得起一台钢琴。

有钱就能买到钢琴吗？错。

你再有钱也买不到。就像今天的房子一样，钢琴限购，要凭票供应。那些能够搞到钢琴票的人，要么离权力很近，要么很有钱，总之都不是一般人，都是社会上混得开的人。

有钱，有票，就能买钢琴吗？还是不行。

钢琴这个大家伙太占地方。中国轰轰烈烈的商品房大潮，今天我们经常说的次新楼盘，是从2000年代才开始有的。80-90年代，大城市的居住条件，可以用“惨不忍睹”四个字来形容。从北京、天津，到上海、武汉、广州，哪个城市的普通人，不是祖宗三代挤在又老又破的一间小房子里的？连放钢丝床的地方都没有，还钢琴呢。所以那个时候谁家能买钢琴？

那些在单位里混得好的，居住条件好的人，才有足够大的居住空间用来放钢琴。

所以，在那个年代，只有有钱的，离权力近的，居住条件好的人，也就是令人羡慕的中上阶层，才有资格买钢琴。钢琴也就和当时的“中上等级社会”的生活方式联系了起来。

我们看看其他的乐器，例如小提琴，虽然也是高端的西洋乐器，也很好听，在音乐界，拉小提琴的不比弹钢琴的地位差，但就是因为它的价格比钢琴低得多，又不需要浪费居住面积存放，所以失去了社会等级标志的价值。

二胡和唢呐就更不用说了，又便宜又土气，那是低等阶层的标志。吉他虽然也很流行，但是它具备求偶的功能，是不正经的人才玩的乐器，一点也不高大上。

高大上的，具备中上阶层社会等级标志的乐器，只有钢琴。

有人可能会说，这个时代都过去很久了，人们的观念难道不会变化吗？

这个时代是过去了一些年，只是这种无意识的社会阶层的记忆会延续很久。对于社会等级标志来说，20年的时间根本不算什么，延续200年，2000年，甚至2万年的也多的是。篇幅有限，今天就不细说了。

总而言之，中国新一代中产阶级父母一拥而上地让孩子去学钢琴，其中的大多数并不是因为他们想要陶冶孩子的情操，培养他们的音乐天赋，而是因为他们想通过让孩子去学钢琴，来满足自己对于已经进入中上阶层社会等级的幻想。

他们对音乐本身并不关心，对音乐的演奏技巧，作者的思想，包含的丰富情感等等毫无兴趣。在这件事中，他们最满足的时刻，不是孩子会弹奏某个乐曲的时刻，而是对单位同事，街坊邻居，亲戚朋友有意无意地提到（炫耀）“我的孩子在学钢琴”的时候。

这是一种虚伪。我希望任何对自身有道德和精神追求的人，都来做类似的反思。我们做事，究竟是为了满足表面的，还是实在的目的？

老子在《道德经》中说：圣人为腹不为目。意思是做事要做那些实在的事情，不要做那些只是为了满足感官的事情。

从这个标准出发，我们可以把孩子的兴趣班分为几类：

第一类是钢琴这样，几乎毫无用处，只能用来满足幻想

很少有人真的因为热爱音乐去学的。而且即使你历尽辛苦学成了，钢琴也没有什么大的用处，只是一种茶余饭后的娱乐。除非你的孩子特别有天赋，能成为郎朗。按照这个标准，一千个学钢琴的孩子，999个都可以洗洗睡了。你们绝大多数的孩子比不上郎朗，比不上郎平，甚至连郎咸平也比不上。学钢琴拿国际大奖的太少了，学得好的最多在酒店大堂弹一弹，赚几个赏钱，大多数甚至连在酒店大堂弹钢琴的能力都没有，完全是浪费时间。

第二类是美术这样，稍微有一点用，但是用处并不是很大的门类

现在的艺考可以用疯狂来形容。知道自己高考不行的考生，纷纷都去学艺术，因为考分低也可以上大学啊。

很多毫无天赋的人都想要速成，导致艺考鱼龙混杂，各种培训班乱相丛生，乌烟瘴气。这样的学生，想成为艺术大师，赚大钱，青史留名，是几乎不可能的。但为什么说它稍微有一点用呢？因为学画画的最多做的职业，就是插画师和室内设计师之类。所以说它稍微有一点用。

第三类是英语和数学这样的，可能对未来的工作有用的，但是也是属于考试的重点科目的。

这种科目就进入到我说的“实在的事情”的范围之内了。但是要注意一个不好的倾向，就是现在中国的老师和家长，总是把英语和数学钻的很深，动不动就比谁的英语发音标准，写字好看，单词背得多，比数学奥赛，偏题怪题，解题技巧什么的。实际上这是一种舍本逐末。

因为英语和数学再重要，它们也只是工具而已。工具就好比螺丝刀，会用就行了，你螺丝刀用得再溜，你也不是机电专家，就是个机修工而已。当然，如果小朋友的理想是去英文、数学系做教授，那另当别论。

以上是我不太推荐的兴趣班（第三类请按实际情况斟酌）。那下面我还要推荐几种兴趣班去学。

第一种是计算机编程、机器人类的兴趣班。

为什么这种兴趣班值得去学？因为人类文明已经走到了这样的十字路口：人类文明正在全方位地从碳基生物向硅基生物转移。

这句话翻译成人话，就是计算机编程和机器人，将会成为未来几十年的显学，收入将会比较高。对此我写过好几篇文章。一篇叫做《做个女码农》，讲的是我建议女孩子（当然也建议男孩子）高考考计算机专业。另一篇是《这个世界是陡峭的》，讲的是未来懂得操纵互联网和机器的人，他们的收入和对世界的控制能力，将会比其他人高出很多个数量级。可以这样说，在未来几十年的世界，不懂得编程的人，可能就和过去的几十年不懂得英语的人一样，会被世界淘汰。

当然这两个也是工具，不要过分抬高工具的价值。

第二种是国学的兴趣班。

很多人一听说推荐国学，都觉得匪夷所思。为什么推荐国学？因为人类文明走到的另一个十字路口，就是西方文明正在衰落，中国文明正在崛起的路口。

中国文明是否能像西方文明曾经那样横扫全球，我不能保证。但是这种可能性正在增加。必须承认中国的文明并不都是国学。中国的崛起，有很多现代化的因素在里面。但是中国人的思想内核，很多仍旧是千年不变的那些东西。所以我们中国人本身要去了解中国文明，要去了解古人怎么说人生，怎么说人性。

推荐重点学习先秦儒道两家的思想。也要注意旧思想中的糟粕。毕竟我们现在的社会是现代社会，不是封建等级社会。

第三种是财商和投资的培训班。

现在的大中小学的缺陷，在于它是为培养打工仔而成立的。大中小学不想培养，也培养不出领袖人物和投资者。

因为它们的老师都是打工仔。一群打工仔，如何去培养出领袖人物和投资者呢？而获取人生的成功，恰恰就是靠做领袖人物或投资者，而不是打工。

所以我们要去专门的地方，向那些成功的老师请教领袖之道，投资之道。投资之道的学习，实际上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转换过程。只有得道之人，才能提供这种培训。所以好的财商和投资的培训班如凤毛麟角。如果找不到，也可以找那些得道之人去私下里拜师学艺。古代的私学是一个好传统，我们不要丢掉了这么好的东西。

好了，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就说到这里。希望你能够按照我提供的方式来培养孩子实际的技能，让他们成为生活的强者，去领导别人改变这个世界，去多赚钱改变自己的生活。

等赚到了很多钱，有了空闲的时间，再去研究那些花钱的学问，也为时未晚。谢谢你！

如果你也需要我的咨询服务，请关注订阅号。

布尔费墨：buerfeimo

微博留言：

我小时候学琴也是被逼的，但是长大了还是觉得比没学好，它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爱好，艺术对人的影响很大其实。如果我爸不让我学琴我可能也就把那每天一个小时拿来看电视了，也并没有多出多少童趣，而且并非只有家长有虚荣心，从小长大其实会弹钢琴也满足了我作为小孩的虚荣心和成就感。

订阅号留言：

先学会如何赚钱：

这个时代的弊病之一，就是平常人家竟然不教小孩子赚钱，只培养他们一身花钱的本领，以为小孩子大学毕业了自然就学会赚钱了。然后发现小孩子大学毕业了只会花钱，没能力赚钱，没钱了就朝父母要，就啃老。因为这些家长没想清楚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没想清楚孩子一生究竟应该先干什么后干什么。

人类世界的逻辑是这样的：我们之间，不是你多了，我就少了，而是你获得的多，我获得的更多。永远记住，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让别人过得更好，你才能过得更好。

推荐阅读：

《什么是资本投资运作？有的人活得越来越像神，而有的人活得越来越像动物_未来的世界是陡峭的》

2019年2月14日，美国财经媒体CNBC发布了摩根大通银行即将推出自己的数字货币“JPM Coin“（JPMC）的信息，随后，摩根大通银行在自己的官网上发布相关公告，通过13个问题的问答方式解释了JPMC的基本定位、工作原理和推行计划等。

这则消息在区块链和数字货币界引起很大震动，有人认为，就连其CEO杰米.戴蒙（Jamie Dimon）原来曾多次公开抨击比特币等网络加密货币的摩根大通银行，还是要成为首家推出自己数字货币的国际著名金融机构，说明区块链和数字货币是不可阻挡的。也有人认为，这势必推动更多国家的更多金融机构推出自己的数字货币，形成商业银行数字货币相互竞争，而非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独家垄断的货币机制，将推动货币体系深刻变革。由此，不少人倍感欢欣鼓舞。

但实际上这其中存在很大的误解和夸张，摩根大通银行计划推出的数货币依然只是一种网络专用代币，不可能取代或颠覆既有的法定货币体系。

JPMC的工作原理和基本流程

JPMC目前的设计只是一种需要用美元兑换而来的，专门用于摩根大通银行私有的或未来可以加盟的，运用区块链技术形成的网络支付体系（Quorum），目标是利用区块链技术实现包括跨境支付、证券交易等在内的即时支付。其工作原理和基本流程是：

1. 通过摩根大通银行KYC验证的客户才能参与和使用Quorum系统进行支付；
2. 客户要先将其美元（USD）资金存入指定账户，摩根大通即可按照1:1将等量的JPMC转入其在Quorum上的专用账户；
3. 拥有JPMC的客户与其他Quorum用户进行跨境支付、证券交易等规定范围内的支付时，摩根大通可通过专用网络及时核验并从付款方账户中扣减其JPMC并转入收款方账户；
4. JPMC的持有者可以随时将其从摩根大通银行兑换成美元。

由此可见，JPMC只是一种运行于由摩根大通及/或合作伙伴建立的企业级区块链网络平台Quorum上的美元专用代币，与比特币等网络加密数字币，以及瑞波币，或其他锚定法定货币的“稳定币”（如USDC、USDT）相比，并没有多少值得夸耀的技术创新含量。

使用JPMC进行支付清算不一定能提高效率

现在，积极鼓吹利用区块链技术进行全球范围内点对点即时支付的人，对现有银行跨境清算体系最大的诟病就是，现有体系速度慢、成本高，而利用区块链技术，基本上可以实现即时入账、零成本清算。

这种说法特别诱人，但这种说法却淡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运用区块链实现点对点即时支付的，往来双方必须都在同一个区块链网络平台上注册。

如果往来双方不在同一个区块链网络平台上注册，要实现点对点即时入账就是非常困难的！（神吐槽：个人认为跨链是可以解决的，区块链技术发展的特别快）

在传统的银行清算体系下，如果往来双方不在同一家银行开户，特别是跨境支付的清算，开户银行之间需要经过一个或多个转账过桥银行才能完成资金清算，难以即时入账，因此，需要跨银行间的清算组织，如SWIFT，以提高跨境清算效率。但是，只要一家银行实现了系统的高度统一和全行一本帐，只要交易双方都在同一家银行的网络平台上开户，即使直接使用法定货币（当然系统运行的是货币代码，如USD、CNY等，或者是完全的数字代码），已经可以做到即时入账，其效率不会比这种先把美元兑换成专用代币进行清算，然后再兑换成美元差。

如果用户都在同一家银行开户，往来双方仅仅是美元之间的收付清算，使用JPMC实际上增加了环节，反而可能会降低清算效率。（个人认为，区块链系统比传统服务器成本更低，可能还得几年）

如果涉及到非美元的其他货币，则付款方需要先把其他货币兑换成美元，美元再转成JPMC，支付给收款方后，收款方再将JPMC转成美元，然后再兑换成其他货币，就更加麻烦。（个人认为，还是跨链可以解决，区块链是万能的，呵呵）

那么，JPMC除了锚定美元外，还能不能同时锚定多种法定货币哪？

摩根大通认为，除美元外，JPMC未来可能会扩展到其他主要法定货币，但目前还不方便透露更多信息。

但这种想法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如果JPMC在美元之外，还要锚定其他法币，就带来一个汇率确定问题：JPMC与美元等值，那么与其他货币如何挂钩？必须看到，现实世界中，其他货币对美元的汇率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发生变化的，这种情况下，如果要保持JPMC对几种法币的汇率固定不变，那么摩根大通就要承担极大的汇率风险，是非常危险的。

未来可能的选择，恐怕还是“瑞波币”模式，即这种网络专用代币不与任何一种法定货币锚定，而是由客户自己负责将其法定货币通过独立的兑换或交易平台（数字币交易所或网关）兑换成网络专用代币后，用于网络支付；在其需要时，再通过独立的兑换或交易平台将专用代币兑换成其需要的法定货币。

货币兑换的汇率风险由用户自己承担。

问题的关键是平台流量而不是代币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要提高资金收付清算的效率并降低相关成本，最根本的问题是吸引最广大的用户在同一个网络平台上开户和运行。

以往为加强银行网络的安全保护，银行一般都要求使用专用网络而非公共网络，各家银行的电子系统都有接口与外部链接，但需要进行严格的安全检测与管理。

因此，缺乏统一的跨银行的网络平台，即使是SWIFT组织的运行也因此受到影响。

在2009年初比特币正式推出运行之后，致力于打造互联网跨境收付清算协议和运行平台的Ripple（瑞波），应用区块链技术进行改造，自2013年开始加快向全世界推广。改进的内容主要包括：

第一是引入“网关”。网关是资金进出瑞波系统的进出口，也是瑞波系统平台的重要节点，人们可以通过网关将各类货币（不论是各国法币，还是比特币等虚拟货币）注入或抽离瑞波系统。“网关”包括加盟上去的银行等金融机构。

