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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中本聪先生的脚步

中国疫苗历史@井底望天

编者注:本文为社区读者投稿,作者:井底之呱,如果您觉得读完有收获,欢迎打赏鼓励,金额随意,相关打赏会全部转给原作者。
近日,天花病毒的表亲猴痘在全球多个国家出现,2022年5月7日,英国报告了今年首例猴痘病例。5月18日晚上,西班牙出现了多达40例疑似病例。5月19日,葡萄牙确认了14例猴痘病例,且仍在调查6例疑似病例。同日,美国也确诊了今年第一例猴痘病例,加拿大正在调查17例疑似猴痘病例,瑞典也已确认1例。5月20日,澳大利亚报告首例猴痘病例。猴痘的出现迅速在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中占据了一定注意力,也引发了一些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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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猴痘大家可能比较陌生,但提起天花,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甚至一定年纪的人亲身经历过。天花是由天花病毒引起的一种烈性传染病,患者在痊愈后脸上会留有麻子,“天花”由此得名。天花也是到目前为止在世界范围被人类消灭的唯一传染病。在全球新冠疫情仍在肆虐、抗疫形势依然严峻的情况下,猴痘的发展有待观察,但也有必要回顾一下人类特别是中国人百年来与各类传染疫情斗争的历史。

正如以袁隆平爷爷为代表众多农业专家一样,历史上也有很多专家和医生为中国防疫事业的发展进步默默地奉献和牺牲,他们很多人的名字不被大众所知。了解这段历史,有助于理解当下。

疫苗发展简史
防疫的历史也是疫苗发展的历史,根据《中国疫苗百年》(江永红著,本文主要内容来自本书)转引《中国生物制品发展史略》的说法,世界疫苗发展历程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古典疫苗时期。其制造和使用凭经验相传,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其典型代表是牛痘苗。

第二个时期是传统疫苗时期。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60年代,疫苗的发展基本上按照“一种传染病就有一种病原就可形成一种疫苗”的法则研制疫苗。疫苗是灭活的或减毒的全病毒。现在使用的疫苗绝大多数是传统疫苗。

第三个时期是基因重组疫苗时期。虽然国外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有相关报道,但直到上世纪末才仅仅研制成功乙肝疫苗这一个产品。我国的基因工程疫苗虽起步较晚但进步较快,在20世纪80年代末成功研制出重组CHO(仓鼠卵巢细胞)乙肝疫苗和重组痘苗病毒乙肝疫苗。

中国疫苗的发展史与世界的疫苗发展趋势是一致的。很难考证中国制作的第一支传统疫苗诞生时间,只知1910年末至1911年初哈尔滨暴发鼠疫,总医官伍连德在回忆录中说他当时曾制作疫苗,可惜语焉不详。

有确实文献记载的疫苗制作是在1919年北洋政府中央防疫处成立之后。传统疫苗的科学依据是微生物学,而微生物学的诞生离不开显微镜。在1919年,中央防疫处筹备成立时才派人去日本买回一台显微镜,说明显微镜极其稀罕。

科研条件落后如此,只能是跟着国外走仿制路线。从1919年仿制狂犬病疫苗开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先后共仿制出约20种疫苗等生物制品(北平军管会接管时才10余种),全都是灭活疫苗(也叫死疫苗),且都是通过动物原代细胞培养。

另外,除狂犬病疫苗外,其他都是菌苗(细菌类疫苗),如所谓老“八大产品”中的赤痢疫苗、霍乱疫苗、伤寒疫苗、淋病疫苗、葡萄球菌疫苗、链球菌疫苗、肺炎疫苗、鼠疫疫苗,全都是菌苗。之所以如此,简单地说,显微镜只能看到微米级的细菌,而看不到纳米级的病毒。

尽管早在19世纪末巴斯德就已发现了狂犬病毒,但在1938年第一台商用电子显微镜在西门子问世之前,要发现病毒是非常困难的,必须先用细菌过滤器把细菌过滤掉,然后经过复杂的实验室培育过程后,在暗格显微镜才有可能看到。这是当时病毒类疫苗少而又少的一个主要原因。

