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块链神吐槽原文标题：成都市原市长葛红林震场演讲：理论界和干实业的以及政府官员究竟是怎么想的？有什么不同？
5月22日，第三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研讨会暨 Journal of Government and Economics 创刊仪式在北京举行。成都市原市长葛红林做了以下发言和问答。发言后引发大家极大兴趣。
葛红林：因为我和李院长经常参加政协的经济界会议，交流比较多，这次两会的时候，他说有一个活动，希望我能参加，当然我也非常乐意。
我的工作经历是从企业到政府，再从政府到企业，现在又到协会。可以说政府跟企业，还有企业和政府之间的桥梁、纽带和平台，三个角色我都担任了，今天结合自己的经历谈一点想法。
第一，关于政府要做好经济健康发展的守护神。
政府有四大职能，对于经济的健康发展方面，我认为不是要不要做的问题，而是必须做好的问题。
我这里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前一段时期，大宗商品出现了大幅度上涨。经济界和实业界有不同的观点，我们搞实业非常明确，偏离了产业运营过程的价值链。我就举我比较熟悉的铝和铜为例，包括螺纹钢，这个价格的上涨，如果全成本的投资，七个月就能收回，这就偏离了。为什么有一些人不知道，因为他没有搞过实业，4月27日，政协报采访我，供需基本面没有发生基本的变化，成本也不支撑价格大幅度的上涨，资本的力量和资金的推动是本轮上涨的关键因素。基础原材料的价值是稳字当头，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相对稳定的价值，才是有利于产业链的行稳致远。
5月12日，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说有效应对大宗商品价格过快上涨及其连带的影响，然后价格就下跌了。5月19日又开了会议，上午的会议，当天就见效了，短短几天就出现了大幅度的回调。有的人认为上涨是市场行为，政府不需要调控，包括一些期货的从业者。但是更多的市场操作，认为如果你这种操作涉及到了六稳六保，政府必须干预，该出手的必须出手。
应该如何监管，就是要把分散的市场监管方面，食品、药品、工商、质量、检验检疫、海关，由一位副市长来监管。
第二，要不断注入经济发展的活力。
03年我当市长，04年中央电视台开了一个评选，十个城市，沈阳、大连、东莞、杭州、青岛、深圳、成都、苏州、温州、无锡，当时是比较有活力的，被评为了中国最具经济活力的城市，十大城市里九个都在沿海，只有一个是在西部。在获奖会议上我当时就说，城市的活力比城市实力更重要，有实力没有活力的城市会变得没实力，而有活力无实力会变得有实力。
然后出现了三个分化：
- 一是速度分化，有的城市发展快，有的城市发展慢。
- 还有南北发生了变化，南北分化，当时天津不是最具活力的城市，大连和沈阳是的。09年以后，大连和沈阳经济增长就乏力了，天津、大连和沈阳现在下滑了很多。
- 第三个分化是人口分化，常住流动人口大幅度减少，大家讲是用脚投票，也是投城市的发展活力。
对于我来讲，因为我当时是03年当市长，根据成都的情况，我当时就分析了一下，成都相当于一个国家的样本，正好是国家的1%的人口，远郊向西部，近郊像中部，城区像东部，如何解决这样一个城区发展不平衡，就是西部开发，中部崛起，东部振兴，不能说是一个政策。我们当时科学发展，就六个一体化。
当时城乡产业，规划产业，还有市场，基础设施，公共管理机制，我是先从农业抓起，不像其他的市长，从城市抓起。释放城乡互动的活力，还有科学发展。另外怎么促进城市的经济，最关键的是要围绕安居乐业。03-08年我们的目标是人居环境最佳，环境最优，综合实力最强的西部城市，2008年到2011年的建设目标，只动了两个字，建设人居环境最佳，创业环境最优，综合实力最强的中西部城市，当时就是超武汉。
后来又源于少不入川，老不出川，成都一座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然后全国出了很多口号，一座不得不去的城市，一座去了还想去的城市，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吸引了外来的人口，所以安居乐业是衡量经济发展好否的重要标准，为什么经济出现负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产业下滑。所以发展经济是一个系统工程，一定要营造好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这是充分必要条件。