第二是推出瑞波币（XRP）。

瑞波币是瑞波系统中唯一的通用货币（专用代币），在瑞波系统内，不兑换成瑞波币的话，就很难跨网关转账或提现。其他货币比如CNY、USD不能跨网关提现，A网关发行的CNY只能在A网关提现，若想在B网关提现，必须通过瑞波系统的挂单功能转化为B网关的CNY才可以到B网关提现。而瑞波币完全没有这方面的限制，它在瑞波系统内是通用的，是各类货币之间兑换的中间品，可以在任意网关之间自由流通。瑞波币的另外一个功能是应用区块链技术阻止垃圾请求攻击，保障系统安全运行。

类似瑞波系统、Quorum等跨境支付清算平台，其技术创新和系统的安全便捷是系统平台成功运行的基础，而系统平台真正能够发挥作用、产生价值，还取决于其能否吸引广泛的用户登录和使用，即重要的还是扩大流量，增强实效。

在瑞波推出后，不少金融机构，特别是SWIFT和大型银行，也在积极探索运用区块链技术搭建自己主导（私有链）的或与其他机构共同维护（联盟链）的跨境支付清算平台，并推出自己平台的专用代币（可能与本国法币1:1锚定），但在技术开发和流量拓展上都面临很多挑战，而且还将面临诸如SWIFT、Ripple以及越来越多国家的大银行主导的跨境支付清算平台的竞争。竞争本身是好事，有利于促进技术进步、效率提升和成本降低，但如果缺乏统一的规则协议，支付信息难以跨平台顺畅传递，从全球范围看，实际上仍将维持传统的以各家银行为主体的清算体系，仍然存在很大问题。

摩根大通银行研发的Quorum系统平台也属于其中的一种尝试。

现在，其JPMC还仅仅是通过了内部测试，并未真正投产，还需要满足KYC（客户身份验证）和AML（反洗钱）的监管要求，目前只能适用于机构客户，而不能用于个人客户。因此，其效率和实用性还有待进一步检验。即使正式投产运行，也还存在能否吸引足够多的用户和业务（即流量）的挑战。

日前有人发出一则消息：“国外区块链金融帝国开始形成：170家全球银行愿意加入摩根大通银行稳定币网络”，这其中存在误解。

该文引用摩根大通银行区块链主任Umar Farooq的话：““more than 170 global banks have signed up for our Interbank Information Network（IIN） blockchain program“，但这位主任在关于JPMC的13个问题的问答中恰恰专门说明：IIN是在代理银行间传递信息的网络平台，不涉及支付。也就是说，JPMC与IIN是两回事，不能把170家银行愿意加入IIN网络平台说成是加入稳定币网络平台。

总之，大型金融机构或专业组织积极探索利用区块链等技术改进支付清算体系是值得鼓励的，但无论如何，在国家继续存在，很长时间内都难以消亡的情况下，要通过网络数字货币取代国家主权货币或法定货币，都是不现实的；

以法定货币做支撑和完全锚定的“网络稳定币”，无论其具体设计如何变化，都只能是特定网络平台上的专用代币，更不可能取代或颠覆法定货币（参见本人公众号2018年9月12日的文章：《如何看待以美元为支撑的“稳定币”》）；

需要下大力气解决的是网络平台的实际效能和流量问题，而不应把主要精力放在专用代币的设计、包装和炒作上。

因此，不必对摩根大通银行等金融机构计划推出的数字币寄予过高期望！

神吐槽：

法定货币具有无可替代性，这个所有人都认同。

民间和官方总有一个博弈的过程，起到补充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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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利
微信号：iamwangyongli
功能介绍：经济金融研究

刘统：1948年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真正原因

文丨刘统，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

来源丨新浪历史，历史研习社微信公众号

刚才来的时候有读者问我，你写的书每一本都是既没有前言也没有后记，你的书是怎么写出来的？

我先简单地自我介绍一下：我原来是文革时候的老三届，我是老初二，以后赶上文革，成了黑五类，文革中在工厂当了九年工人，当到三级工。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我考本科，结果我家政审还没有落实政策，没有被录取。

接着1978年第一届招考研究生，我就考到山东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学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我的第一位硕士导师是王仲荦先生。毕业以后我留在山东大学历史系，当时王先生主张我再开拓一下眼界，继续深造，于是我1985年考上了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跟谭其骧先生学中国古代历史地理。人一辈子如果能够碰上一位名师就是很大的幸运，而我碰到了两位名师，非常幸运。毕业的时候想回北京，当时正好中国军事科学院需要研究人员，就把我招去当兵了。

到了军事科学院以后跟我坐对桌的就是一位年轻的少校茅海建，他虽然比我年轻，但他是老兵，他当兵的时候就在东海舰队，1982年硕士毕业以后就到军事科学院，而我是一个新兵。

他向我介绍，军事科学院是叶帅创建的，军事科学院里的宝贝就是叶帅当年积累保存的战争档案。茅海建是中国近代史专业的，他没时间读解放军的战争档案，他建议我把这些东西好好地读一读。后来我就到图书馆借这些战争档案看，使我非常震惊，这些东西太好了。

一边读着档案，一边向军事科学院的老同志请教，这些老研究员有两种成分，一种是解放战争时期四大野战军的老参谋，还有一种是建国后大将元帅的秘书，他们喜欢给我讲一些故事，那个时候我才明白原来我们党的历史有两种：

1. 一种是教育群众用的，比如高中的教材、大学的党史课等等；
2. 还有一种是真正的历史，那是藏在我们的档案里，或是当事人口口相传的。

我看到这些以后，就下了决心，不再搞历史地理了，改行做现代史、军事史。

我最后一次见到谭其骧先生是1990年，他中风前的半年，他到中国科学院开院士增选会议。我跟他说起我在军事科学院看到的一些东西，谭先生非常激动，当时便站起来说：“你要把这些东西都记下来！”

既然导师允许了，我就自己改了专业，在军事科学院一蹲15年。

这期间主要写了三本关于解放战争的书，都是在人民出版社出的，写了一本长征后期毛泽东与张国焘斗争的书《北上》，三联编辑看了这些书以后希望我再拓展一些视野，把国民党和共产党放在平等的地位上做比较，然后再挖一些深层次的东西，于是我就写成了《中国的1948年》。

写了这本书以后还是觉得意犹未尽，因为有些东西也不可能放开来写，总是要在表述上比较婉转，内容上也是要有所保留。

但是我还是希望，凡是在我书中提供给读者的都是真实的，真实到什么程度那要看社会发展和国家开放的情况，也许今后要不断的修订、补充。

我今天讲“1948背后的故事”就是想给大家澄清一些误区，讲一些真实的历史。

我们现在改革开放20多年，可以说在战争题材上也比较开放，但是不管怎么开放，给大家总是有这么一个印象：我们共产党、解放军的形象曾经塑造了两个代表性人物，一个是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的石光荣，一个是《亮剑》中的李云龙，这其实是文人写的军人，不是真正的解放军。

如果解放军的将领都像石光荣和李云龙这样满口的粗话、不管三七二十一，打仗能打过国民党吗？

国民党将领许多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是留过洋的，而且人家一开会的时候都是军装笔挺、将星闪耀，咱们解放军的干部开会有的蹲在凳子上，有的叼着烟袋，什么样的都有，这么土里土气的共军怎么能把国民党打的落花流水，这里必有非常重要的原因。

国民党将领的回忆录，一提起三年的解放战争，几乎没有一个服气的，像胡琏，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18师的师长，在华东战场几次跟粟裕较量，在淮海战场上只身逃脱。最后胡琏打胜的一仗就是金门。

胡琏说共产党打仗是人海战术，前面一群老百姓拿着手榴弹往阵地上冲，我们能忍心开枪吗？

我很负责任的对大家说，我查遍了解放战争的档案，可以说解决战争重要战役的档案我都看了，但是没有看到一个战例解放军是这么打仗的。

胡琏可能是一种误解，因为我们解放军当时装备、服装肯定不如国民党军，有很多战士是装不上正规军装的，所以胡琏的这种说法没有根据。

另外，我对国民党没有那么深的成见，我还是能比较客观地看国民党的战争档案。

看后我有一个感觉，蒋介石不像是我们书里描写的样子，专横跋扈、一意孤行、心胸狭隘。

我看了蒋介石的全集，尤其是跟共产党决战几年中他一系列的讲话、决策，我发现他的想法大多数都是对的。

早在1948年初他就预感到东北守不住，于是让卫立煌把东北的精锐部队全部撤到关内，应该说蒋介石当年的这个决策是对的——如果卫立煌把60万部队及早撤到关内来，那么解放战争要打多少年还说不定。

第二个重大战略决策是，在卫立煌守不住的时候，蒋介石做傅作义的工作，让他放弃北平天津，把华北的50多万精兵撤到长江以南。

结果傅作义也没有答应，如果他按照蒋介石的指示做了，那么我们的平津战役也找不到战机了，不能在黄河以北歼灭国民党军的主力，那我们国家说不定真要出现南北朝划江而治的局面。但是蒋介石两大决策都没执行，是什么原因？

主要是国民党里面派系林立，各有各的盘算。

卫立煌想，蒋介石一贯嫁祸于人，万一出现问题，他到时候把责任推给我我就完了。

傅作义想，我本来是华北人，华北是我的天下，我到了江南我算什么？

一个地方军政的长官怎能没有根基。

蒋介石的种种决策都是因为下面的扯皮、推诿不得以实现，所以蒋介石才越来越着急上火。

蒋介石在战略上是有预见性的。在1949年2月蒋介石已经秘密命令上海和南京的官员把上海银行里所有的黄金、白银、银元转移到台湾，而且从那时候就开始修舟山机场，准备把国民党大批的官员、难民撤到台湾。

解放军还没渡江之前蒋介石已经料到这一步了，所以他能从容不迫地把南京故宫博物院的国宝运到台湾。

但是蒋介石最终还是失败了，把大陆丢了。在过去我们把蒋介石的失败都说成是腐败——国民党腐败、不得人心，但是真正打仗的人、真正在战场上的人心里明白，战场上是你死我活的较量，容不得双方有半点的犹豫，更别说腐败了，所以在战场上，无论是国共双方都是真刀真枪的较量。

如果要说一次两次战役的成败或许有偶然因素，但是整个战争的失败是不会偶然的，还是有许多必然的因素。这就是今天我想给各位读者解释的事情。

我们正规的历史里对毛泽东同志过去达到了歌颂和迷信的程度。

我们的历史上写到，抗日战争结束之后中国共产党为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和国民党展开了较量，是不是说抗战一胜利共产党就想跟国民党争天下？

现在越来越多的历史披露出来，尤其是《胡乔木回忆毛泽东》这本书出版以后，还有《毛泽东传》的出版，让这段历史基本上清楚了，没有疑问了。

在抗战刚结束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打算跟蒋介石争天下，而是希望在国民政府里拥有一席之地，因为抗战刚结束的时候蒋介石的个人威望达到了顶点，他是中国抗战的领袖。

而且根据共产党当时的实力，虽然有了一亿人口的根据地、90万人的军队，但是相比国民党还是差得远，所以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就是希望跟蒋介石谈出一个和平来。当时双十谈判协定规定给共产党提供几条，一个是华北五省的主席由共产党担任，另外全国军队缩编成100师，共产党可以占20师的配额。

毛泽东对这个结果是相当满意的，回到延安跟胡乔木和中央负责人说，蒋介石并不反共。

当时中共中央确实想和国民党搞联合政府，毛泽东曾一度想把首府从延安迁到淮阴，淮阴离南京比较近，去开会很方便。

但是蒋介石积20年的反共经验，是绝对容不下共产党的，所以当双十协定要实施的时候国民党不断向共产党施加压力，并且派遣大军从大后方源源不断地向华北、东北扩张。

中共当时要跟蒋介石争夺内地是不容易的，但当时东北是一块空白，国共双方在那儿都没有基础，于是共产党就占着地利之先，十万大军挺进东北。

这一下蒋介石非常着急，因为东北是中国的工业基地，蒋介石必然要占这块地方，所以蒋介石派了缅甸远征军最精锐的部队在杜聿明的指挥下开赴东北。

解放军十万大军闯东北，林彪指挥的部队可以说是五湖四海，哪个根据地的人都有，毛泽东指示林彪在四平跟蒋介石打一仗，要是把国民党打赢了你就得承认我在东北的合法性，要是打输了再说。

国民党对四平这一战也是非常重视的。

所以1946年5月的四平保卫战也是林彪和杜聿明之间真刀真枪的第一战。

我们的东北民主联军当时是各地的部队集合起来的，林彪当时到了那儿以后这个也不认识那个也不熟悉，可以说是仓促打了这一场正规战。

国民党进东北的口号是“接收东北主权”，所以这些军队进去以后士气也是相当高，四平这一战林彪因为武器不行、兵源不行、指挥也不协调，守了一个月最后败了，林彪当时是最难受的一段时间，兵败如山倒，退过松花江，就剩下哈尔滨、北满那一块地方。

蒋介石四平这一仗打赢之后，下定决心非要消灭共产党不可了。

毛泽东跟国民党打还是不打，胡乔木说毛泽东苦苦思索了三天三夜，最后决定跟国民党彻底决裂，打。

但是打的赢打不赢，当时共产党的将领中几乎没有几个人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能打赢国民党。

当时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李富春、黄克诚给中央写了一封长篇报告，说二次大战以后苏联受了很大的伤害，不能马上支援我们，国民党现在得到美国的支持又是那么强大，我们现在经过四平这一仗，要认识到以目前的实力不具备与国民党对抗的条件，所以我们现在要忍让、积蓄力量等待国际时机成熟的时候再起来反攻。

这份报告可以说是代表了当时中共党内高级将领的普遍思想。

毛泽东写了一个答复，他说报告说的都是真实情况，但是有一个缺点是对蒋介石的困难估计不足，二次大战以后国际进步力量不是下降了，而是上升了，我们如果坚决斗争，可能比退让要好得多；如果没有斗争精神，结果将极坏。

毛泽东这个指示发表在毛泽东的军事文集和毛泽东文集第四卷上。

我当时看了以后觉得这是一个很奇特的结论，蒋介石比共产党还困难，谁相信呢？结果事实证明蒋介石就是比毛泽东困难，毛泽东当时就是要占地盘、扩大根据地、扩大军队，但是蒋介石作为国民政府的领袖有好多事情要做。