做疫苗等生物制品,如果没有科学研究,一味地仿制是没有前途的。新中国成立后的头30年,我国生物制品仍然处在跟踪阶段,产品大多也是仿制的,但与旧中国相比有十分明显的进步,进步不仅表现在产品的数量从10余种增加到40多种,基本满足了国家防疫需要,特别是表现在跟踪中有了创新。

比如,第一个发现麻疹病毒的是美国人,但中国的麻疹病毒是中国人自己分离出来的,先后有汤飞凡等分离的北京M9株、张菁等分离的沪191株,发现的时间比美国仅晚3—4年;生产麻疹疫苗采用的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组织培养法,疫苗的质量是世界领先的。

诸如此类的疫苗因不是首创,可以说是仿制,但从分离病毒到制作方法,一切都靠自己摸索,说是创新也不为过。即使是十年特殊时期,我国70年代新研制出来的流脑荚膜多糖疫苗、地鼠肾乙型脑炎活疫苗、组分狂犬病疫苗等,在世界上也不落后。其中流脑疫苗、狂犬病疫苗是当时世界上新型的亚单位疫苗,其创新性毋庸置疑。

1978年,各生研所有近40项产品获全国科学大会奖,有近60项产品获全国医药卫生科学大会奖。在十年特殊时期之前,六大生研所的微生物学和免疫学技术与国际先进水平只有咫尺之遥,在国内是领先的,成为大专院校学生的实习基地。

十年特殊时期世界科技突飞猛进,分子生物学、细胞工程、基因工程等新型技术在欧美已蓬勃兴起,我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拉大了。

改革开放后,我国生物制品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迅速缩小,运用分子生物学、结构生物学、基因工程技术研发出不少新产品。这一时期是我国生物制品从仿制跨向独创,从“跟跑”到部分“并跑”或“领跑”的飞跃时期。

一部百年中国疫苗史,经历了动物原代细胞疫苗、组织培养疫苗、传代细胞疫苗、亚单位疫苗(组分疫苗)到基因工程疫苗等阶段,每一个阶段的跨越都是科技进步使然。几代生物制品人通过接力赛跑,终于有了今天的局面。

天花种痘简史
据历史记载,除南极洲以外,世界各大洲都曾有天花暴发流行,造成数以亿计的人类死亡。据我国东晋医家葛洪所著的《肘后备急方》记载,天花是在东汉初年(公元1世纪)由战俘传入中国的,所以我国古代也称其为“掳疮”。疾病有“穷人病”,有“富贵病”,天花却贫富“通吃”。1664年,中国清朝的顺治皇帝死于天花,年24岁;1694年,英国女王玛丽二世死于天花,年32岁;1774年,法国国王路易十五死于天花,年64岁。

另外还有清朝的同治皇帝“疑似”死于天花,年18岁。据《中国生物制品发展史略》记载:旧中国天花可以说是年年发生,月月出现,每隔几年就有一次大的暴发,每年死于天花的人数以万计。旧中国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

据1950年湖南省岳阳市的调查,患天花的人占总人数的13.6%。而在我国少数民族中情形更加严重,据云南西盟佤族自治县的调查,新中国成立前出生的族民中竟有近半数是麻子,加上患天花死去的人,受害者则占半数以上。

早在1961年中国就消灭天花了。靠什么消灭在呢?痘苗。人类消灭一个物种很容易,要消灭一个致病微生物却很难。而目前已经被消灭的危害人类的病毒,有据可查的只有天花一个,脊髓灰质炎还只能说被有效控制。值得骄傲的是,在消灭天花病毒的战斗中,中国走在世界前列。

中国是最早种痘的国家。据我国古代医书记载,早在北宋真宗时期(公元998年至公元1022年)中国就有了种痘术,大约是用一根吸管先从患者脓痂上吸气,然后再吹到健康小孩的鼻子中,使之轻度感染从而产生抗体。

