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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中本聪先生的脚步

汪道涵上海市长-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龙永图@传达室

前几天我在上海,结识了一位老前辈。闲谈中,他聊起了这座城市历史上的几位主政者,其中就提到了一个名字,汪道涵。

他说,汪老身上始终有种长者的风范,所以大家很早就喜欢叫他“汪老”。

在汪老过世之后,有许多追忆他的文章,许多人也是被他独有的风范所折服。

这是一种怎样的风范呢?

汪道涵上海市长-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龙永图@传达室
1980年代,汪道涵在上海市长任内。
 
01
 

汪老德高望重,曾同志评价他有三个“老”:老战士、老干部、老先生。

也许在老战士之前,还要加一个“老学长”。

时间来到1933年的春天,汪老那年只有18岁,已经在交通大学物理系读书,是这所著名学府的老学长。我们感受下他的颜值,电影明星一样的。

汪道涵上海市长-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龙永图@传达室

当年,交通大学是非常难考的,好多绩优生敢报考清华,都不敢报交大。

在交大,汪道涵的“课外活动”很丰富,他经常在周末的深夜,出没在上海兴国路一带的街头。

一个青年大学生,深夜在街头干什么呢?

答案是,刷标语。
原来,那时他已经由地下党发展,成为了一名党员。刷标语,是党派给他的任务。
标语主要是刷给工人阶级看的,内容包括“反帝抗日” “保卫苏维埃” 等等。标语的末尾还要落上一个神秘的代号“NY”,意为“南洋”。
1930年代初,反动派在江西围剿共产党,在上海围剿共产党的地下党。白色恐怖的环境里从事学生运动,重则丢脑袋,轻则丢学籍。

果真不久,汪道涵就丢了学籍。

不过,他似乎并不为此感到可惜,他日后说自己参加革命的原因:

主要是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前者是民族危亡压得人透不过气来,后者是大批青年学生失业,在国民党统治下是毫无出路的。
 
其实,汪家是有革命传统的。只是最初的那个革命,是辛亥革命。
汪父汪雨相是晚清秀才,早年留学日本时,即参加了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
在革命这件事上,显然儿子比父亲更进步,父亲也跟上了儿子的脚步。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汪道涵和父亲带着亲友20多人奔赴延安,正式投笔从戎,走上了一名老战士的道路。汪家父子毁家纾难,集体革命的故事,在当年的延安传为一段佳话,影响很大。
身处时代浪潮中,每个人都是面临选择的,不同的选择带来截然不同的走向。
比如,大学期间,汪道涵很想发展一位叫方心诰的同学,他是抗日将领方振武之子,完全可以更进步一点。很遗憾,这件事并没有成功。
方心诰最终选择去了英国。他后来有一个女儿,名字叫陈方安生。
02
因为参加革命时间早,所以汪老自然算老干部。
当年的老干部们论资排辈,一般是这样论的:
第一二批是“建党干部”和“大革命”时期的干部,时间截止到1927年“四一二事变”,这部分人数较少;
第三批是抗战前入党的,汪老算这一批;
第四批叫“抗日干部”,抗战初期1938年左右入党的(他们有个著名的称号叫“三八式”);最后才是抗战期间和解放战争期间的干部。
汪老的同龄人,好多还属于“三八式”及以后,他则领先几个批次。论资历他是老的,论年龄他又是小的,所以叫“年轻的老干部”。
1952年,只有37岁的汪道涵,作为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随周总理访问莫斯科。在克里姆林宫,周总理对斯大林介绍说:
汪道涵是我们中国现在最年轻的部长。
汪道涵上海市长-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龙永图@传达室