蒋介石作为国民政府的领袖有好多事情要做

第一是恢复沦陷区，伪军日本占了那么大的地区他要接收，要把一个一个城市的政权恢复起来，还要养活沦陷区的老百姓，还要处理伪军和日本的战犯，还要把日本的几百万军人和家属遣返回日本，国民政府要干的事情多了。

所以毛泽东这个论断就是说不要光看到我们自己有困难，你要看到蒋介石比我们更困难，这就显示了毛泽东作为一个战略家的远见。

解放战争在1946年7月正式揭开战幕，三年打下来，居然是国民党一败涂地。

这个过程相当的复杂，但是我们说在战争表象的背后必定有一些条件，共产党能够做到的但是国民党做不到。

这些条件是怎么转化的，为什么越来越有利于共产党，越来越不利于国民党呢？

我看了解放军的战史和解放战争的历史，我觉得过去的结论都过于标语口号化，像国民党代表反动，我们代表正义；我们得人心，国民党不得人心；我们解放区是阳光灿烂，国民党是一片黑暗。

我觉得这里面需要好好地研究。我从个人的研究中悟出来几条，共产党能够得天下、国民党最终走向失败的原因。

集中优势兵力

国民党之所以失败、共产党之所以胜利

第一条就是共产党解放军能够集中优势兵力，敢于大踏步的前进和大踏步的后退，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

而国民党处处受到牵制，有优势，但是无法集中兵力。为什么这么说？

国民党每收复一个地方就有守土之责，比如占领沈阳、长春要留下一个军，占领张家口、鞍山得留下一个师，占领一个县城起码得留下一个连，国民党越前进、占的地方越多，八百万兵力就越分散，把部队都分散开了，越前进则可以集中的兵力、可以用于前线作战的兵力越少。

共产党则不同，毛泽东的原则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所以丢多少地方他不在乎。

像解放战争刚开始的头两个月，共产党丢了106个城市，像样的城市都丢光了，像延安、临沂、张家口、四平等等，大踏步地后退，但是共产党丢了那么多地方兵力损失了多少呢？没损失多少。

他走了以后，老百姓可以就地掩蔽，该怎么样怎么样，反正国民党来了以后，他是政府，他也不能大屠杀，共产党可以把自己的兵力调来调去，在不利的时候就大踏步地后退，甚至后退到什么程度呢？这里可以举个例子。

四平之战之后，杜聿明大举进攻，林彪带着军队全线退过松花江，国民党的军队到了松花江边上突然停止前进了，当时林彪做了最坏的打算，哈尔滨准备放弃了，他带着主力部队到北满的树林里打游击。但是杜聿明到了松花江边上不动了，蒋介石也很着急，为什么不前进？

不是不想打，而是兵力不足。只有一个军过了松花江，那么大的地盘怎么打？所以他被迫停止了前进的步伐。

而南满当时是肖华指挥的部队，国民党进攻的是刘玉章的52军，共产党的军队节节后退，一直退到安东，国民党军队眼睁睁地看着共产党的部队从鸭绿江大桥上跑到北朝鲜去了。

国民党军队过不去啊，他是政府军，要出国得有外交手续。

大家看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最后南满就剩临江县一个据点了，南满部队后方伤病员全都在北朝鲜，当时鸭绿江冻住了，所以共产党的军队在北朝鲜境内往来自如，养好了伤、准备好武器再打过来。

看着共产党是处于绝对的劣势，但是共产党这个办法国民党学的来吗？

所以共产党在战争初期表现的相当的灵活，就是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能往哪儿跑就往哪儿跑，但是国民党的行动就受到种种牵制。

过了一年，共产党能够反攻了，蒋介石集中起兵力来跟共产党决战还是不行，共产党想打哪儿打哪儿，蒋介石又处于被动状态，因为他的部队在全国散开了，哪个城市都要守，共产党就抓住蒋介石全盘散开的机会集中兵力一个城市一个城市打。

比如1948年3月粟裕打开封，本来粟裕是想在陇海线跟国民党进行决战，但是一看国民党摆开大军不好打，怎么办？

找防守薄弱的地方打，开封当时是河南省省会，只有一个师的国民党军队保卫，粟裕避实就虚打开封，一个师怎么能挡得住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相当于“军”），一下就打下来了。当

时正好南京在开国民大会选总统，一听说开封被打下来了，河南的代表们连夜跑到总统府，有的下跪有的痛哭，非让蒋介石把开封收回来不可，蒋介石没办法，下令五大主力之一邱清泉的5军把开封收回来。

邱清泉本来在商丘摆好阵势等着粟裕，明明知道开封是一个空城，毫无价值，但是他也得执行命令把开封收了回来。然后国民党登报纸“国军收复开封”，其实粟裕绕到邱清泉的背后，又把区寿年兵团一口吃掉。与此同时陈赓打洛阳，洛阳守军也是一个师，而且这个师是学生兵，更守不住陈赓，陈赓把洛阳打开了，国民党赶紧叫18军从驻马店向洛阳增援，结果胡琏到了洛水边上，眼看着洛水涨水过不去，等胡琏过了洛水共产党又走了。

国民党总是集中不起兵力、总是被动分散。

1948年以后蒋介石终于醒过来了，组成重兵集团准备跟共产党进行决战，但是为时已晚，因为当时共产党的优势已经形成了。

毛泽东在十大军事原则里把集中优势兵力列在第一条，蒋介石懂不懂集中优势兵力？当然懂，但是他作为一个国民政府受到太多条件的制约，他是心有余力不足。

共产党打天下的第二个绝招就是善于化敌为我，说白了就是改造俘虏兵，这是陈毅先发明的。

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消灭了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74师，说是歼灭3.2万人，实际上打死的不到一万，俘虏74师8000多人，当时把74师的俘虏集合起来分俘虏，结果华东野战军的各个纵队都来抢74师的俘虏，因为74师士兵素质特别好，是模范师，受过非常正规的训练，每个士兵起码都有高小文化水平，解放军里的连长都不一定有高小的文化水平。

74师8000多俘虏被分到华东野战军的各个纵队里，陈毅说这些俘虏兵真顶用。

1947年底陈毅从山东解放区到陕北见毛泽东，沿途路过晋绥军区，当时晋绥区的同志说华东野战军打仗打的好，请陈毅做报告，陈毅总结了一条经验，我们华东野战军为什么迅速壮大？就是会用俘虏兵。俘虏兵是好东西，战术素养非常好。

我们要是招翻身农民当兵，得训练他打枪、扔手榴弹，然后才能打仗，俘虏兵来了就能用，而且在战争里表现相当不错。

有一次打敌人一个据点，连长冲着机枪手说“打打打”，机枪手是一个俘虏兵，说“你让我往哪儿打”？连长说不知道。俘虏兵说怎么怎么打，连长说好，就这么打。

陈毅讲，“你看，俘虏兵就是比我们的连长水平还高”。

解放军过去缴获国民党的炮，当时主要是山炮，打仗时把山炮和步兵一块儿推到阵前，推到离前沿还有二百米、一百米的地方，人从炮筒里往前看目标，叫“直瞄”。

被俘虏的国民党炮兵看着解放军的炮兵笑，说你们这是拿大炮拼刺刀。他们把炮拉到3000米外，算好射程，没有射不准的。这样的经验一推开，中央就下文件，以后各个部队凡是抓到国民党俘虏，除了重伤还有患传染病的，其他的一个不许放，统统补充到解放军的部队里。

我们可以算笔账，国民党、共产党一边5个人，把国民党军打了一个，就是5:4，可是如果把国民党的俘虏抓过来自己用了，就变成6:4。

共产党这么多兵是从哪儿来的？大部分都是俘虏兵。国民党的俘虏兵凭什么就转过头为共产党卖命？共产党有本事。

俘虏兵被俘虏之后先开会诉苦，进行阶级教育，国民党兵大多数也是穷人，于是老战士先上来诉苦，地主怎么压迫我，我们打天下为穷人翻身谋解放，启发俘虏兵的阶级觉悟；

然后把俘虏兵下放到各个班，但是有一条，肯定这个班里老战士占多数，俘虏兵新战士占少数，班里不能歧视虐待俘虏兵，俘虏兵被叫做“解放战士”。

行军的时候班长替他们扛枪，宿营的时候班长给烧洗脚水，从人的情感这方面来说特别容易感动俘虏兵。
国民党官大一级压死人，但是共产党的官不像官，班长、连长都来关怀战士，从感情上来说俘虏兵也容易被改造过来。

在立功方面，俘虏兵和解放军的老战士一视同仁，这样就大大激发了俘虏兵的积极性，打好了一样立功。

当时刘伯承培养了一个战士王克勤，原来是国民党的一个机枪手，俘虏过来以后补充到部队里，很快立功升了班长，他特别会带兵，他带的兵不但会打仗，而且在作战中伤亡很少，刘伯承看中了这个人，表彰为二野的战斗英雄，后来王克勤在战争中牺牲了，刘伯承还特别的悲痛，王克勤就是国民党俘虏兵里一个优秀的代表。

到了1948年初，共产党熔化改造俘虏兵到什么程度？

国民党变共产党

华野当时总结了经验，叫“即俘、即补、即战”，也就是上午俘虏，中午补充到解放军的部队里，下午就参加作战。

国民党怎么也比不过共产党，国民党抓来壮丁以后整训，然后整编，然后上战场作战，这个周期最少大半年，刚打一仗就给共产党送了礼了。

这个仗国民党越算越赔。

74师是1947年5月在孟良崮被华东野战军歼灭，蒋介石非常伤心，保留74师的番号，在江南重新组建，最后组建成74军，1948年10月74军拉上淮海战场，到1949年1月陈官庄之战74军再次被共产党消灭了。蒋介石辛辛苦苦训了一年，好不容易上战场了，几天就报销了。

共产党用这种方式不断地补充自己的兵源，在一年多之内就跟国民党的兵力达到了相当的程度。

所以毛泽东说我军人力、物资的来源主要在前线，就是靠俘虏国民党的俘虏兵、缴获国民党的枪炮来壮大解放军。

当时战争打的相当残酷，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粟裕的主力跟黄百韬兵团在碾庄打，这是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打了将近有一个月，结果华野歼灭了黄百韬兵团7万多人，但是也付出了伤亡5万多人的代价。当时华野有一个连报了220人伤亡，一个连满编才120人，由于不断冲锋不断补充兵源，所以伤亡竟超过了满编的人数。

粟裕在1949年3月给中共中央写淮海战役的总结，说1948年10月济南战役的俘虏兵到1949年1月打陈官庄时有的已经提升为副排长了。

共产党这么大的伤亡，都是靠俘虏兵一拨一拨更换，国民党是打一个少一个，有出没进。这样的话，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兵力对比变化能不快吗？

大家可能要提问题了，共产党能改造俘虏，国民党怎么不行呢？

孟良崮战役之后蒋介石召开高级将领的军事研讨会，他沉痛检讨74师失败的原因，说74师之所以失败最大的失误就是用了共产党的俘虏兵。

涟水战役中，74师把涟水打下来，当时守涟水的是华野六纵。六纵被张灵甫俘虏了300多人，张灵甫让共军的俘虏兵当辎重队，拉大炮、拉粮食，蒋介石说绝对不可以这么做，绝对不可以信任共军的俘虏兵，张灵甫说不要紧，不是让他们当战斗部队，他不当回事。

孟良崮战役之前，国民党军10个师一线推开向北走，张灵甫自己带的一个师突出了两天的路程，他把主力部队驻在孟良崮，重炮部队安排在山下的垛庄，陈毅、粟裕抓住张灵甫突前两天的战机，一下用六个纵队15万人包围了张灵甫的3万人，扑垛庄的正好是王必成的六纵，俘虏兵一看自己的部队来了，立刻哗变了，张灵甫的炮兵阵地乱套了，华野很轻易地把张灵甫的重炮阵地占领了，掉转炮口向孟良崮山上轰。这时候张灵甫才知道自己犯了一个大错误，孟良崮是一座秃山，寸草不生，炮弹落地溅起的石头就能杀伤一片人。张灵甫最后坚持了三天，74师全军覆没了。陈毅、粟裕看到周边的国民党军围上来了，来不及打扫战场，连夜撤退。孟良崮地区的老乡说，战役打完之后三个月当地的老百姓不敢上山，漫山遍野都是尸首。

蒋介石拿这个教训警告国民党，因此国民党用不了共产党办法。而共产党改造俘虏的经验每个野战军都有，抓住俘虏兵怎么办，抓住国民党军官怎么办，办法都是一套一套的。

日本人变共产党

化敌为我是共产党的一个绝招，共产党能做到什么程度？

当年四野的后勤是最棒的，后来我就问四野的老同志，当时四野怎么有那么雄厚的后勤，有军医院，又有军工厂，还有军事院校。

四野的老同志说，四野里面的技术人员基本上是日本人，我听了大吃一惊。抗战结束时四野十万大军闯关东，没有带后方，没有带医院，而且八路军那时候也没有医疗设备。四平战役之后大量的军队撤到北满，撤到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那么多的伤员没人治怎么办？

四野政治部下了一个九九紧急指示，就地征招医务人员组建军医院。

伪满时期东北医院中主要的医生、护士都是日本人。当时四野后勤部长指示干部去接收日本人的医院，把日本人的医生、护士强行征入解放军。

当时找到哈尔滨最大一个医院，要名单，从名单里看哪个人是医生，哪个人是护士，然后到遣返日本人的难民营里抓，从火车上向下拖。

当时一共征了8000多医生、护士，这些医生、护士一开始是被逼来给解放军治病的，解放军一看怎么给我治病的都是日本人呢？

最初在军医院里没有一个日本医生护士没有挨过伤兵打的，这些人忍气吞声。

黄克诚一看不行，咱们得讲政策，这些医生护士只要肯为我们工作，不管他们思想是否进步都应该给予优待。共产党的干部吃高粱米，给日本的医生吃大米，共产党的干部没有津贴，但是日本的医生护士按原来的待遇发工资，这样把日本的医生护士都争取过来了，后来这些日本医生护士跟着各个野战军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衡宝战役，一直打到海南岛。

除了医生护士之外，还有军工。

东北野战军迅速发展成为百万大军，而且华东野战军也需要炮弹，怎么办呢？

于是在东北办兵工厂。

当时解放军最大的军工基地在大连，大连当时是苏军占领的，国民党去不了，所以解放军在那儿秘密发展军工厂。我们都读过吴运铎写的《把一切献给党》，吴运铎说在东北建立军工厂就是在大连的甘井子，当年在那儿建立了一个炮弹厂。吴运铎说他和吴屏周厂长实验炮弹，有一发没爆炸，他们俩跑过去看，往那儿一蹲炮弹爆炸了，吴屏周当场被炸死，吴运铎受重伤。