到了明代,1628年出现了《种痘十全》,对种痘的方法有所规范。清代的1713年出现了《痘疹定论》,对天花的预防、诊断、治疗有了比较详细的记载。

据中国工程院院士赵铠说:实际上我们老祖宗记载用人痘来预防天花,就很早了。在11世纪宋真宗时代,用天花的痘浆给人接种,当时的观念叫以毒攻毒……到明朝的时候,人痘就有改进了,用现在的话讲就懂得选种了。

选的痘发得饱满,但是很温和,反应很轻,挑这个痘浆、痘痂来保存。到第二年再拿出来,做成人痘来给人接种,这样经过保存毒力就减弱了。中医在天花的预防和治疗上是立下了不朽功勋的。据说英国的伊丽莎白一世女王患天花后,就是靠中医挽救的生命。

牛痘苗是英国乡村医生爱德华·琴纳(免疫学之父)发明的。他1796年为一名8岁男孩接种了牛痘,牛痘苗从此诞生。琴纳发表了题为《接种牛痘的理由和效果探讨》论文,接种牛痘技术从此在世界上推开。
琴纳发明牛痘苗也是受了中国启发。英国有一个贵妇蒙塔古夫人从土耳其旅行归来,说土耳其有一种种痘方法,就是把轻度天花患者的脓痂磨成粉末,稀释后接种到健康人身上从而获得免疫力。
这个方法是我国明代发明的,逐渐传到了俄国、土耳其、朝鲜、日本等国家。蒙塔古夫人给自己的孩子接种了,结果没有得天花。当时英国乡村麻子很多,琴纳发现麻子都是地主、神甫和农民,而挤牛奶的姑娘没有一个麻子。
这是为什么?他的一个病人患天花已卧床不起,患者妻子因怕传染而不敢照顾他,便请来一个挤牛奶的姑娘来当护工。琴纳担心姑娘被传染,姑娘却胸有成竹地告诉他:“我已经感染过牛痘了(给出痘的牛挤奶),不会再被感染。”这个姑娘在照顾患者期间果然没有被感染。上述两件事启发琴纳发明了牛痘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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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琴纳 https://3g.163.com/dy/article/GNUNSMMG05529R1Q.html
琴纳发明的牛痘苗传到中国用了9年时间。据说是1805年广东人邱熺在澳门从英国医师皮尔逊那里学来,其方法由南向北最后传到了北京、天津。那时,制造牛痘苗的多是医生或兽医开的小作坊,一次种一到两头牛。
我国官方生产牛痘苗,是在1920年也就是中央防疫处成立之后的次年。因防疫处处长刘道仁、副处长严智钟都是留日背景,便从日本引进牛痘苗毒株,批量生产牛痘苗,一直用到192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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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aimai.cn/article/detail?fid=1603992940&efid=HtDQ0vwda-ONfrGl7fgAZw
“天坛株”横空出世
1926年,中央防疫处痘苗科科长齐长庆和助手李严茂(记住这两个牛人)从患天花的西北军士兵刘广胜身上分离出天花野毒株,培育出可用于生产的“天坛株”(中央防疫处办公地点在天坛神乐署)。自此,“天坛株”代替了日本株,一直使用到1980年。疫苗生产最关键的一环,就是找到一个好毒株。从细菌或病毒携带者身上分离出来的毒株,叫街毒或野毒株,不能用来生产疫苗,否则就等于传播疾病;必须经过传代减毒,减到一个能满足三个条件的“度”:既能让人产生抗体,又不会让人致病,还要生命力强能大量繁殖。符合上述条件的减毒株专业上叫作“固定毒”,是疫苗株,是能够用于生产疫苗的。

