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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下行周期治安问题:国企改制东北下岗-报复社会,驾车冲向体育场人群@赵皓阳-Moonfans

floating_point:是谁让无产阶级下岗的?

赵皓阳-Moonfans:当年的东北、华北地区流传着一句歌谣:“下岗不做鸡,对不起⼞⼞⼞”“下岗不卖银,对不起⼞⼞⼞”。

《随机“报复社会”,建议凌迟处死》

受了冤屈想要报复社会,如果冤有头债有主,刀口对准了冤屈你的上位者,我还愿称你一声“义士”。而伤害的要是无辜群众,那就是废物、懦夫、恐怖分子,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更有人选择把报复社会的目标放在手无寸铁的儿童,因为儿童更弱更好被伤害,对这种人只能建议恢复古代的凌迟处死。近年来许多在小学、甚至幼儿园无差别行凶的畜生,他们人生的经历跟学校、学生、甚至学生家长们没有半点交集,那为何选在学校,只有小孩子更好欺负这一种原因。

报复社会,不是针对加害者,而是选择伤害无辜的弱者,越弱越去伤害,这种现象古已有之。鲁迅先生说得好:“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不可救药的民族中,一定有许多‘英雄’,专向孩子们瞪眼,这些孱头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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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随机报复社会的城市恐怖袭击越来越多,我从疫情末期的一系列文章中,都在预警这一趋势。文章的主旨都很类似:除了要以铁腕手段回击这些畜生之外,还必须要意识到:有人随机报复社会,该枪毙枪毙。但如果他有冤屈,造成冤屈的是谁,该不该负责,这是两个独立的问题。不能因为有极端分子报复社会,普遍的不公正也变得合理了,造成问题的本源就被忽略了。

简而言之,如果产生冤屈的社会机制不纠正,就会造成更多的恐怖分子。这是一个唯物主义的问题,是我们可以通过提升社会治理水平而改善的,而不是只能谴责“人性之恶”——出一次事件谴责一次,“日哭夜哭”也哭不死董卓。

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当然,我们从来不否认,有些人就是天生的恶魔、娘胎中的坏种,但是这群人的比例是恒定的,只要人类不在某个历史节点忽然发生大范围的基因突变,那么反社会人格注定会以一部分稳定的比例存在于我们身边。

那么问题就来了:我们以五年为一个周期,假如这个五年周期中随机报复社会的事件,远远高于上一个五年周期,那么必然是经济基础和社会存在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找出这种变化,克服这种问题,才是解决治安问题的根本途径。这就是唯物主义,而不是要诉诸于“忽然之间人性之恶蓬勃生长”的唯心主义。

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以来给大家强调要重视治安问题了,因为原因很简单:经济下行周期中,必然会产生越来越严重的治安压力。

在上两篇文章中,我把治安问题分为了三类:

  1. 经济下行走投无路的困难群众变多导致的治安问题;
  2. 冤有头债有主的精准报复;
  3. 根植于人性之恶的、随机报复的城市恐怖主义行为。

我认为,在经济下行周期中,后两个的比例确实会增加、会越来越严峻,但根本性的问题其实是第一类问题。第一种,是走投无路式的“无恶意”犯罪,比如盗窃生活必需用品,比如穷人不抢穷人。大家如果关注一下超市老板自己运营的短视频账号就会发现,从疫情开始到现在,偷食物的案件比例直线上升。

而且大数据这个东西非常可怕,我特意搜索了几个相关案例,就一直给我推送相关的内容。而且不仅仅是乡镇、县城出现这种情况,就连北上广深一线城市也出现了类似的案例。这一种形态社会危害性较低,是最好治理的,是可以用普遍的救济与福利避免的。

但如果第一类都治理不好,第二类、第三类治安问题会愈演愈烈。换句话说,做好了第一点,后面的问题纵然确实不能完全消除,但也会从概率上大大降低其发生。这就叫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想要消灭犯罪,先考虑犯罪问题的“经济基础”在哪里。

我的B站主页,自恢复以来,一直制定的就是这一期视频。因为这实实在在是一个“首要问题”。

归根结底,治安问题是一个基于经济基础的“体制性”问题。

我在过去的文章中也一直在强调我们未来所面临的风险:如果经济下行、失业人口过多、社会保障缺位,我们也会面临越来越严重的治安问题。这是一个唯物主义的客观规律,而不能诉诸于唯心主义史观比如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堕落的人越来越多……

简而言之,现在全中国的治安傲视全球,考虑到人口基数和国土面积,我说我们现在治安世界第一,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们也应该意识到:现在良好的治安环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不是理所应当的,是经济高速发展十余年、大量社会治理工作者的不懈努力、生产力与技术的进步,这三重原因共同的结果。