后来我到实地采访，看了当地军工厂写的厂史，我才知道那是因为我们的技术太差，这是一场严重的安全事故。因为当时我们这些土八路没有正规的金属加工技术，做的炮弹撞针有毛刺不光滑，所以拉不着。最后还是得用日本人，当时把在大连的日本军工技师集中起来，有的是制造火药的专家，有的是做炮弹壳的专家，还有冶炼的专家，把30多个日本专家集合起来构成了大连军工厂的技术骨干。

另外，我们国家第一个航校，东北老航校，第一批王牌飞行员，包括后来的空军司令王海上将，都是日本教官教出来的，而且第一批女飞行员也是日本教官教出来的。所以不能不说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厉害，能把日本人都教育成革命战士。

这一段历史原来都是保密的，日本人大批遣返是在1946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1953年又遣返一批日本人回国，其中大部分是我们共产党用的日本人，掩护身份让他们回国。

回国的时候让他们把军装都脱下来，把档案都销毁，每个人得的奖章全部都收回。到了90年代，这些日本老兵陆续地回老部队探亲，总政治部下命令，重新做模子，给他们这些四野的日本老战士每个人发东北解放纪念章、平津战役纪念章、渡江战役纪念章，还要加一枚1955年授衔的时候发给营以上干部的解放奖章，重新发给他们。后来我采访这些日本老战士，他们都80多岁了，但是说起话还是40年代解放军的语言。对于解放军在解放战争期间化敌为我的能量、作用是应该刮目相看的。

第三条，共产党能够充分动员群众支援战争，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人民战争。

一提起这个，大家马上就想到车轮滚滚，当时确实是这样一个宏大的场面。

我们正史上都说淮海战役“60万吃掉80万”，60万解放军吃掉80万国民党重兵集团，历史上可以这么说，但是账不能这么算。

淮海战役是共产党以少胜多吗？根本不是，而是我们以压倒性的人数优势战胜了国民党80万大军。

国民党的将领18军军长杨伯涛在双堆集和黄维一块儿被俘，他被押下战场，后来他在回忆录里写，他看到解放军的后方到处都是老百姓，有的给解放军推车，有的给解放军治伤员，有的给解放军做饭，他说我们在战场上哪儿看到过这种场面，国民党的后勤都是自己办的，自己拿卡车拉辎重，哪儿有这么多老百姓来支援战争？淮海战役先后动员的民工220万人次，加上60万共产党的正规军，你说比国民党的80万人数多了多少？

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动员这么多的人力物力？

最重要的是共产党跟国民党根本区别在于，国民党是一个非常松散的组织，松散到什么程度呢？

加入国民党很随便，可以集体入党；但是共产党不一样，共产党的组织渗透到解放区的每一个村庄，没有一点空白，每一个村子里都有党支部、村委会、民兵武委会、妇女救国会，最后还有儿童团，每一个村子里通过这五个组织把每一个老百姓都完全地控制起来，于是出民工都是组织上派的，而且各有分工。

共产党能够充分利用民众力量组织起自己的战争机器。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支援前线的民工都超过了百万。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征兵。

我们知道国民党主要是靠抓壮丁。有张照片是一个英国记者拍的，一个老头在国民党新兵里寻找自己的儿子。共产党这边都是骑马戴花、光荣参军，事实是否如此？后来我看了一些材料，感觉到人从本性上来说不愿意打仗的，农民更是如此。

你看纪录片《人民的胜利》，说翻了身的东北农民在土改中获得了土地，他们志愿参军保卫胜利果实，骑马戴花参军了。

后来我想还是不对，农民都是老婆孩子热炕头，分了地、分了房子、分了牲口，你叫他再去打仗，可能吗？从他个人来说是不会愿意的。

后来看到一个材料，1948年初中共中央给东北局一个指示，要东北局在半年之内组建100个团的二线兵团补充东北野战军，因为林彪跟陈毅的情况不一样。在辽沈战役之前东北没有打过很大的仗，也没有俘虏过很多的国民党兵，所以毛泽东下令让林彪组织100个团的新兵，这100个团从哪儿来？从翻身农民中来。

林彪当时下了一个指示，号召各地干部要当革命的兵贩子。怎么征兵？当时征兵的指标下到各县、各村，这个村里得征十几个兵，村支书、村长就把适龄青年叫到一起教育，这些青年都坐在炕上不说话、不表态，支书派人一个劲儿烧炕，炕上热的坐不住了，终于有一个跳了起来。

好，这个算报名了，结果一个一个都跳起来了，就骑马戴花当兵去了。后来我看了张正隆的《雪白血红》，专门有一章“要当革命的兵贩子”，跟我写的一样，说明这不是假的。

同样抓壮丁，为什么共产党的兵上战场敢打仗？解放军多打几个胜仗，这些新兵胆子就大了，就变成老兵了，人都是这样磨炼出来的。共产党在动员群众方面确实是有一套。

共产党动员群众进行人民战争不光是参军，还有更狠的一招。

自然经济，不用货币

我们都知道1948年上海的日子最不好过，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要粮食没粮食，要煤油没煤油，老百姓在银行前挤兑金圆券。不是蒋介石想让老百姓这样，最根本的问题是物资短缺，没有米、没有布，所以才涨价，所以奸商才囤积居奇。为什么缺？

1948年初共产党基本上控制了东北、华北、江淮地区，国民党仅仅控制着长春、沈阳、北平、济南这样的大城市，这是什么含义？也就是全国100％的煤炭资源、80％以上的小麦产区、80％以上的棉花产区全被共产党控制了。

解放区当时也知道国民党的物价飞涨，法币、金圆券天天贬值，共产党采取最原始的办法——自然经济，不用货币。

农民都是以物易物，拿粮食换鸡蛋，拿鸡蛋换煤油，抵制伪币进入解放区。共产党还规定各种各样的政策，开了几个清单，一个是许出口的清单，一个是不许出口的清单，一个是许进口的清单，一个是不许进口的清单。什么东西许出口？古董、文物可以输向国民党统治区，那年头古董谁要啊？

粮食、棉布不许出口。煤油、纸张、药品可以从国民党统治区输往解放区，因为解放区不生产这些东西。而不许进口的东西就多了，奢侈品解放区都不要。

这样一下就把国统区捏死了，这才是真正的“农村包围城市”。国民党大城市没有物资来源了还不涨价，还不恐慌？上海最后狼狈到家了，1949年1月蒋介石一下野，上海人就公推杜月笙给毛公写封信，请求用上海的工业品换开滦的煤炭，毛泽东照准，要维持上海，不能让上海崩溃。

在蒋介石下野的几个月，上海和唐山的开滦对开轮船，把煤炭拉到上海维持上海人的生计。国民党还不垮？根本没有经济基础了。

解放区控制了物资，而且共产党能够控制得如此严密。

共产党占了上海，上海商人又来劲了，不是物资短缺吗，我再涨价。

结果陈云到了上海以后打经济上的淮海战役，知道上海的商人喜欢投机，陈云从东北、华北调运大量的粮食、布匹源源不断地往上海运，上海的商人一看大批的物资从公家运过来，敞开肚皮吃，没想到共产党用的是举国体制，用共产党那么大的解放区运那么多的物资进来供应上海，撑死这些商人。商人的资金都是有限的，把资金用完了，囤在仓库里等着涨价，但是共产党的布匹、粮食还是源源不断运进来，价格天天跌，跌到商人受不了的时候只好降价。共产党进上海之后给商人们一个下马威，叫他们知道了共产党的厉害。

这不是政策问题，关键还是在于经济基础。共产党能够控制这些经济基础才能够打天下。

最后一条，共产党的情报、渗透、策反无孔不入。

在战争年代，情报太重要了，谁有情报来源谁就能打胜仗，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国民党输就输在组织太松散，既没有政审也没有档案，无论是什么政府机关、机要部门用人，只要朋友一介绍，那就进来吧。

所以在抗战期间，共产党就利用统一战线、国共合作的机会往国民党里派了大量的地下党、情报人员，那会儿任务是长期潜伏，不到关键时刻不醒。

毛泽东转战陕北，当时中央可以走，但是毛不走，毛主席留在陕北，拖住胡宗南，说胡宗南也要听毛主席的指挥。

后来有人写回忆录《胸中自有雄兵百万》，毛泽东在陕北坚持了一年多，其实毛是一个很谨慎的人。我参观毛的住处，最深的体会就是毛绝对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冒险。

前一段我到甘肃哈达铺，毛泽东住的房子有一条小路直通后山，有情况随时可以掩蔽。西柏坡毛主席住的房子离防空洞最近，只要飞机一来一下就能进防空洞。

毛泽东为什么敢于在陕北呆着不走？

最重要的原因是，当时共产党有一个地下人员熊向晖，是安插在胡宗南身边的共产党情报人员。

胡宗南身边的机要秘书是共产党，那还能有什么秘密？熊向晖在胡宗南进攻陕北之前就把作战计划通过情报网传到中共中央，所以中共中央对情况了如指掌，毛泽东就决定不走，转战陕北。

毛泽东转战陕北的路线反其道而行之。胡宗南认为毛一定要过黄河，但是毛泽东却往西走，往安塞那边走，跟胡宗南兜圈子，为什么？这也是毛泽东算计好的。当时有这么几个条件，一个是黄土高原，那个地方最大的特点就是缺水，由于大部队一定要找有水的地方宿营，所以胡宗南的部队一出动，今天走几十里地在哪儿宿营是可以算的出来的，也就是必须要找一个有水的村子宿营。毛泽东的小部队昼伏夜行，就可以避开国民党的飞机侦查，而且电台保持静默，就可以避开国民党的技侦侦查。还有最重要的一条是，陕北老乡不会出叛徒，新区的老百姓闹不好就可能出叛徒，这是非常重要的。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他是经过充分的酝酿考虑才决定在陕北不走。

先说了共产党的情报工作，下面说说策反。

越在关键时刻，共产党在国民党安插的钉子越是发生作用。当时共产党的情报策反系统有完整的组织，为首的是社会调查部，负责的是康生和李克农，下面分到各个野战军的政治部里有敌军工作部，是专门打入国民党的内线；还有城市工作部，专门在城里弄情报的；还有联络部，共产党的地下联络站，送情报的。

这三个组织非常严密。解放军最近编了两套大书《中国人民解放军联络工作史》、《中国人民解放军敌军工作史》。

1946年3月莱芜战役，当时济南的王耀武让李仙洲指挥三个军与张灵甫南线配合要把陈毅、粟裕包围在沂蒙山区，结果陈毅、粟裕决定先打莱芜。

国民党46军军长韩练成跟共产党有关系，他问打起仗来怎么办？我们的联络员就说打起来你就临阵逃脱。韩练成这一跑不要紧，他的一个军就乱套了，李仙洲的三个军一下就都乱套了。陈毅他们的主力部队仅用一天时间就把国民党三个军五万多人全解决了。

王耀武听说莱芜战役的消息以后大骂，他*的五万多人一天就完了，我就是放五万条猪也够共军抓一个礼拜的。到

关键时刻给你搅乱了，尤其是在战场上，一点办法也没有。过了几年轮到王耀武本人，济南战役打王耀武，我军策反吴化文，吴化文不是王耀武的嫡系，王耀武让他守西线。王耀武在城里，让吴化文在城外，吴化文说这不是拿我当挡箭牌嘛。

共产党策反吴化文的老婆，济南战役一打响，他在外围起义了，王耀武外线一下就是一个大缺口，还没有来得及补这个缺口，解放军就开始攻城了，很快就拿下了济南。还有淮海战役开始的时候，把守运河大路的国民党第三绥靖区的副司令长官何基沣、张克侠是地下党，抗战时期就入党了，就是共产党埋在国民党里的钉子，到这个时候他们俩起义了，一下把运河大路让开了。粟裕后来给中央写报告，说战机就是四小时。如果何基沣、张克侠不起义，我们在运河耽误四小时，就没有包围黄百韬的战机了。

甚至在最高层，南京的国防部都有共产党的内线。

共产党的情报厉害到什么程度？蒋介石还没撤退到台湾，我们的情报人员就已经到台湾了。当时最大的内线是国民党国防部办公厅的长官吴石。

《老照片》公布过枪毙吴石前的一张照片。当时蒋介石到了台湾，国民党可以说是风雨飘摇，我们大量的情报人员已经渗透到台湾了。

我看到的攻台准备的资料，一份是国民党军队驻防台湾一览表，还有一份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在台湾住址一览表，当年国民党已经准备再次逃跑了，而且这些情报人员有的都半公开了，做高官的工作，策动起义，结果朝鲜战争爆发，我们攻台的计划搁浅了。

蒋介石反过手来抓共产党，当时中共台湾党的负责人蔡孝乾叛变了，供出200多人，吴石这些人都牺牲了。

我们的技侦、破译密码也非常厉害。早在红军时期共产党就有本事破译国民党的密码。

后来毛泽东对军委二局的同志非常感激，在西柏坡的时候与他们合影，照片让中军委二局的同志站在中间，表示毛泽东对他们的尊重。当时这些破译密码的专家勤奋到什么程度？国民党的密码技术上非常复杂，但是有一个规律，即按照汉字的古韵排列，天天变化，为了掌握古韵，总参二局有一个干部能把整本的《康熙字典》背下来；还有一个干部为了研究蒋介石国民党军电报，都是文言文的，他专门研究明清的尺牍。谁说共产党里没有人才？

战争是多方面的较量，但是总的结局是有它的必然性。我写《中国的1948年》就是希望给大家提供一些真正的史料，以后我会继续修订补充。

看了这本书之后，有网友评论，这本书史料虽然细致，但是还有在五星红旗下立正敬礼的感觉。

大家听了我的讲座之后，你们说说，我是应该在五星红旗下立正敬礼还是应该在青天白日旗下立正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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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点人文：严选深度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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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沫，Celer Network创始人兼CEO，湾区创业者，圈内人往往亲切地称他为「老董」。

早年，老董凭借强大的技术和学术背景，做了很多区块链相关技术的培训课程，尤其擅长用极其简单的语言来解释复杂的技术原理，「现在有四五百人毕业了」。

因为看准了解决区块链交易速度慢的最佳方法是「链下扩容」（即layer2）这个方向（从他们推出的五子棋应用，可以看出链下与链上体验的差别），拉拢了一批上海交大、MIT的学霸师兄弟成立了Celer Network（以下简称「Celer」）。