1926年2月,位于北平东四牌楼十条胡同的京师传染病医院,住进了一名天花患者,他叫刘广胜,25岁,是西北军士兵。传染病医院院长严智钟曾兼任中央防疫处的副处长,由于牛痘苗很能赚钱,各种产品鱼龙混杂,真伪难辨,且用于生产牛痘苗的毒株来历不明。
有鉴于此,中央防疫处成立后,便想在生产中统一用来历清楚的毒株。严智钟在防疫处带着齐长庆工作时,齐长庆曾经流露出中国的疫苗应该用中国的毒株的愿望。齐长庆字景如,1896年出生于北京,满族镶黄旗人。
满族八旗,镶黄旗为首,齐家也算得上是名门望族,祖宅在北京西城区千竿胡同5号,人称齐家大院”,也称“格格府”。他的第一任夫人金惠忱是末代皇帝溥仪的侄女。1912年,他考上京师公立第二学堂(今北京二中)丙班, 1914年考入保定北洋陆军兽医学堂(吉林大学农学部前身)。
他1918年秋毕业时,便被派到北洋陆军第十三师任见习兽医。不久,中央防疫处成立,他经人推荐,通过严智钟等专家的面试,被录用为技术助理员。刚进防疫处的齐长庆实际上一个人干着两个人的活,一方面要在严智钟的领导下做科研工作,一方面要管实验动物。
由于他能埋头肯干,有闯劲又爱动脑筋,所以不久即被中央防疫处提拔为痘苗股股长(开始只是一个光杆司令),1924年8月被保送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传染病研究所进修,师从城井尚义博士,研习牛痘苗制造方法,并先后参观了日本的北里研究所,大阪血清细菌研究所,釜山兽医血清制造所等人用和兽用生物制品机构。
这次进修虽然只有一年的时间,但让他完成从一名兽医到医学科学家的转变至关重要。1925年8月齐长庆回国后,继续担任痘苗股股长,对中国痘苗生产没有自己的毒株这件事更加耿耿于怀。
西北军士兵刘广胜患天花住院后,严智钟见他身上特别是脸上有成片的疱痂,天花野毒很强,符合采集野毒株的条件,便立即通知齐长庆。分离到野毒不容易,把野毒变成能用于生产的固定毒,更是难上加难。
据《中国生物制品发展史略》记载:齐长庆把“患者带脓的疱痂接种到猴皮肤上,待猴出痘后又转种另一只猴,如此再传一代。之后又将从猴体取得的疱浆接种家兔的皮肤和睾丸,连续传5代,再转种牛犊皮肤上。
在牛皮肤上连续传3代。该毒种在牛皮肤第3代时发痘的情况与日本株非常近似。采集第3代牛皮肤上的痘疱作为生产用的毒种,命名为‘天坛株痘苗病毒’。以后将此毒种(痘疱)浸泡在60%的甘油中置冰箱保存。
每年生产前,取出痘疱加适量生理盐水研磨成匀浆在家兔皮肤上传3—4代,再接种牛犊皮肤经育疱后收取之痘疱作为生产用毒种。”这就是“天坛株”的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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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长庆先生https://m.gmw.cn/baijia/2022-01/28/35482587.html

“天坛株”是人痘的减毒株,虽然减毒是在动物身上传代实现的,但本质上还是人痘而非牛痘,这一点已经现代科学检验证实。所以,用“天坛株”生产的痘苗虽然与国外的痘苗都叫牛痘苗,但本质上有人痘与牛痘之分。
1950年10月7日,政务院发出了《关于秋季种痘运动的指示》,要求全国实施免费种痘。12日,卫生部发布《种痘暂行办法》,规定婴儿在出生后6个月内即应初次种痘,届满6岁、12岁、18岁再各接种一次。1953年卫生部又要求全国范围内实施全民普及痘苗接种,全国种痘5.6亿人次,大部分地区种痘率达到90%以上。
天花病例于是大幅下降,全国各大城市已不再有天花病例。1951年初,正当上海天花流行之时,于3月初开始全民种痘,全市设立1319个种痘站,基本达到了种痘全覆盖。天花发病率从1月份的958例逐月下降,到8月份新发病例为零。
“天坛株”命运多舛
自1926年分离和培育出“天坛株”之后,原中央防疫处就一直用“天坛株”生产痘苗。1938年,中央防疫处迁到昆明,为解决痘苗的副反应问题,处长汤飞凡(也是牛人)就带领痘苗室人员发明了乙醚灭菌法,即用乙醚消灭混在痘苗中的杂菌,并建立和制定了一套痘苗生产程序和规程,一直沿用到新中国成立后。乙醚灭菌法是中国独树一帜的新工艺,比国际上通用的石碳酸灭菌法更胜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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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非凡先生 https://www.163.com/dy/article/H66M79PC05527HDX.html