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虽然被吸血、被剥削,但也好过去大街上做流民。比烂而论,送外卖好过在工厂流水线打螺丝,在工厂打螺丝又好过农村种地,能在农村种地又好过“不做安安饿殍,效尤奋臂螳螂”……当然,说这个问题不代表我们不应该为外卖员权益、流水线工人待遇发声了。现在杠精太多,搞得我说话都得说车轱辘话。

还是那句话,不要以为我们现在良好的治安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一点都不唯物。远了不说,就说90年代的治安状况,经历过的朋友心里都有数。像唐山打人事件,这搁到90年代算个屁啊,太稀松平常了好不好。

90年代我们的城乡秩序处在一种几近于崩溃的边缘。

全国范围内农村“抗税”“反三提五统”群体事件频发,甚至有不少上千农民拿着锄头围攻乡政府、派出所的超大型群体性事件。城市中的恶性治安案件频发,黑社会、黄赌毒、偷盗抢问题简直是家常便饭,甚至出现了手上几十条人命、抢劫十几家银行的“超级悍匪”。

所以现在很多傻逼尬吹90年代,我都不知道他们脑子是怎么长的?你吹民国也就算了,一百多年前见过的人也不多了,可能还真能唬到点人;吹90年代是一种怎样的脑回路,我们这些亲身经历过的人都还健在呢啊?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根源当然是因为经济基础、社会存在发生了变化。

东北和华北的老工业地区,是受下岗潮影响最大的地区,华北出了一首《杀死那个石家庄人》,唱的就是下岗潮之后没落的北方工业城市。而“共和国长子”东北地区则被贴上了“小姐产地”“黑社会产地”的标签,因为男男女女都没有了工作,他们南下能做什么?女性出卖身体,成为特殊行业工作者;男性也出卖身体,成为打手。

相比而言,资本家成为了各地“招商引资”的财神爷,很多地方官员都发表过“经商人士”地位第一的类似言论,而打工人的权益无人维护,那时候血汗工厂、拖欠工资成为了非常普遍的现象,更不要提黑砖窑、黑工厂等现象。

在“先富”们的繁花之下,无产阶级们迎来了他们最漫长的季节。

《漫长的季节》中沈默的这个弟弟傅卫军,成为了街头的小混混,沈默怪罪于大爷不收养他。大爷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是沈默的父母都是国企工人啊,在厂子出了生产事故属于工伤,然而他们的儿女,一个被变态亲戚收养,一个被迫流落街头。

这个情节的设置其实是有强烈的隐喻性的,工人们是共和国的儿女,而这一对儿女的下场……一个死在了监狱里,一个变成了连环杀手,那么,是谁让他们变成这样的呢?是因为他们的父母“死得早”吗?

电视剧中这个情节很符合现实的是:国企改制之后,工人们的福利没了,厂办幼儿园和敬老院关了,厂办小学和医院被市里接管或者卖给私人,福利分房之类的更别提了……

所以说把这些福利都砍了,财务报表能不好看吗?有乏走狗总喜欢用这些举例子说明国企效率低如何如何,这不废话么,不看看改制之后工人们的福利待遇是咋样的,把福利全砍了利润能不高吗?我上我也行!

喜欢人云亦云说当年国企利润率低的人,你们摸着自己的良心问一问自己:你是打工人吗?你对自己现在的福利待遇满意吗?你是希望老板年底又换一辆劳斯莱斯,还是希望员工待遇切实提升一点?能不能对几十年前的无产阶级同志们建立一点阶级共情呢?

所以虽然时间对不太上,但是沈默和傅卫军这对姐弟具有强烈的象征性、隐喻性:东北出小姐、出黑社会、治安差等等的固化印象是怎么来的?大下岗后,工人们没了生计,为了活下去,男人就去做打手,女人就去卖身。

光荣的工人阶级的孩子,成为了失足妇女、黑社会!

“你们把农民当作什么,以为是菩萨吗?简直笑话,农民最狡猾,要米不给米,要麦又说没有,其实他们都有,什么都有,掀开地板看看,不在地下就在储物室,一定会发现很多东西,米、盐、豆、酒...到山谷深处去看看,有隐蔽的稻田。表面忠厚但最会说谎,不管什么他们都会说谎!一打仗就去杀残兵强武器……

听着,所谓农民最吝啬,最狡猾,懦弱,坏心肠,低能,是杀人鬼……但是……是谁令他们变成这样的?是你们,是你们武士,你们都去死!为打仗而烧村,蹂躏田地,恣意劳役,凌辱妇女,杀反抗者,你叫农民怎么办,他们应该怎么办。”——《七武士》黑泽明

那么问题来了,怎么办?