说起Celer，国内的开发者可能知之甚少，但如果用一个集齐了MIT、普林斯顿、UIUC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博士的公司，以及这个公司的创始人被邀请与V神一起参与世界上最大的黑客马拉松并担任评委；其经济学模型论文被北美顶级加密货币经济学会议CESC接受并邀请做演讲等一系列的事件来形容，你是否能感受到一些它的分量？

董沫就是这样一家公司的创始人之一，作为山西人和晋商的拥趸之一，董沫直言区块链最能打动自己的地方，就在于它实现的是一个「商通天下」的宏大愿景。

去年10月，营长连线了人在美国的董沫，从他的角度了解到「链下扩容」的一些思考，以及Celer的一些值得参考的思路和经验。

以太坊上线第一天，我就挖矿了

你最初是怎么接触区块链的？

董沫：我其实接触区块链还蛮早，基本上是从2013年开始炒币，以为是学计算机的，所以肯定知道比特币。2014年的时候，我一个同事就跟我说最近看了一个叫以太坊的东西，好像在众筹，觉得挺有意思。它是一个图灵完备的区块链架构，我当时就挺感兴趣。

然后2015年以太坊上线的第一天，我就是第一批挖矿者。我记得那个时候全网的算力大概不到100G，一天也就挖两个以太币。

同时，也开始关注区块链的技术生态，那个时候也知道了闪电网络，而且跟Joseph Poon（闪电网络创始人）的关系也很好。

2013那会有很多像AI和AR这样的很火的「新技术」冒出来，也很赚钱，关注区块链的人反而很少，你愿意在这上面投入精力的原因是什么？

董沫：我一直都在做分布式系统方面的研究，所以区块链这个东西就很合胃口。我对它是很感兴趣的。同时，我看到区块链并不简单是一个技术潮流，而确实能改变很多，往小了说包括商业和金融结构，往大了说可以改变生产关系。我是山西人，晋商当年汇通天下的梦想，我觉得应该实现起来。

也就是说，汇通天下的愿景靠传统互联网的模式是无法实现的？

董沫：可以这么说。所谓汇通天下，也就是区块链的核心，就是打破价值流转壁垒。过去百年间互联网虽然跑得飞快，但整个金融体系仍是非常固化的。

但现在看起来，区块链离实现这个理想也还有一定的距离。

是的，其原因就是区块链还没有大规模应用，因为它实在是太慢了，不能承载很多经济活动，所以我们要去做链下扩容这件事。关于区块链扩容，我们其实做了很多前期的研究，但一直到去年年初的时候，我们才确信说链下扩容（Layer2）是一个很好的方向，有很多东西可以做，而且是一个能长期稳定下来的领域。

确定这个方向之后，是怎么找到这么多技术牛人一起加入的？

我先说说我们四位联合创始人吧，除我之外，还有梁清凯、刘俊达和李小舟。其实我们都是认识很多年的朋友了。梁清凯跟我是师兄弟，本科都是上海交大一个老师带出来的，后来他去了MIT；刘俊达是我师叔，他和我的导师是师兄弟；李小舟是俊达的师弟。

还有一些员工是原先我开培训课程时候的学员，这些人本身就在Google、Facebook这样的公司工作，只是对区块链感兴趣，上课的时候发现真的很有意思，既然老师也做了项目，那就来吧一起做。

「链下」是干早期微软的事情

Celer的技术核心是围绕「链下」，即Layer2展开的，你能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Layer2吗？
董沫：从历史来看，layer1和layer2 的关系，有点像个人电脑时代里的CPU硬件和操作系统。layer1 是不同架构的CPU，layer2是操作系统。

从80年代以来，硬件和操作系统互相做选择的过程是不断收敛、最终merge到最后一套结构上去的。比如CPU最终就是有x86架构和ARM架构，操作系统有Linux和Windows。中间其实还出现过很多不同架构的硬件，也有不同的操作系统。

大家现在都在做公链，可能更多是做IBM的事情，但还没有人去做最早期微软干的事情。Celer想做后者。

体现在公链上就是，我们可以把计算、交易等业务处理拿到主链之外来执行，只在主链上反映最终的结果，中间过程不在主链做记录。

你能否描述一下链上（layer1）和链下（layer2）两大生态的全景和现状？

董沫：现在链上的生态基本上就是各种各样的公链。我认为链上不需要做太多的特殊功能，只要把共识做好，为链下生态打基础就好，作为一个共治的protocol来存在；

同时，链上扩容也是非常重要的，链上扩容能做好，可以帮助链下的扩展。

而说到链下生态，即layer2，现在技术还处于萌芽状态，整个生态也没什么人，主要原因是大家还没有意识到链下扩容所带来的好处。

不过最近也有一些团队在做，比如Loom Network聚焦于侧链；Liquidity Network聚焦于基于侧链的支付。

而我们聚焦的则是「广义的状态通道」。

链上链下的方向和使用手段往往不要一样：

链上需要扩展的是你需要永远存储在区块链上的东西；而链下则针对一些不需要永远存储在链上的东西。

说到这，layer2现在有哪些具体的应用，让我们可以直观的感受到它的优势？

董沫：不是很多。我们自己做了一款五子棋的应用。如果基于链上来做，你每一次落子都需要等10分钟对方才能看到这个子，因为链上每一步的确认时间都是固定的。下完一盘棋是不敢想象的，但是基于链下扩容，整个过程就非常流畅，与正常下棋体验无异。

我们的测试版本一上线，就有600个用户下载，日活超过了300人，比以太坊上最火的链上应用的日活还高。

在商业上，还有一个成人直播网站在用链下技术，虽然他们的business比较黄，但创始人还是不错的。（笑）

要实达到这个效果，Celer的架构是怎样的？

董沫：受互联网非常成功的分层抽象原则的启发，我们将Celer Network设计为一个的简洁的分层架构，将复杂的离线操作网络分解为分层模块。我们将每层接口的集体规范称为cStack，包括以下部分：

• cStack：分层结构，清晰的抽象和界面。减少系统设计，开发和维护的复杂性。使每个组件的快速演变成为可能；
• cChannel：广义状态通道和侧链套件。在网络通道上支持通用依赖DAG的快速状态转换。灵活的结构最大限度地提高流动性利用率；
• cRoute：采用透明通道平衡的最佳值传输路由。与最先进的解决方案相比，吞吐量提高了15倍。完全分散的高失败弹性；
• cOS：支持离线功能的应用程序的开发框架和运行时。提供通用的设计模式，并处理脱链状态的操作，存储，跟踪和争议；
• cApps：在Celer Network上运行应用程序生态系统。通过区块链保证的信任或权力下放不会影响每秒数十亿次的私有外链交易；
• cEconomy：提供网络效应，稳定流动性和生态系统高可用性的密码经济模型。包括流动性承诺证明，流动性支持拍卖和国家监护人网络。

现在即使layer1的生态想要吸引开发者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那么layer2又怎么吸引开发者呢？

董沫：layer1的难点主要是来自于区块链的不可用性，即响应时间太长。

链下生态则可以多推出一些类似五子棋这种好用的应用，让开发者能看见红利。另外，对于layer1的开发者做layer2的开发，不需要自废武功，80%跟layer1的差不多，只有大概20%的不同。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一直在做Solidity的培训的原因。

你认为，layer2生态的发展会经历哪些阶段？

1. 是先让大家体会到layer2的好处，这是layer2的一个优势所在。具体体现在layer2生态上的用户数量超过公链应用。但这一阶段要想达成，需要基于很多技术突破，比如说先要搭建一个稳定的后端，有稳定的交互界面和SDK等。这些都是之前区块链本身没有解决的。
2. 让开发者能够在链下扩容平台上搭建应用的行为变得很自然，而不是一想到开发应用就想到公链。
3. 不断地去研究和突破新链下扩容的方法。

这三个阶段，也是layer2发展的短期、中期和长期的大方向。

真需求往往是从那些看起来不是那么真的需求开始的

作为区块链的早期开发者，有哪些你今天跟最初不一样的认知？

董沫：最大的不同点是，我之前会认为作为一个平台的创建者，你只需要做好平台就好了。很多用户都会自己照过来。但现在我的看法改变了，我认为，真正的平台开发者，不光要做整个社区当中最先进的研究者，更要做整个社区商业模式的创造者，这一点必不可缺。

为什么大家现在都没有找到区块链的商业模式？很大程度上在于商业需求的人，并不站在整个区块链的研究和技术的顶端。而区块链研究和技术本身又比较新，所以导致需求和技术匹配不上。

要解决这个问题，有两个办法：

1. 我们需要认真思考一些原生区块链应用的需求；
2. 去建立和整个传统商业的联系。

在这样的模式下，真需求是否带有一些明显的特征？

董沫：不会。真需求往往是从一些看起来不是真需求的应用开始的。

以我们的五子棋应用为例，你为啥一定要在Celer上下棋呢？在联众也可以啊。因为这里的需求不光是下棋，而是两个下棋的人，不需要对对方有任何信任，也不需要去信任第三方平台，就可以做这样一个去信任化的对赌。这意味着你把整个金融的屏障给打破了。

再往下想，你玩游戏的时候剩下的这部分钱，是不是可以做一些未支付。微支付再往下是不是可以去做一些金融衍生品和交易？

做了这么多年的区块链，区块链有没有让你特失望的地方？

董沫：比较失望的是，从2014~2018这4年来，区块链行业的信噪比还是太低了，充斥的大量噪音，学习曲线非常陡峭。这会阻碍行业的发展，阻碍新鲜血液进来。你看AI、大数据这些行业会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入这些行业越来越简单了。你有现成的各种学习工具。

区块链则相反，早进来的人反而更容易学习，因为当时学习资源少，但每个都很有价值，现在的学习资源很多，但90%都是垃圾。有个微软的朋友问我，想学习区块链该看点啥，像我这样的深度从业者，居然答不上来。

我觉得归根结底，还是行业爆发的太快，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把欠的功课给补上。

最近在读哪些相关的书籍，有哪些收获？

董沫：最近在看Radical Markets这本书，觉得非常有意思。它把市场经济推到极端给你看。很多核心思想都是可以在区块链当中实践的。

比如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思想，就是我们应该怎么给自己的财产交税呢？很简单，你自己给自己的财产定个价，比如我这个房子100万，不管定价是多少，每年都交5%的税，这样的话是不是价格定得越低越好呢？

不是的。但不是这样的，应该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经济体系，能够使得你只要给自己的房子标100万的话，任何人拿100万就可以把你的房子买走。这样一些「极端」的思想，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思想实验，这些东西往往能够激起我新的思考。

跟你聊天真涨知识，最后再跟我们的读者说几句话吧。
董沫：这个行业还处在非常早期的阶段，如果你觉得去年错过了什么的话，不要担心，你真的是什么都没有错过。这个行业和技术的发展都是需要时间的，但是学习比创造要快很多。所以如果你现在学习，很快就能追上。

希望有更多优秀的人能够进入到这个行业中，因为不管是技术还是商业模式，这个行业现在亟需一个提升和发展。

订阅号评论：

链下扩容（layer2），“最终价值不发生交换的基本都不需要上链”等等设计理念大家都懂，但是在联盟链和公链上面的设计难度和实施难度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记者 / Aholiab

出品 / CSDN、区块链大本营

微信号：blockchain_camp

功能介绍：区块链开发者的基地，从这里出发，让区块链回归技术与应用的本质！

自春节以来，沪深股市都在持续上涨，后台留言中也一堆吐槽抱怨之声，有说太过谨慎，耽误赚钱的；又说看着别人都赚钱，自己心里好痛的；有说等均线走好，股价已经涨了50%以上的；还有对我指责一大堆后，跟我下战书说“不服来辩”的；还有把我批判一番后，让我有本事就把他留言发出来供大家讨论的。类似这样的留言，原本也不出乎意料，本就是预期之内的。

前些天因为太忙，没工夫修理你们，现在暂时告一段落，可以跟你们说道说道，让你们这些叽叽歪歪的庸众明白，你跟我之间的差距有多么多么大，以及为什么我平常根本就不屑于搭理你们。

如果非要说不一样，那就是我们在时间上出现过一点极细微的偏差。我们预计第一个低点是9月底，结果市场是10月中旬，而也正是在最低的10月19日那天，姚尧发表了《向死而生，股市抄底。十年一梦，就此开启！》一文，结果我文章一发，当天就是大涨。之后反弹到11月中旬，是不是完全如我们预期？再之后下跌到1月，是不是又完全如我们预期。进入2月是不是开始反弹了？这次的反弹，难道是出乎我们预料之外的吗？难道不是在《8月21日股市前瞻》里就规划了的吗？难道我不是在春节前的文章里就说了，从春节到两会这段时间的行情不会太差，只是我觉得没什么操作价值而已吗？拜托你睁大眼睛，摸着良心说，这个市场上还有第二个人曾经像姚尧预测得这么精准细致吗？

苏东坡

南宋有一位著名的学者叫王灼，他写了本书叫《碧鸡漫志》，这本书主要是谈了唐宋以来的诗词音乐，而作者最推崇的就是苏东坡，属于把东坡词推举到极高地位的最早的评论家。

王灼在这本书里写道：“东坡先生以文章余事作诗，溢而作词曲，高处出神入天，平处尚临镜笑春，不顾侪辈。或曰：‘长短句中诗也。’为此论者，乃是遭柳永野狐涎之毒。诗与乐府同出，岂当分异？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今少年妄谓东坡移诗律作长短句，十有八九不学柳耆卿则学曹元宠，虽可笑，亦毋用笑也。”

这段话我们就不详细讲解了，大概意思是说：东坡先生的作品主要是写文章，因为文章是载道的。写文章之余写诗，因为诗是言志的。写诗之余再来写词，可即便是这样之余的之余，东坡先生的词也比那些的所谓顶尖词人写得还要多，还要好。柳永被称作是大词人，其主要作品也只有词，可柳永一辈子只写了212首词。东坡先生呢？之余的之余，也写了360多首，而且有大量都是传颂千古的精品。

可惜现在的一些少年人，不知天高地厚，指责东坡先生的词在音律上有问题，这当然是很可笑的，不过对这些人，也没必要去笑他了，因为世界上本来就是这有这么多无知浅薄的人。

对于苏东坡这样的旷世奇才，姚尧当然是望尘莫及，可是跟你们这些叽叽歪歪的浅薄之辈相比，那姚尧真是不知道要高到哪里去了。

写作

我现在每天的时间主要还是用于读书写作，读的书就不多说了，仅就写作而言，我在2018这一年已经完成了《姚尧精读资治通鉴二》、《笨蛋，问题在战略》和《姚尧股市形态学》这三本书稿，还开了好几个“未完待续”的题目。