新中国成立后,鉴于旧中国生产痘苗所使用的毒株如“八国联军”,有英国的,有日本的,还有说不清来源的,1951年中检所成立之后召开了第一次生物制品工作会议,规定痘苗生产一律使用“天坛株”,“天坛株”由此在全国普及。
但当时生产的痘苗是液体痘苗,保质期最长只有3个月。在提高痘苗保质期的研究中,武汉所研究员林放涛在谢毓晋(记住这两个牛人)的指导下做出了重要贡献。他首先采用蛋白胨冷冻干燥技术,使痘苗的有效期从3个月提高到了1年,而且还便于运输。当时各生研所同时生产液体和固体两种痘苗,液体的用在城市,固体的运往农村。
然而平地起风雷,1954年,提出了一个全盘学习苏联的口号,生物制品也不例外。具体到痘苗,有人强令用苏联毒株—莫罗佐夫毒株取代“天坛株”。卫生部成立了生物制品学习苏联法规委员会,指定在北京所举办“牛痘苗苏联法规学习班”,学习班办了半年时间,最后在总结时宣布:今后痘苗生产全国统一采用苏联的莫罗佐夫毒株,用苏联的工艺进行生产,检定标准以苏联法规为准。
对此,中国科学家内心是抵制的。比如,汤飞凡对用苏联的石碳酸灭菌法代替中国的乙醚灭菌法就感到莫名其妙,正是因为石碳酸灭菌法有问题,他才发明了乙醚灭菌法。主持办班的朱既明其实也反对全盘照搬苏联。
学习班结束以后,全国各生研所就都全盘照搬苏联方法生产牛痘苗。发现用苏联方法最大的好处是可以增产,我国在牛身上种痘往往只种牛的腹部和背部,苏联是种全身,这样单产就提高了。另外,苏联的方法比较规范。
但要命的是副作用太大,小儿初种会出现子痘,小孩受罪。于是各研究所纷纷呼吁恢复用“天坛株”生产,用乙醚法消毒。但当时主管部门答复说:“要不折不扣地学习苏联,不要再留恋过去的老工艺老毒株,除了苏联的毒株外其他的毒株一律销毁。”
“天坛株”也在劫难逃了。“天坛株”是齐长庆和李严茂分离培育出来的。对李严茂来说,“天坛株”从1926年分离出来后就没有离开过他。回想在抗战时期,原中央防疫处从北京迁到南京,再迁到长沙,最后到昆明,千里逃难,搬迁当中,什么东西都可以托运,但“天坛株”他一直拿在手里。
由于他的精心呵护,“天坛株”到昆明后仍然完好无损。他把“天坛株”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他把“天坛株”封得严严实实,外面再用油纸包裹起来,悄悄塞在了冷库的一个角落里。
李严茂在惴惴不安中度过了三年多。在这三年多的时间里,对用莫洛佐夫毒株生产的牛痘苗的质疑声越来越多,终于在1960年的痘苗生产经验交流会上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赵铠当时是会议记录员,回忆说:“那时开会讨论得很激烈,后来就请李严茂跟齐长庆到会,来谈老方法跟新方法到底有些什么区别。后来大家说:‘你现在毒株都销毁了,那也没办法了。’”在大家摇头叹息时,李严茂说:“‘天坛株’还在,被我悄悄藏在冷库的角落里。”
但是,科学要拿数据说话。那就拿“天坛株”与苏联莫洛佐夫毒株比一比,再与Lister株(国际参考毒株)、Danish株(公认的强毒株)以及EM—63株(公认的弱毒株)为对照,进行动物感染试验,最后的结论是:“天坛株”的免疫原性最好,动物实验的免疫反应性接近强毒株,初种小儿的反应,苏联株的子痘发生率高于天坛株。
在这期间,从苏联传来一个消息,莫斯科有儿童得了天花,而患儿接种过痘苗,这就暴露了莫洛佐夫毒株存在的缺陷,于是乎莫洛佐夫毒株在中国走下了神坛,“天坛株”重见天日。
200个鸡胚一头牛
生产牛痘苗的劳动强度非常大。当时大学刚毕业的赵铠(后来的工程院院士)也参加了牛痘苗的制作,总想着如何减轻劳动强度,从国际文献上看,20世纪50年代已开始用细胞培养的工艺来生产疫苗,有用鸡胚研发如斑疹伤寒、乙脑疫苗的,我们能否用鸡胚做痘苗呢?为了让这项试验得到上级批准,赵铠主动与当时党的政策挂上了钩。那时是我国 “三年困难时期”,党和政府提出了各行各业支援农业的号召。赵铠就以节约农业畜力,支援农业生产为由申请用鸡胚细胞培养痘苗。