既然我们否定了唯心主义“人性之恶”无法避免的观点,那么如何从唯物主义的角度为“最大概率降低报复社会的恐怖袭击行为”找到答案?答案也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公平、正义、缩小贫富差距、拓宽上升渠道……

这个问题是我一直致力于探讨的永恒性的话题,今天肯定不能展开说那么多,我只就其中一点谈一谈:那就是法律的公平与正义的问题。因为法律是所有普通人民“兜底”的最底线,法律不能伸张正义,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用暴力去伸张正义。

我在《究竟是“人民的名义”,亦或是“权力的游戏”?》究竟是“人民的名义”,亦或是“权力的游戏”? 这篇文章中分析过大风厂工人的斗争:

祁同伟总是喜欢吹嘘自己“胜天半子”,他靠对权贵“惊天一跪”和哭坟上位的算个狗屁“胜天半子”。《人民的名义》中只有一个人无限接近于“胜天半子”这评价,那就是王文革。

王文革作为一个一穷二白的真·无产阶级,为逆天改命做了两件至关重要的事情:第一,决定“斗争”,第二,团结领导大风厂所有工人一起“斗争”。否则剧情就不一样了:沙瑞金空降汉东清除赵家势力是既定大前提,但是从何入手是不得而知的,毕竟赵家一屁股烂账太多了,就算直接查山水庄园也不一定能照顾到大风厂。

而王文革这一把火,不但给沙瑞金找到了突破口,更改变了大风厂全体工人的命运,让他们从无人问津的牛马,变成了能上谈判桌的筹码之一了。虽然筹码也不怎么好听,但是比牛马强多了,套用一句比较流行的话叫“提升了自己的统战价值”。

还必须注意到的是,王文革的“逆天改命”之所以有效果,是因为这已经是互联网时代了,强拆大风厂是一场“互联网直播”,带来了全体网民的舆论压力,所以王文革不但“胜天半子”更像是“人民的名义”真正的化身。

当然,前提这是《人民的名义》原著中的王文革,不是剧作魔改的王文革,探究小说和电视剧种两个不一样的王文革,能够为我们提供非常有价值的启示。首先王文革这个名字,又是姓王,又叫文革,还TM是保卫科出身,这三重buff叠起来,让人很难不怀疑作者这就是故意的。在原著与电视剧中,王文革的形象则是彻底的“两极分化”——从一个有勇有谋的的工人领袖,变成了一个猥琐凶残的犯罪分子。

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的王文革,是以一个恐怖分子形象出现的,不但纵火烧伤了自己,更是一个绑架犯,还“恩将仇报”间接害死了大恩人陈岩石。看过电视剧的人甚至都有不少对祁同伟产生了好感,但是绝对没有一个人会对王文革有一丝的同情。

《人民的名义》上映的时候,李达康人气第一,祁同伟圈粉无数,高小琴很多人同情,黄毛一家人见人烦,而老干部陈岩石,竟然也遭受了很多批评。这就很真实:好人取得真经得经历九九八十一难,坏人放下屠刀就立地成佛。

不喜欢海瑞的人,也基本不喜欢陈岩石,觉得他“不顾大局”,觉得他法外开情,觉得他无限偏袒大风厂的刁民…诚然,陈岩石找沙瑞金批地、找孙连城要地,确实跨过了种种“程序”,这就被某些人喷搞特权。但是我们必须要看到,大风厂工人们走到这种绝境,哪一步不都是“程序正义”?京都银行不贷款是程序正义,高小琴签对赌合同是程序正义,厂房被抵押是程序正义,拆迁队执行任务是程序正义,警察抓护厂队工人是程序正义……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程序正义救不了无产阶级!

在这一系列“程序正义”的进程中,大风厂工人们被逼上了绝路,是谁自始至终站在他们身边的?是老干部陈岩石。诚然,陈岩石确实破坏了所谓的“程序”,但是要没那一声“小金子”,陈老搞不好就成了推土机下的冤魂。

当年十七岁的陈岩石为解放全中国扛炸药包炸碉堡,如今七十岁的陈岩石为了大风厂的工人以血肉之躯挡在推土机前,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英雄本色。

但我们还得进一步反思:恰恰是程序正义的缺失,逼着老革命一把骨头当火把,逼着王文革拿起刀去践行自己心目中的正义。

那么程序正义在哪里呢?在祁同伟、高小琴与陈清泉的觥筹交错中交易了。

所以沙瑞金对于大风厂“一一六”的定性非常准确:一场腐败引发的群体性事件。

那么如何避免类似的事件,反过来解决就可以了。

https://weibo.com/1677318422/P0SdXzp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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