政治点评

在写书之余，我随手写了篇关于台湾的政论文章，仅自己的公众号就有三百万的阅读量，赞赏人数过万。

• 在这样之余的之余，我写的股市前瞻也能做到全市场最精准、最细致，远的不说，至少这半年来是如此，而且有简单明确的证据可考，没错吧？
• 那你再看看你自己，你拿什么跟我比？你有多少斤两？
• 你还跟我说什么“不服来辩”，你要我服你什么？
• 辩赢了你又怎样？我是要做名垂青史的英雄，而不是做鸡鸣狗盗之雄，明白吗？

自从那篇关于台湾的政论文章火了后，有很多机构来找过我谈合作。

东南卫视的陈加伟找到我说，看能不能去他们那做时事评论员，点评台湾的事。我当时是婉拒了，因为这不是我的主要方向。

后来，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的主持人陈赫男到上海来找我，看以后能不能有什么合作机会，涉台的或者其它方向的都可以。

所以，现在我和东南卫视还是保持不错的关系，看以后会不会有什么好的灵感火花。

至于财经类的电视台，那就更不用说了，早在2015年就有人不断在找我了。

历史

那么，历史类的呢？你大概用脚趾头也能想到，随着《通鉴》一册又一册的推出，将来找我谈合作的机构肯定不会少吧？

所以，我如果要想出名的话，渠道真的是太多太多了，我还需要通过让你的留言上墙来证明自己有本事吗？你不觉得你讲这种话，是又低级，又无知，又浅薄，又可笑吗？

说实话，我真不是鄙视你，而是我根本就连鄙视都懒得鄙视你。如果你再苦读十年，或许能有被我鄙视的资格，只可惜，像你这样的人是不会读书的，即便偶尔读了，那也是读垃圾书。

未来规划

新的一年，姚尧争取能有五本书上市，目前已经交稿了的，预计三月中出《通鉴二》，四月底出《形态学》，六月底出《笨蛋，问题在战略》。

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在公众号连载《通鉴》了，争取本周开始恢复。预计《通鉴三》能够在三月底、四月初连载完，正常的话应该能在年内上市。

《通鉴四》可能要到七月份连载完，可能就要到明年才能上市了。应广大读者的一再要求，《均线学》我还是尽量写吧。

这套东西呢，我自己运用多年，心得体会肯定是有不少的，可是它的篇幅是否足以构成一本书，尤其它是否能像《形态学》一样，被我构筑成一套完整的体系，到目前我还没有十足的把握，只能说是尽力而为了。就时间安排上，我争取今年写完，明年出版。

我知道你们会想早点看到，但是写作这种事，自有其本质规律，亦关乎作者的个人习惯，写得出就是写得出，写不出就是写不出，你催我也没用，反正我尽量就是。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不停有读者问我有没有可能写《易经》？

今天我还和刘婷聊这事，她说你要愿意写肯定是好事呀，而且销量肯定会好。

说实话，我心里一直是很矛盾的，一方面，我担心自己的水平还不够，理解还有不到位的地方，不仅担心误导读者，更担心让后人耻笑。

像我的这种心理压力，估计市场上99.99%的作者和出版机构都不会有，他们只要当下卖得好就行了。

另一方面，我看见世面上流传的，当代关于易经的书普遍都不怎么样，甚至不客气的说，既太烂，也太滥了。

这事我要不去做，就得让读者的大脑被这些垃圾读物给玷污了。

其实，我写作的绝大多数选题都面临这个问题，自己给自己设的标准太高，深怕自己达不到，可是看看别人，又觉得太烂了。

我不去占领市场，却放任那样的垃圾占领市场，真是太没天理了。

至于《中国战略通史》这本书，刘婷问我这个坑准备什么时候填？

说这既是个巨大的工程，也是个很好的选题。我说，我最近实在太忙，顾不上那边，等缓过这阵子再说吧。

反正这种题目，除了我也没人能做得了，明告诉他们这个选题，也没人来敢跟我抢市场。我要十年不写，就十年都不会有人敢写。我要一百年不写，只怕就一百年都不会有人敢写。

最近这一两年，姚尧越来越觉得自己不是在为自己而活，也不只是为家人而活，甚至也不是为粉丝们而活，而是在为中华文化而活。

很多书，如果我不写，可能以后真的要失传了，至少会变得越来越难以广为流传吧？

百度名字出处

今天是元宵佳节，文章最后放一首辛稼轩的《青玉案·元夕》：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这首词大家大概都不陌生，姚尧应该也在之前的文章中讲解过。其实，最好的人，最好的事，通常都不会是在流光溢彩的闹市，而一直都是在灯火阑珊处。

这些年来，姚尧也一直在心里提醒自己要谨守与闹市之间分际，闹市是我获取资源的场所，但不能占用我太多的时间精力。
我所要进行的事业，注定是要安静地待在灯火阑珊处才能完成。

说到这首《青玉案·元夕》，突然想起了很多年前的一桩往事，说出来大家当个笑话听听。

大概在2002年左右，同学推荐我用百度，还说百度这家公司的老板很有文采和情怀，居然用“众里寻他千百度”这句词做公司名。

我当时就说，辛弃疾这首词确实很好，我也超级喜欢，但是拿“众里寻他千百度”这句词来作为一家搜索引擎的公司名，其实是不合适的。作为搜索引擎，难道不是应该一搜就映入眼帘？怎么能是“众里寻他千百度”，然后还要“蓦然回首”，才能在“灯火阑珊处”看到呢？

这两年来，百度一直被人病垢广告太多，经常搜索页面的前几页都是广告，果然是要先“众里寻他千百度”，然后才能在“灯火阑珊处”找到自己想要的结果了……

说到取名，还有个事要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两三年来，平均每个月都有三到五位读者给我留言，说他们家宝宝出生了，问姚尧能不能给取个名？什么生辰八字、父母姓名，城市籍贯，以及他们对于宝宝的心愿等等，可说是一应俱全。我看到你们这样热情啊，一句话不说也不好，可你也知道的，我怎么可能会有时间搞这种事？所以，在这里郑重拜托大家，以后千万别再说这事了，就算是你真心愿意出高价，我也实在是没有多余的精力来承揽这项业务。

说起来，这种因知识渊博和才华横溢而招致的烦恼实在是太多太多了，你们大概多少也还是能体会些的，对吧？

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又到了core粉尬吹闪电网络Lightning Network（以下简称LN）的季节了，我觉得是时候复习一下LN的几个重大缺陷了。

尬吹LN是core粉的常规操作

“即时转账，费用低廉，超高处理容量”是core粉经常挂在嘴边用来吹嘘LN的常用词。LN已经出来好多年了，开发进度极其缓慢，但是热情的core粉几乎每隔几个月就会掀起一波尬吹LN的风潮: “LN获得重大突破” “LN即将帮助BTC吊打所有币”。

十天半个月后，大家发现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于是尬吹暂时偃旗息鼓，core粉积蓄力量过几个月再来一次。

建立和关闭LN的通道需要支付高额手续费

Core粉总是强调LN的转账费用如何便宜，近乎免费。但是他们决口不提建立LN通道和关闭通道的时候是需要在BTC主链上发起交易的。

比特币最堵的时候，曾经一笔转账需要支付几千元手续费。如此高昂的费用有几个人可以承受？

路由问题至今无解

路由问题比较专业，限于篇幅这里不做太多的解释。通俗的说一下吧: 你用BTC主链进行转账，顶多出现因为交易拥堵导致迟迟无法获得确认的情况。但是用LN进行转账，会经常发生失败，而且失败的概率很高，这就是因为在付款的时候，LN没有找到正确的路由。这个可以说是LN最最大的缺陷，此问题至今无解。吹LN的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这个问题的存在，还有些人是假装这个问题不存在。

LN个人节点运营者入不敷出，且高风险

虽然LN的节点越来越多，但是这些节点其实是不赚钱的，都是热情的core粉自愿搭建的。和运行BTC全节点不同，运行LN节点不光要支付服务器的费用，还得放一些BTC在节点上，不然是无法和别人建立通道的。而这些比特币是需要放在热钱包里面的，风险非常高，一旦节点服务器被黑客入侵，这些币非常容易被盗。

中心化风险

前面说的路由问题，其实不算完全“无解”，有个比较可行的办法，就是建立超级节点，大家都和这些超级节点建立通道，这样付款时找不到路由的概率就会大大的降低了。但是这会导致中心化，一旦超级节点挂了，整个LN网络就跟着一起瘫痪了，非常脆弱。

低频交易非常不划算

我们已经知道闪电网络建立和关闭通道需要上链支付费用的。我们假设未来这两笔交易加起来是100美元（这个费用并不夸张，在2017年牛市的时候多次出现过，而且core的开发者也强调未来理想的主链转账手续费是30-50美元）。

如果你在一个通道周期内完成了100笔交易，那么其实你的平均手续费（暂且不计算LN自身的手续费）就是1美元/笔，这看上去一点都不便宜。

如果你在一个周期内完成了1000笔交易，平均费用可以降低到0.1美元了，似乎挺便宜了。但是别忘了，其他币比如BCH的主链交易手续费才0.01美元都不到。而一个通道周期内完成1000笔交易其实不算少了，正常人一年都交易不了那么多次。

你需要在一个周期内完成1万多次交易，才勉强和BCH的手续费持平，很喜感。

匿名性问题

LN只有开关通道的交易才会上链，而且通道内无论交易了多少次都是不上链的。有点常识的都知道不上链的交易就很难追踪来源。如果你的节点收到了一笔非法的币，你是根本就不会知道的，因为这笔资金在到达你的节点之前已经在其他节点跳转了好几次了。

托管问题

LN要求付款方和收款方必须同时在线（节点维持联网）才可以进行转账，这是一个很反人类的体验。我们使用主链进行转账的时候，收款方根本不需要维持“在线”的状态，任何时候都接受任何人的付款。

当然，BS公司已经给出了解决方案 – 用专门的服务帮你托管钱包，让你的节点保持7*24小时在线。但是这需要信任托管方，凭空增加了一道风险。

违约问题

LN本质上是一个智能合约，交易的对手方其实是可以违约的，你需要定期检测状态。如果对方出现违约，你可以在窗口期内（大概几天）进行操作，把你的币拿回来，如果你没动作，窗口期过了，对方就带着你的币跑路了。

别慌，贴心的BS公司又给出相应的托管服务了，帮你天天盯着对方，防止他违约跑路。但是如果对方和托管方进行勾结，你的币就拿不回来了。或者如果托管方的服务器挂了，你也无法及时的知道对方是否违约了。

结束语

还有其他的一些缺点，这里就不再赘述了。我一直认为LN如果可以发展起来，那简直是奇迹。​​​​

微博@BCH爱好者BruceLee-被关闭了

专注BCH相关知识&最新动态, 只发原创干货。

如果想继续补充本文中“闪电网络”这一部分的背景，可以结合站内更早的闪电网络相关内容一起看；两篇从不同角度补充同一主题。

既要做坚定的科幻战士，也要讲好中国梦

作者：币圈田师兄

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网上地图炮动不动就喜欢喷河南人。

知乎上有一个非常知名的上万赞地图炮，说是爸爸带着儿子去河南，儿子问爸爸到了没有。爸爸把手伸出窗外，再缩回来，看了看手表还在，说还没到。过了一会儿子又问，爸爸把手又伸了出去，再缩回来的时候，手表没了。爸爸满意的点点头，说到河南了，扭头一看，儿子没了。

实际上河南作为中华民族的发源地，在历史上完全是一个人杰地灵的所在。远的黄帝周公不说，近的不但出过赵紫阳、李德生同志这样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也出过很多知名的知识分子，大作家。柏杨，魏巍，姚雪垠，二月河等等，都是当代文坛上响当当的人物。就连前些年这么冷门的科幻文学领域，所谓“四大天王”里面最牛逼的两个人，也都是祖籍河南。

一个是南阳的王晋康，另外一个就是信阳的刘慈欣。

山西阳泉

1942年河南闹蝗灾，老百姓出来逃难的逃难，当兵的当兵，大刘的父亲兄弟两人也是在那一年离开的家乡。他们一个参加了共军，一个参加了国军。

他父亲去的是刘伯承的二野，在云南打了不少仗。老头子有初中文化，在当时的部队里面绝对算是知识分子了，很受首长的器重。加上前线打仗死人太多，很快就升了连长，49年解放跟着部队进了首都，在当时的北京煤炭设计院转业作了机关干部。

十年浩劫开始后，煤炭系统作为戚本禹的重点打击目标自然是在所难免，连部长张霖之都是自身难保，下面各机关干部的普遍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有人把大刘叔父所谓的“历史问题” 写成黑材料举报了上去，他们一家人受牵连被下放到山西阳泉的煤矿。那一年是66年，大刘才3岁。

前两天看到有人说“在ZZ黑暗与人性泯灭的核武级寒冬席卷中国大地之时，刘慈欣恰是青少年时期。此时世界观正在形成的50后60后一代人，很容易根据本能产生的经验主义，总结并升华出自己的黑暗森林法则。“这样的说法未免有些极端，因为大刘在15年接受报纸采访的时候就透露过”我是个乐观主义者，我的其它小说都是佐证，我并不相信黑暗森林法则下的宇宙是真实的宇宙，我仅仅是列出一种可能性”。但无论大刘再怎么粉饰太平，不可否认的是当时他们下放的阳泉，绝对是全国“武斗”的重灾区，充斥着各种脆弱的中产阶级无法想象的惨剧。

每天都有批斗大会，小刘慈欣经常能看到一卡车一卡车带枪的红卫兵，看到他们的红袖章，每晚都能听到枪声。父母觉得不安全，就把他送回了河南罗县老家农村。

中国在58年的时候其实就准备搞人造卫星，毛主席那时候发了话“苏联人造卫星能上天，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我们也要搞一点，要搞就搞得大一点”。但东方红一号真正上天，已经是70年的事了，那年7岁的刘慈欣和全村的人一起，站在池塘边看着所有的星星镶嵌在天鹅绒般的夜幕中，一个小石块般发亮的人造卫星就在这些星星中间飞行。

听着东方红，他说自己“心中充满了不可名状的好奇和向往”，而与这些感受同样深刻的“是当时腹中的饥饿”。也就是在被宇宙航行的宏大叙事所震撼的这一年，河南驻马店附近又发生了惨烈的大洪水，当地58座水坝崩塌，24万人丧生，小刘慈欣看着漫山遍野的灾民，“有一种世界末日的感觉”。