北京所领导一看这个提法挺好,就拨点经费搞开发研究,长春、成都两所也要求派人前来参加,这样3个所加上中检所合作,组成了一个以赵铠为组长的研究小组。研究的过程相当复杂,难以细说,中间还停了一年,因为知识分子要下放农村劳动一年。

历经挫折,经过3年,成功研究出用鸡胚细胞培养痘苗的工艺,经实验室检定及小儿接种观察,效果与牛痘苗无异。

从1965年开始,各生物制品研究所开始用鸡胚生产痘苗,200个鸡胚相当于一头牛的产量,而且是无菌痘苗,还大大节约了成本。这就是“200个鸡胚一头牛”的来历。这件事引起世界关注,巴西、美国等国都想来学习。

世卫组织也很关注,关注的焦点是你怎么能证明鸡胚痘苗能预防天花?赵铠打了一个报告,证据都写在报告里了。他回忆说:细胞培养痘苗当中有几个问题,其中一个是毒种适应在鸡胚细胞上,适应多少代它的免疫原性不变。

我做了,发现传的代数多了,它的免疫原性就减弱了,超过10代从动物上就看出来了。所以我们就固定在5代以内。牛痘苗的毒种适应鸡胚细胞,1到3代,用3代或者4代来做苗,不超过第5代,就可保留免疫原性,证明确实跟原来的牛痘苗免疫性一样。

9·11事件”以后,世卫组织要求对天花要做储备疫苗。我在世卫组织开了两次会。第一次会各个国家来介绍准备储备多少,用什么苗来储备。我是跟中检所的一个副所长一起去开会的。我介绍了有关情况,还讲了鸡胚痘苗跟牛痘苗的对比实验,用鸡胚痘苗免疫兔子,用毒性比天花还强的睾丸痘苗来攻击,证明还能保护。