1952年,汪老收到的任命书
汪部长这样年轻又有知识的老干部,在那个年代是很能“吸粉”的。

当年,一位刚进机关的年轻人,在聆听的汪部长的时事报告会后,当天回去就在自己的日记本里写:真想不到世上还有这样博学多才的人,共产党里真有能人。
这位年轻人姓龙,他与汪部长还真是缘分不浅。
几年后,“文革”中的汪道涵被下放到河南罗山的“五七干校”。那时候他经历了夫人和女儿的离世,政治上也被“打倒”了,可以说是孑然一身。
在干校,汪道涵被安排在牛棚铡草、挑水和喂牛,接受年轻同志的“监督劳动”。
很巧,龙同志就是这些年轻的同志之一。他这样回忆汪老当时的表现:
道涵同志总是保持着那样一种尊严,甚至是清高。他在牛棚里时,每次都是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衣服洗得干干净净,保持着一种不容随意羞辱的人的尊严。
在逆境中保持体面,看起来容易,实际上很难。它是保持自己不至于沉沦的一个底线。
出于对汪老的仰慕,龙同志总是对他多加照顾。每次获得帮助后,汪老都会很认真地说一句:
永图同志,谢谢你。
这位同志当然就是龙永图,后来中国加入WTO的首席谈判代表。
03
作为一位长者,汪老实有宽厚仁爱之风。
“文革”结束后,他官复原职,对那些曾经批判过他的人,他也没有怨言,只是轻描淡写地说:
人员上百,奇奇怪怪。每一匹马都有不同性格,何况人。
1980年,汪道涵以65岁之龄重返上海,担任市长。
那时,以深圳为代表的珠三角地区,改革开放搞得如火如荼,而上海却是滞后的。
这里头有很多历史原因。
上海多年来是国家财政的“钱袋子”。以1983年为例,当年上海财政收入151亿,上缴131亿,自己只留20亿。因此,上海城市发展的欠账很多,在民生领域逐渐积累起不少“爆炸性”问题。
比如,副食品供应短缺,上海市民吃不上瓜。
众所周知,老上海人酷爱吃西瓜,据说全国每五个西瓜中,就有一个是上海吃掉的。可是在1983年,气候十分反常,上海郊区的西瓜严重减产。到了夏天上市季节,可市面上还见不到西瓜。

1980年代,上海市民在街头吃瓜。

焦急万分的市民写信给汪市长,要求解决吃瓜问题。

收到信后,汪市长也焦急万分,立即联系分管副市长,制定了从政策调整、财政扶持、交通优先等几道“吃瓜良策”。

不过,汪市长更大的良策不在这里,他对上海有几大历史性贡献。
比如,在1984年他主持制定了一个“提纲”,全称叫《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汇报提纲》。这个汇报是给中央的,也就是从这时开始,振兴上海才真正被提上议事日程。
再比如,开发开放浦东,是汪道涵首先提出的。
这件事其实最初还有争议,有人认为浦东开发成本高,因此上海应当向南发展。汪道涵力排众议,他认为:世界著名的大都市都是跨江发展的,而且城以港兴,上海的港口在东面,开放浦东势在必行。
当年在浦东地区工作的一位同志,曾这样感慨汪老的言传身教:
只有努力具备战略思维和长远眼光,才能使我们在工作中站得更高一些,看得更远一些。
03
汪老在上海市长任内干到70岁,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老市长。
老市长退休后,并没有像其他老干部一样颐养天年。
他不仅作为海协会会长完成了划时代的“汪辜会谈”,还凭借他独特的地位,发挥了某种程度的智库功能,在众多决策中发挥着作用。
汪老有思想,就总能让人获得教益,所以才能叫“老先生”。
那他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呢?答案之一,就是读书。
他有一句名言,叫“读书就是生活”。对于读书,汪老可以说到了痴狂的程度。
举个例子,在1980年的某一天,汪老和国家进出口委员会的江副主任,要一起听汇报。可是汇报会开始后,还是不见汪老的踪影。江副主任急了,对在场的人说:
汪道涵见了书就走不动,说不定又被路边的旧书摊绊住脚了。
果然,七八分钟后,汪老怀里抱着六七本书,笑容可掬地走进了会场并连声抱歉。
由于爱读书,阅历多,汪老到老年后就不止是长者,还是智者,如同得道高僧,有仙风道骨。
常常很少的话,就能给人启发。
汪道涵上海市长-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龙永图@传达室
1980年代末,小平同志与汪道涵握手。
比如,徐匡迪市长在刚上任时,向他请教如何从“文山会海”中脱离出来。汪老只给了六个字:定规矩,抓重点。
身边的年轻学者为某个国际问题争论不休的时候,汪老就总会说:
不急不急,冷眼向洋看世界。
他退休后发挥余热,可以说比在一线时更为出彩,更受尊敬。
2005年5月,对岸的连战访问上海,汪老在锦江小礼堂会见他。70岁的连爷爷见到汪老,还用了一个很老派的词,叫“请安”:
今天是特地来给汪老请安问候的。
他可能不知道,汪老此时已身患绝症,坚持延后手术的时间,就是为见连宋两位。会见时,强忍病痛,宽大的西服里还藏着插在身上的管子,医院的护士就身着便装,时刻站在身旁。
可是,在场的记者问他身体怎么样,汪老还是笑容可掬地说:
马马虎虎,就是不能像运动员一样了。
几个月后,90岁的汪老病逝上海。
04
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位老前辈,也曾当面聆听过汪老的教益。
他认为,汪老这样的人,既信仰现代的理论,又坚守传统的文化,不管为学为官还是为人,都把爱国视为最高价值。这很有古时候士大夫的风范,这种风范也让他在那一代人中,显得既典型,又不典型。
我觉得他说得蛮准确。
汪老身后,安葬在上海青浦的福寿园中。
墓前是他的坐像,而他的墓碑上就镌刻着八个大字,或许就是他一生的自勉和写照:
报国有心,爱国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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