虽然后来在任何公开场合，无论提及童年还是成年后的生活大刘总是喜欢顾左右而言他，宣称那是一种“没有故事的简单生活”，但在三体的英文版后记《东方红与煤油灯》中却有“人造卫星、饥饿、群星、煤油灯、银河、文革武斗、光年、洪灾……这些相距甚远的东西混杂纠结在一起，成为我早年的人生”这样的记载。

回到阳泉之后，刘慈欣在矿上的赛鱼小学和三矿中学念了小学和初中，后来又奇迹般的考上了当地非常牛逼的阳泉一中。这些你们压根就没听过的地方学校里边卧虎藏龙。

几年之后李彦宏就是从阳泉一中考上的北大。刘慈欣的英语老师刚来的时候大家都说这老师怎么能教英语呢，他话都说不清楚。后来才知道人家是板门店谈判的翻译，也是受文革冲击才下放到他们那里的。 粉丝们总是喜欢YY科幻大神理应从小就是科学天才，实际大刘中学时代的理科也就是中等水平，并不拔尖，也没有受到老师和同学的太多关注。而且那时候矿上秩序不是很好，经常有人打架斗殴。现在读者看大刘上节目，都说他是“大头萌娃”，“人畜无害”，其实他在上中学时就自己做刀，做火药枪了。但他和矿上别的男孩儿有个最大的差别，就是他爱看书。

中国在50年代的文化风气肯定比现在开放得多，而且那时候没有通俗文学，出版物都特别高大上。大刘的父亲买了一堆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离开北京的时候统统带在了身边。

当然文革期间这些书都被禁掉了。比较扯淡的是不但把西方和苏联的文学作品给禁了，连中国本土的红色文学像什么红岩，林海雪原之类也禁了。

他父亲只好把所有的书全部打包到一个木箱子里塞到了床下，不让他看。虽然看了也不会有什么太严重的后果，但被矿上其他人知道了，总是影响不好。大刘不管这许多，偷偷的翻出来看。一天傍晚他正津津有味的看凡尔纳的地心游记，他父亲发现后一把抢过来，告诉他这类书是封资修，是毒草，不能看。虽然害怕，大刘还是小声问了句“这是本什么书”。

他父亲怔了一怔，温和的告诉他，这是科学幻想小说，是有科学根据的创作，然后竟然把书还给了他。刘慈欣后来多次回忆起这一场景，“我的坚持，都源于父亲的这几句话”。

现在经常看到很多自媒体YY，说刘慈欣小时候读了多少多少科幻，所以才能写出三体，还有吹他那时候就开始看克拉克的。

实际上文革期间能找到的科幻小说很少。除了地心游记，大刘就看了一本苏联的《宇宙神曲》（《太空神曲》），还是别的孩子的书，他偷来看的。除此之外，很长一段时间就没有再找过科幻小说了。家里其它那些高大上的名著他也偷偷看，但也和普通人一样，“基本看不懂，也不理解”。

80年代

中国80年代出了不少有名的诗人，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改革开放之初文化风气和市场的全面放开。很多被禁掉的五十年代出版物又匆匆忙忙的被拿出来翻印。刘慈欣这时候才有机会接触到了更多的科幻作品。韦尔斯，阿西莫夫，海因莱茵，当然还有对他影响最大的克拉克。得了雨果奖那年刘慈欣自己说从晚晴西方科幻进入中国，到中国的科幻作品得到西方科幻的最高荣誉，这条路中国科幻作家走了100年。但网友们都不买账，说他太给中国科幻面子了，得奖就是他自己的事，跟中国其它科幻作家有毛关系，就算走了100年，那也不是沿着中国科幻走的，明明是沿着克拉克他们走的。

最近十年中国的年轻人流行“互联网创业”，但是七八十年代那会年轻人最流行的是“搞文艺”。不管是不是个人都在写诗，写小说，连好多中学生都在拼命的给报社杂志投稿。

大刘也没闲着，写了很多科幻也投了很多，但一篇没发，都被退了。 那时候的人也穷，没什么钱，在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念水电工程的几年，他经常跑到新华书店免费蹭新出的科幻书看，但店员很容易发现，“一会儿就被收回去了”。就这样他几乎把每年上市的新科幻书都能看完。后来别人拿这个段子糗他，他每次都嘿嘿笑，“因为每年也出不了几本科幻嘛”。

80后90后们只知道科幻届的四大天王是刘慈欣，王晋康，何夕，韩松。然而在中国科幻创作和出版最火热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四个人是郑文光，童恩正，叶永烈，萧建亨。这些人几乎全都是科学工作者，知识分子，当然不满足于只把科幻当做儿童文学，或者科普的工具，他们要的是社会批判和人性洞察，要写科学，写民族，写对人类命运的思考。

问题是科幻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讲实在是太超前了。老百姓连买米买油都还要凭票，结婚最牛逼的三大件还是缝纫机，自行车和手表，这些人成天谈论的都是星级旅行、时间隧道、基因武器、星球大战。不要说普通人很难理解，就是科学界也有很多人没法跟上节奏。

钱学森当时就说过，科幻是个坏东西，因为科学是严谨的，幻想却没有科学的规范，“所以科学和幻想是两种敌对的东西”。这些争论以及背后的一些政治斗争因素直接导致在83年的清污运动中科幻在行政上被定义为所谓的“精神污染”。

刘慈欣每天早上还没睡醒就听到喇叭里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那激昂的声音，“科幻，精神污染的黑影”，打开人民日报也能看到对科幻连篇累牍的攻击批判。他倒不是怕意识形态的敌意可以扑灭科幻，因为一直觉得“科幻真要死的时候，是大家没有这种热情的时候”。

他最大的问题还是写了没地方发表。

14年的时候记者采访他，他还跟人家吐槽，“我又不像有些人，非要说写了是给自己看。我写了就是给别人看的，不能发表，那我写它干嘛？” 说是这么说，其实大刘当时还是悄悄写了一些。像超新星纪元和中国2185，就是他90年写的。他也是知道纯科幻不好发，所以鸡贼的想写一些介于科幻和主流文学之间的东西，看看有没有打擦边球的可能。这样搞的结果就是后来很多读者看了超新星纪元总觉得和他其它的作品风格不太一样。但可惜最后还是没能发出来。

大刘表面上为人随和，很会看人下菜碟，所以粉丝也敢拿他开涮，经常说人家是大头娃娃走穴电工。叫他电工，是因为他从85年大学毕业开始就在阳泉娘子关电厂工作了。

但人家哪里是什么电工，作为计算机工程师他的专业水平在省里都是能排上号的，年纪轻轻就已经被提拔为了电厂的总工程师。

人家还在用286电脑的时候就能编出一个宇宙文明演化的模拟程序，他用这个程序在十万光年的范围内设定了30万个文明，然后花了几个小时来运算这个文明的演化图景。他甚至几十年前就开始玩人工智能的写诗程序，水平足以把现在的所谓AI写稿机器人秒成渣，“只需要输入几个参数，就可以自动出诗歌。一秒钟一首，比朦胧诗押韵”。比如这首：

我面对着黑色的艺术家和荆棘丛生的波浪
我看到，剌眼的心灵在午睡，程序代码在猛击着操场
在这橄榄绿的操场中，没有货车，只有蝴蝶
我想吸毒，我想软弱地变黄
我面对着光灿灿的冬雪和双曲线形的霞光
我看到，青色的乳房在漂荡，肥皂在聆听着海象
在这弱小的春雨中，没有贝多芬，只有母亲
我想上升，我想呼吸着歌唱
我面对着宽大的小船和透明的微波束
我看到，枯死的渔船在叫，蒸馏水在铲起羊
在这多孔的青苔中，没有夏娃，只有老师
我想冬眠，我想可恶地发光
我面对着多血的史诗和悠远的大火
我看到，生机勃勃的战舰在沉默，透明裙在爱抚着操场
在这曲线形的奋斗者中，没有月光舞会，只有风沙 我想摆动，我想粗糙地惊慌

娘子关本来是个鸟不拉屎的偏僻所在，但刘慈欣火了之后简直成了粉丝心目中的科幻圣地，当地政府也一度想借势把这里打造成一个地标性景点，为了拉动旅游，甚至还想过就地搞一个科幻城。

这里四面环山，下午4点天就黑了，距离8线城市阳泉都还有一个小时的车程。而且火电厂周围污染都比较重，因为雾霾的关系常年天空灰蒙蒙的，树木和房檐上覆盖着大片大片的煤灰，晚上也从来看不到星星，和科幻迷想象中圣人避世，离群索居的桃花源根本不是一码事。电厂的人下班之后比较无聊，大家就在一起打牌打麻将。

刘慈欣也打，还常常一把梭，有一次一个晚上就输了800多。也亏得他们单位待遇不错，那时候一般单位的职工一个月工资也就两三百块钱。除了打牌，大刘也跟别的宅男一样喜欢玩游戏打发时间，只不过八九十年代互联网不发达，基本上都是玩的单机游戏。他自己也说“那时候对游戏特别着迷，甚至着迷的程度不亚于科幻”。有一段时间，科幻几乎从他生活中消失了，“就是完全淡忘了，不想它了”。

《三体》时代

现在的科幻迷，如果不知道成都的《科幻世界》杂志，简直就是一种耻辱。但当年杨潇坐了八天八夜的火车，到荷兰海牙争取到“世界科幻协会1991年年会”在成都举办的时候，全国都还没几个人听过这本期刊。经历了83年“清污运动”的打击，整个中国科幻文学到了97年《科幻世界》召开“北京国际科幻大会”的时候才有了全面复苏的迹象。

科幻世界

他们请了很多俄罗斯和美国的宇航员，媒体也是铺天盖地的报道，一时间风头无两。那年姚海军从林场辞职出来的时候不是去的科幻世界，而是去了太原的《科幻大王》。后来他老婆生孩子，家里没钱，再加上科幻大王前景黯淡，他才想到了去投奔《科幻世界》。刚来成都的第一天杨潇就接待他参观杂志社，完了又让谭楷带他去吃了担担面。那时候正是《科幻世界》的黄金期，社长还不是后来“倒社运动”里千夫所指的李昶，而是年轻有为的阿来，秦莉。这样一支想把中国科幻文化向世界水平看齐的团队当然毫不意外的打动了姚海军，所以杨潇问他对工作有什么要求的时候，他说没要求，问他对工资有什么要求，他还是说没要求。结果他被安排到读者俱乐部，负责天天拆一堆的读者来信。但就是在这个岗位上，他拆到了一封读者给杂志的投稿。90年代很多稿子都还是用笔写的，而这个作者的稿子是用电脑整整齐齐的打印在淡蓝色的纸上，只有落款是手写的“山西娘子关热电厂刘慈欣”。

99年这回其实已经是刘慈欣第二次给科幻世界投稿了，身为“电工”他很善于总结规律，《鲸歌》、《带上她的眼睛》等5篇都是按照他梳理的当时的科幻小说的规律写成，为了顺利发表还迎合杂志风格做了一些调整。比如他本来很不喜欢在作品里描写一些儿女情长，像《带上她的眼睛》，以他自己的眼光来看，叙事就太煽情了。但“没办法，当时杂志就喜欢这样的风格”。

甚至挑选的这五篇文章，还充分考虑到了新老两拨编辑不同的审美需求，以免因为编辑的主观喜好而影响了发表。

后来吴岩回忆他会不断去分析读者需要什么样的作品，什么是好作品。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不断把小说当成自己的产品去打磨。

拆他信的姚海军看完感觉”想象宏大，视野宽阔”，完全被震撼了，马上交给编辑部主任田子镒。老田看完只写了四个字的准稿意见“描写恢宏”。社长阿来也很欣赏刘慈欣的才华，为了帮他提高水平还专门召开过创作研讨会。后来因为笔会的关系，大刘也来了几次成都。有的编辑印象里他就是个低调、谦和的工程师，不但朴实，还带点多年混迹体制内的沉重烙印。

但也有的编辑认为他才华横溢，脑子里装着无数神奇而宏大的创意，说起军事或者科幻的东西就滔滔不绝，而且那会爱喝酒，常常和他们喝到半夜。

全频带阻塞干扰

上个世界末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事件使得国内群情激奋，科幻作家里也有不少人写了宣泄民族主义情绪的小说，像王晋康就写了《终极爆炸》。

后来网上还有人说《三体》也是冷战朋克，科幻小说也是游说文学之类的，这很明显是没搞清楚状况。

《三体》要算也只能算WG朋克，01年发表的《全频带阻塞干扰》才是冷战朋克。但刘慈欣并不希望别人评论他作品里的政治立场。他更不喜欢，甚至很警惕别人以“左”还是“右”来评价他个人。

政治观点温和

哪怕是《全频带阻塞干扰》得了银河奖，有人来采访他的时候，他也极力强调“我的政治观点温和，我不主张革命也不是特别保守，我既不左也不右，我遵守所有的游戏规则”，“这里面谁也不是我，你们别想在我的作品里找到我，我不会写我自己”。

看到过大刘的人都描述他“身材厚实，脸庞浑圆，给人以敦厚老实之感”。

但作为体制内的“电工”，他又经常流露出一种智慧，让人感到他并不是这么简单，那是一种诚恳与精明混合在一起，深谙游戏规则的现实主义者的智慧。

这就和粉丝YY中的寂寞大神、为了科幻甘愿当苦行僧的形象大相径庭了。

实际上大刘对哲学并不感兴趣，他甚至对文学都不感兴趣，“我对文学没什么兴趣，我只是科幻爱好者”，“文学给我的印象就是一场人类的超级自恋”。
他并不相信普世价值，对公共话题也并不特别关心。“我就是个高级工程师，搞燃料系统的，没别的了。

这方面我挺有名，一说起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找刘工。”

上班摸鱼刘电工

可是总有人喜欢把他想象成隐居在山沟里中国式的卡夫卡，一手挡住让人喘不过气来的雾霾天气和笼罩在身上宿命的绝望，一手拿起笔描绘他所看到的星空。然而这些都是误解，现实主义者的大刘最讨厌别人把他当殉道者或者苦行僧，他喜欢跟别人说的一句话就是海因莱茵说过的”我写科幻小说就为了换两小钱儿喝点啤酒。“ 其实他连喝啤酒的小钱都不缺，”我工作的单位是央企，怎么可能潦倒呢？我在当地肯定算过得不错的“。