WHO证实中国1961年消灭天花
自1950年10月我国实行全民免费种痘,到1958年已基本扑灭本土天花,但时有天花从境外传入,因此我国建立了国境线免疫防护地带。云南省和西藏自治区常有天花病例传入,1958—1959年两年中曾经引起天花在云南孟连县暴发流行,全县发病332例,死亡59例;沧源县发病672例,死亡96例。
另外在德康、猛海和西盟县的沿边地区也有零散病例发生。怎么办?建立边境天花免疫防护带。云南省在国境线50公里范围内的居民每3年普种一次痘苗;广西壮族自治区对国境线上的来往人群实施每年种痘;西藏自治区对中尼边境线和交通口岸的居民实施定期种痘。建立边境免疫防护带以后,虽有境外天花患者进入国境。但没有在国内引起传播。
1960年以后,国际上发生了因航空传播天花而造成天花流行。为防止航空传播,国家除加强边境检疫之外,规定除婴儿在出生6个月初种外,其他的人群在全国按行政区划为六大片,每6年轮流接种一次。我国最后一例天花患者是1960年3月出现在云南省思茅地区的西盟县,名叫胡小发。
西盟与缅甸接壤,当时缅甸的班岳寨流行天花,这个寨子的一个9岁女孩受到感染,出了疹子,跟随父亲到西盟县边境村寨探亲,途中传染给另一个村寨的11岁女孩;这个女孩又跑到另外一个村子去探亲,致使5人发病,接着传到南亢寨引起胡小发得病。
 天花在我国1961年被扑灭,但是WHO(世界卫生组织)要进行核查确认。北京所的赵铠和中检所的闫志林参加了WHO组织的核查。
赵铠回忆说:我国1961年就没有本地天花了,但是在1962年至1963年,山西天镇和阳高,以及内蒙古伊盟(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市)发现了天花。因为那时候灾荒,民间医生把自己保存的人痘拿出来给人家接种,从而引起天花。还有一次,1959年达赖叛乱,西藏有一部分人跑到印度、尼泊尔,有一群人在1964年从印度经过聂拉木口岸回到西藏,在这群人里面有5个得天花的。
调查以后,发现这5个得天花的都是在境外感染后进来的,是输入性的。国际上,世界卫生组织1977年在索马里发现最后一例天花,之后就要要求各个国家提供材料,证明你的国家或地区没有天花了。
按照这个要求,卫生部就派我跟中检所一个叫闫志林的去了西藏、云南做调查,调查麻脸比较困难。我们在云南昆明、孟连、西盟、澜沧、沧源5个市县,调查了46000多人,找到麻脸1639个。在西藏的拉萨、日喀则、山南,调查了15000多人,找到麻脸125个,都是1960年以前发病的。
1979年10月,世界卫生组织天花消灭证明委员会主席芬纳(F.Fenner),再派一个搞流行病学的叫博曼(J.Breman),到中国来验证。经过反复确认,世卫组织写了证明,证明中国20岁以下没有天花,得出了中国已在1961年消灭天花的结论。比世卫组织宣布的1977年(全球消灭天花)提前了16年。
1979年12月,在日内瓦WHO总部,全球消灭天花证明委员会会议确认天花已在全球消灭。我国1950年10月实施全民种痘计划,到1961年3月天花消灭,仅用约10年半的时间。1958年WHO在全球推行扑灭天花计划,到1977年消灭天花,用了19年。
目前,天花毒株仅存于美国和俄罗斯的实验室中。天花之所以能够根除,是因为人类是天花病毒的唯一宿主。1981年,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停止了接种天花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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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WHO宣布全世界已经根除了天花,来自公号:一屋天下
天花消灭了,痘苗的历史使命完成。不过,原成都所研究员钱汶光说:原来认为痘苗只能预防天花,天花消灭了,等于这个任务完成了。其实痘苗还有其他用处,比如对艾滋病有独特效果,痘苗的免疫功能相当强。后来全世界都发现,痘苗不种后,很多传染病就出来了。所以大家后来主张痘苗还要储备。它不仅能预防天花,还是强烈的免疫制品。很多“怪里怪气”的传染病都出来了,实际上与不种痘苗有关系。

因为种痘的时候这些病都没有,停止种痘了,好多病就出来了。比如目前露面的猴痘(暂且抛开一些猜测不谈)。猴痘与天花和牛痘属于近亲,同属正痘病毒属。虽然名为牛痘病毒,只不过是多数引起牛的感染且很容易在牛之间传播,并不是完全不感染其其他物种,比如人。