1.国资委微博账号对您以善意的玩笑的形式，评价说之所以要深化改革，就是因为过去一定程度上存在您说的这种人浮于事的现象，现在改革之后，企业能专心搞发展， 您也能专心写小说，请问您有什么回应？

答：写小说也是业余时间写，上班时间你肯定写不了。

2.现在还有很多作家是放弃本职工作转行出来的，对于并非专职写作又有一定写作才华的人，您有什么建议吗？是不是得专门转成全职作家，这样才能更全身性地投入到写作中去？

答：从科幻小说来说这是不可能的，国内的科幻小说市场很小，养不活专职作家，专职写就根本生活不了，你怎么专职写呢？只能找业余时间去写。你看一本书现在卖几千册一万册，卖到5万册就很好了，你算下来这本书你按8%的版税来算，你看才挣几个钱？而且现在短篇小说的稿费一千字才150块钱，那20年前就这价了，你想想一年一个短篇小说2万字，一年能写多少篇？你靠这怎么生活？谁不想专业去写？但没有办法，只能业余的去写，你说让作家你把他撵出来，让他专门写作，生活是很艰难的。

其实不光是科幻有这个现象，其他的主流文学也是，你现在写主流文学写现实主义小说，像传统的那种靠纸媒出版，靠那个生活，不太现实。你不能拿少数的作家，像我们这些畅销书作家确实可以靠这个生活没问题，但这是冰山的一角，大部分作家是不可能靠写作生活的。

所以说他业余创作是可以的，但你要是把创作拿到工作时间就有问题。但业余创作这没办法，有啥办法？

3.您当年在上班时间，是怎么分配工作时间跟写作的呢？

答：工作时间是没时间写作的，想写他没有那个时间，事情比较多，就是下了班和节假日写。

4.您有出现您在访谈所说的在工作的时候坐在办公室的电脑面前写作的情况吗？

答：那种情况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但很少，因为没有时间。每天我们基层发电厂的工程师和搞技术的挺忙的，每天的活都不断，你哪有时间去写？

5.国资国资委账号说还欢迎您常回娘家看看，您会有这个想法吗？

答：发电厂不存在了，关掉了。

09年娘子关电站要关闭的时候又有读者说大神要流离失所了，还写了很煽情的文章，什么简陋的居所昏暗的灯光。大刘看了之后说”电力系统关闭一个厂再建一个新厂很正常啊，我在城里有两套房，都是大面积的，怎么会简陋呢“。

06年07年三体一二发表了以后，很多记者跑到娘子关去采访刘慈欣，甚至还有约都没约好就不请自来的。大刘遇到这种情况就特别生气。

记者也是不懂事，别说十几年前了，哪怕现在哪个大型国企央企又希望自己的职工在外面搞第二职业呢。

虽然大家都想办法业余赚点钱，但总得低调点，”老有人去采访那成何体统“。更何况身边好多人都不知道刘慈欣是写科幻的，就连他自己老婆，女儿都不看《三体》。但要说电工和作家这两个身份是完全割裂的，那倒也有些极端，因为总有同事的小孩儿拿着三体去找他签名的。

这两天网上有个“上班摸鱼刘电工”的段子火得一逼，无数人在炒，说人家三体都是上班摸鱼写出来的，这些搞自媒体很多一看就没写过小说。摸鱼肯定是有，但《三体》这种级别的作品又不是网络写手写的爽文，一天就能搞一万多字，这种小说光是构思就需要投入巨大的时间精力。大刘构思小说喜欢走路，边走边想，经常一不留神就走出去十几里地。

《三体Ⅰ》

《三体Ⅰ》最初还是在《科幻世界》上连载的，花了八个月的时间才发完。姚海军一开始就想好了杂志和单行本一起推的，但由于小说里面的WG背景描写，单行本送审被毙了。大刘很是愤愤不平，”WG的内容明明没有超过10%嘛“，但他还是迅速的修改内容把图书推了出来。读者的热情超过了刘慈欣和姚海军的想象。

当时都是把钱直接打到杂志社邮购，邮购部专门安排了一辆面包车，每天一车一车的往邮局拉《三体》，再通过邮局把书发到全国各地。那段时间要发的书实在是太多了，邮购部的人上个厕所都得跑着去。《三体Ⅲ》出了之后更是火得一塌糊涂，马化腾、李彦宏、雷军、周鸿祎都成了三体粉，连奥巴马出去度假都专门带了一套三体。后来有互联网大佬想邀请大刘去参加座谈会，被他给拒绝了，因为不想顺着读者的杆往上爬，”去了说什么？我总不能说你们说的那些我压根没想过吧“。

11年宝树还在比利时上学，当时看完《三体Ⅲ》之后他觉得这个自己也能写得出啊，用了三个星期的时间还真写出了《三体X-观想之宙》。虽说他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一个人不可能依靠模仿别人来找到人生的道路“，但他确实是依靠这篇小说才在网上火起来的。姚海军也是对事不对人，看完稿子立马帮宝树的《三体X》在国内出了书。大刘对这事儿一直颇有微词，那年在香港的书展上他也说了，不太希望别人来写他的同人小说，因为这样会把他的很多想法都给提前写出来了，”这样不就把我的路堵死了吗“。但沮丧归沮丧，大刘对这个续作还是认可的，”武藤兰那个细节用得很准确，如果换成松岛枫或者苍井空，时间上就不对了“。

三体电影版

张番番在中国导演里面说实话有没有60分的水平都不好说，但他眼光绝对是100分的，09年的时候花三十万块就拿下了三体五年的改编权。但三体这种级别的电影，又不是说随便投点钱就能拍出来，他中间也是谈了无数家影业公司没有下文，14年没办法了只好去找孔二狗合作。小马奔腾的李明去世之后，孔二狗也是刚刚去投奔游族网络的林奇，在他下面搞了个游族影业，本来是想靠着三体这个超级IP拍电影做游戏一把玩个大的，哪知道他们两方各打各的算盘。也是三体迷们运气太差，林奇和孔二狗怕他玩砸想换导演，张番番更强势，每次直接带两个律师上去谈。只要一说换导演，立马走人。后来林奇一想，你张番番玩砸就玩砸，我那么便宜的拿下了三体，电影拍烂了难道我游戏还赚不回来吗，也就妥协了。谁知道后面拍的过程中游族自己也是各种掉链子，一会又高层宫斗，一会又预算超支，总之最后是整成了一个烂摊子。孔二狗辞职了，剧本被改得不忍直视，张番番拍的素材也全报废了。三体粉们一看这是要无限期搁置啊，非常不满，那段时间都在贴吧里面喷这几个人傻X。还有人在下面顶贴说，孔二狗别拍科幻了，回去继续追王珞丹吧。大刘的心情也很不好，但凡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便宜就把版权给卖了，他都给人家怼回去，”说卖得便宜的人你们早干嘛去了，那几年怎么一直没人来跟我买呢“。

普及科幻

自从没在电厂上班之后，刘慈欣一家虽然还是住在阳泉，但时间上相对已经自由了不少。

加上前面作品的成功基本上也解决了生存压力，他终于有精力出来参加科幻界的活动了，甚至有时候也会跑到国外参加一些签售会之类的。虽然自称磁铁的粉丝们每次都在网上拿他开涮，电工又去新（new）乡（york）走穴了，”范伟“又去找”赵本山“了不好好写小说了，但刘慈欣知道他们都是善意的，也不生气。

15年3月的时候大刘还担任了腾讯游戏的”首席想象力架构师“，据说帮一个叫《雷霆战机》的游戏写了上万字的剧本，这游戏虽然没烂尾但最后也没能火起来。这时候又有粉丝假清高，大呼小叫”中国科幻已死“，”刘慈欣又被商业公司忽悠了“，说得好像他为了赚钱糊口出卖灵魂似的。但他并不在乎，对他来说，雷霆战机是不是垃圾不重要，孔二狗张番番拍的三体是不是烂片也无所谓。因为他一直认为精英化只会害了科幻，只要能通过商业活动推广扩大科幻的影响力也就行了。也有理解他的网友这么评论”他是工程师，是小说家，是娱乐产业人，唯独不是你们YY的清高孤傲的学者“。

乌镇区块链大会

去年夏天在乌镇搞的区块链大会级别挺高，号称区块链行业的”两会“。除了邀请了一堆政府的人去站台以外，詹克团，陈伟星，帅初这些人也都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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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铗以前自己也写科幻，还得过银河奖，跟刘慈欣也是十年的老交情了。大刘因为他的关系也来参加了乌镇这个会，但他并不像徐小平李笑来一样，动不动就忽悠别人all in。

而且他自己也并不狂热，在其它嘉宾发言的时候他更多还是面无表情，盯着面前的地板出神。有记者问他对比特币的看法，他也很直爽的表示自己确实不太理解，不过觉得离应用还有很长的时间。大刘在不熟悉的人面前还是太谦虚了，他以前写过一个短篇《2018年4月1日》，这小说就有比特币的影子，里面说财富不过是电脑中的一段脉冲。

而且他甚至知道烤猫的T恤上写的是“don’t panic”。

开完区块链“两会”之后，刘慈欣当天就离开了杭州，有朋友留他下来一起游览乌镇也被他拒绝了。因

为据说刘静马上要高考了，他赶着回去辅导女儿填志愿。

他就是这样始终充满了矛盾的一个人。

既能作为好丈夫好父亲深情款款的给女儿写一封“两百年之后的信”，也能和小姬玩暧昧在人家生日的时候写一篇《烧火工》的浪漫童话。

既会操心房子、股票、女儿的学习，说着“我都50多岁了，生活也不会再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也会在星云奖的颁奖大会上偷偷和女粉丝发短信传小纸条，送别人毛绒玩具。

既可以预言人类历史会经历三个阶段，把区块链作为人类的下一个节点，也可以面无表情的跟记者说自己并不了解比特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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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看了他这么多的科幻，刘慈欣身上这种矛盾性并没有丝毫在作品里体现出来。

他的科幻还是朴实、坦诚的，就像个横冲直撞的二愣子，而不是像现在的很多作家在作品里努力伪装中立，模糊立场，把判断交给读者，但又高明的引导着读者的情绪。在他的作品里宇宙中的一切都可以机械的推导出来，人的尽头就是绝对理智，宇宙的尽头就是彻底的被认识。

这种把一个逻辑推演到极致的理智主义很纯粹很壮观，正是其作品震撼人心的所在。

今年春节《流浪地球》改编的电影大火，连续刷了好多天的屏。然后就是有人在豆瓣上黑它，再然后又是大反转所有人铺天盖地的喷豆瓣，剧情一如既往的老套。

也有很多自媒体把电影的内涵挖个底朝天，各种解读，为什么流浪地球这么火，是不是儒家文化发展出侵略性适应了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为什么吴京这么牛逼，能够演一部火一部。

我猜这些人多半没认真学习十九大报告，大大不是强调了这么多次吗，“既要政治过硬，也要本领高强”。

而且他们肯定也没看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既然必须和新的群众新的时代相结合，就必须彻底解决作品和群众的关系问题”。搞文艺的同志，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没有入党，这是不行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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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体电视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三体》总出品人林奇的名字被打上了框框？

想到了几年前的新闻，真的比娱乐圈的八卦更离奇。真真映了《三体》中的一句话：
“人类生存的最大障碍，就是人类自身。”

话说2009年，一名叫宋春雨的女编辑看完《三体》后惊叹不已，将其奉为神作。怂恿自己的导演老公张番番，从尚未出名的刘慈欣手里仅花10w块买下了《三体》的影视改编权。

当时《三体》发表在很多中学生都会订阅的《科幻世界》上，稿费才150块/千字。《三体》第一部20万字，大刘写了1年才3w块的稿费。

同年，有个叫林奇的28岁年轻人创办了游族。林奇是个“富二代”，南邮计算机系毕业，曾在华为等大厂当过工程师。

他辞职后一心创业，但接连几个项目都失败了。心情不佳的他靠打游戏来排解郁闷，受到启发开发了网页版在线游戏，并一炮打响。

5年后，就是2014年公司游族A股上市，创始人林奇刚33岁，身家已超过50亿。

有钱后，林奇就想做点别的。受到漫威和星战两大IP的启发（此时这两个IP已是千亿美金的市值），林奇也想开发个大IP。

他此时就盯上了《三体》，并找到张宋夫妻去谈判。做为导演的张番番坚持自己做导演，老婆宋春雨当编剧。

于是2014年，游族影业成立，官宣投资2亿拍摄《三体》。2015年，《三体》电影宣布开机，当时的主演有冯绍峰，张静初，唐嫣，张瀚等。

可惜整个团队水平有效，2个亿花完了，也拍完了，但效果惨不忍睹，据说像PPT，无法上映。

但也有好消息，同年大刘的《三体》在73届雨果奖上获得了最佳长篇故事奖。

此时林奇肯定不愿意放弃这个大IP，于是请公司的法务精英许垚上场，凭借着能言善辩以及丰富的法律经验，许垚说服张宋夫妻，1.2亿卖出了《三体》的影视改编权。

拿到IP后林奇大喜过望，2018年立刻成立了“三体宇宙”公司，让立功的许垚做CEO，年薪2000w，继续全力开发三体IP。但注意，许垚并没有任何股份，更像个高级打工人。林奇反而给了大刘5%的股份。

可惜许垚的长处在法务，影视开发也是外行，又花掉了几个亿，还是没啥水花。

林奇急了，架空了许垚，年薪也降到了50w。但相关合作也谈成了好多，比如2019年和B站共同开发的《三体》动画，与腾讯的网剧，以及和网飞netflix的电视剧。

林奇志得意满的同时，忽略了怀恨在心的许垚。大概从2019年开始，许垚通过暗网买了上百种毒药，低剂量的加入到林奇的普洱/益生菌中。导致2020年12月，林奇晕倒入院时，体内发现了汞和河豚毒素等至少5种毒药！

被捕后的许垚沉默不言，拒不交代毒药的类型和名称，林奇也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去世时刚39岁。

林奇当时是离异状态，和前妻许女士育有两女一子。2021年1月份，林奇刚去世游族就宣布他的股份由三名未成年子女继承，监护人许女士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但第二天微博就有人发帖，说自己的姐姐是林奇的女朋友，两人已育有一子，孩子应该享受同等继承权。

可随后林奇的家属将其尸体火化，导致亲子鉴定无法完成。至于这起公案结果到底如何，网上也没查到公开的信息。

以上像迷雾剧场一样的案情，也是《三体II 黑暗森林》的真实写照，人心犹如黑洞，当它迷失在金钱，权力和欲望中时，将会吞噬掉人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