正痘病毒属的病毒大多如此,对亲缘性比较高的哺乳动物都有感染性,但一般引起的症状较也不太容易引起大规模传染。而且由于病缘性比较高,所以感染过某一种正痘病毒的个体所产生的抗体也对其他正痘病毒有一定的中和作用,即交叉免疫(cross immunity)。正因为如此,琴纳才能通过牛痘为人接种获得免疫。同样的,如果对天花病毒有免疫力,那么也可以免疫猴痘病毒。

因为人类已通过大规模免疫接种,WHO于1980年宣布在全世界范围内消灭了在野外的天花病毒(目前仅少数国家的特殊实验室保有病毒样本)。所以很多国家的新生人口已经不再接种天花疫苗,我国于1981年以后不再接种天花疫苗,所以我国1981年以后(世界范围是1986年以后)出生的人口对正痘病毒大多没有免疫力。

番外:天花是殖民者帮凶
贾里德·戴蒙德在《枪炮、病菌和钢铁》中提到过一个著名的论断:疾病在美洲殖民史上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15世纪末,美洲被发现后,随着欧洲人大批来到美洲,天花也悄然紧随而至。
最早是1519年,仅带着300个西班牙殖民者的科尔特斯船长到了南美洲,阿兹特克王国后来跟他们打了第一仗,结果俘虏来的西班牙士兵里就有患天花的,结果完全没有抵抗力的南美人在之后的10年里人口锐减了75%,有1900万人死亡,枪炮是没有这么大威力的,天花病毒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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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大航海:改变人类历史的发现之旅》(施鹤群 著)一书,欧洲人来到美洲之前,当地原住民人口约9000万到1亿。殖民者要征服有几千万甚至上亿人口的美洲大陆并非易事,于是利用天花等瘟疫作为帮凶。
1507年前后,天花被一个患病的黑人奴隶带到美洲,从此开始在美洲大陆肆虐。由于美洲新大陆的印第安人已同旧大陆的人类隔绝了上万年,对天花、麻疹、白喉、伤寒、腮腺炎、流行性感冒等疾病缺乏免疫机能,也缺乏防疫知识。
因此,天花等瘟疫很快就在美洲大陆流行。首先,直接消灭了大量印第安人口,削弱了印第安人对殖民者的反抗力量。其次,鼓舞了殖民者的士气,让他们以为上帝站在他们一边,使印第安人感到恐惧,削弱了印第安人的抵抗意志。
天花等瘟疫是殖民者带来的,殖民者很快意识到天花是一种有力武器。很多资料记载了殖民者故意向印第安人传播天花的丑行。例如,英国人在加拿大无法推进时,就与印第安人议和,把天花病人沾染过的枕头、被子作为礼物送给印第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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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人发指的是美洲新大陆上的殖民者曾经对原住民印第安人实行过生物战。1763年的一天,正在奋力抵抗侵略者的两名印第安部落的首领,忽然收到了英国人送来的“礼物”—毯子和手帕。
印第安人首领以为英国人有意讲和,就接受了,分送给部落里的印第安人使用。不久,许多印第安人便陆续得病,失去了战斗力,还有许多人因病而死去。原来,英军前线部队指挥官根据英国驻北美总司令阿默斯特建议,用发放毛毯来“给印地安人接种”天花,“有助于根除这个该死的种族”。
于是,他让士兵从医院里拿来了天花病人用过的毯子和手帕,上面沾染了天花病人皮肤黏膜排出的病毒。印第安人接受这些“礼物”,很快就染上了天花,无力再反抗,只能缴枪投降。
殖民者为了掠夺金银等财富,强迫印第安人长途迁徙,聚集劳动,这更助长了天花等瘟疫流行。《天花的历史》一书的作者伊恩·格雷恩引述研究印第安人的图书中的话,称“法国人、西班牙人、英国人,以及后来的美国人,都把天花作为达到某种卑鄙目的的手段”。
延伸阅读:井底望天读者征稿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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