通过增强投资活力、农村活力、城市活力，来促进经济发展，第一个活力就是增强投资活力，不是他们没钱，不是不愿意投，就怕投资之后，碰到地方政府说话不算数，
- 我就提了一个问题，我说建立中国投资保险公司，这是三年前我在政协会议上提的。大家说用市场化、行政化和法律化的手段，政府和企业说的话，要签协议，现在新官不理旧账，这是很难的，所以要开辟一条新的营销环境为渠道。
- 还有农村的活力，农村来的可以知道，农村集体组织成员原则上只能出，不能进。农村的进了城之后，可以放弃农村身份，进入到城市。现在放弃农村身份，移民到城市，这是可以的，但是回农村是不行的，这是体制的问题，这不是长久之计。我的感觉，应该要加强这一方面的研究，引导城市资源、资本、人才、技术向乡村流动聚集，为乡村振兴增创新动能。
- 第三个是住房问题，农村现在不存在住房的问题，危房和贫困户，扶贫县基本上已经解决了，主要是城市的问题。解决城市的问题，不能依赖市场行为配置资源。第二，住不起的问题还会演变成社会和政治的问题。应该每个城市根据未来的发展，确定自己常住人口的增减，形成一个变动区间和天花板，制定相应的政策。城市不可能都是富人区，北京保姆市场很大，小时工保姆住在哪里，物流人员晚上住在哪里，这是一个问题。
要充分盘活央企和地方国企在城市中的闲置工业用地，国有企业是我们国家执政的基础，该贡献的要贡献。我有一个观点，城市里面住房问题绝对不是土地没有，住房供应紧张不是土地没有。还要把土地变现为地产，立竿见影增加地方财政的当期收入。不应再将房地产业作为支柱产业，但可以将住房条件的改善作为促进消费带动力，洗衣机和空调要换，这还会带动很多的产业。
高度重视政府工作的人因问题。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囯涌现了一批具有冶金工作背景的省长和市长。1999年甚至出现了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个直辖市的市长都来自钢铁界。重要原因是：大型钢铁企业是让人见识，让人锻练的地方，那里既是一个工厂，更是一个社会，拥有码头船队，铁路站和机车、变电站和发电厂，焦化厂和制氧厂污水处理厂等等。
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领导企业难，但领导城市更难。
我认为一定要高度重视城市管理的人因问题，不要变动太频繁。我做了11年半的市长，第一届的前3年，只是当了学徒，直到届满时，似乎找到了一些城市管理的感觉。进入第二届，社情民意了解更深了，透过现象看问题更准了，拍板决策更精了，也不容易被人蒙了。进入第三届，就有点游刃有余了，重大工作的成效开始展现了，也有了成就感。一个重大的工程、产业化项目，从招商到建设、从运营到盈利，往往要10年左右的时间。
07年京东方为了扩大液晶显示屏，提出在成都兴建4.5代液晶显示生产线，总投资是31亿元，它是北京市管的，北京市的公司投到省外去，还要北京市的国资委审批，我说能不能通过增发，万一增发不到呢？让成都兜底，我说行，解禁期可以通过二级市场退出，我们不是为了赚钱，但是无形中也赚到了钱。京东方与地方政府的投资模式，这个是进了哈佛的教案，后来被京东方拓展到合肥和重庆。我当时感觉很后怕，如果三年之后，京东方这个企业如果垮了，那么投下的钱就完蛋了，所以这个是有风险的。这个模式现在又演变政府引领，领投产业基金的模式。原来是直投的，通过基金，现在有些政府比较聪明，通过基金，即使失败了，也能解禁，甚至未必有政府的直接追责。投十个，可能只有一个失败，也没有问题，但是有都失败的可能。所以投资可不能天天干，年年干，偶尔干一次还行，在成都我就干了一次。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这里面的风险。
所以我认为这种模式成功与否都取决于决策者的把握，取决于对于这个企业的判断。所以政府促进产业，直接或者间接介入具有风险的竞争性领域的模式，值得学术界加以研究，包括合规性、风险防控，追责和免责等问题，因此也出现了一些基金爆雷的案例，也是有风险的。我就讲这些。
李稻葵：谢谢葛红林市长，最后这一条就是经济学的机制设置问题，是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的一个核心的问题，也是诺奖获得者马斯金教授最擅长研究的领域。
我提几个问题，葛市长不仅是做过宝钢的副总，管过很多宝钢的产业，他是海归，加拿大学金属金相学的博士，回到了上海市，上海市80年代重点培养好几位干部，送到全国各地做了市长。
想问一下，在您当市长的时候，花了三年的时间把情况摸清了，别人蒙不到你了，你是重点抓了若干个产业，重点怎么抓的，怎么选的这个产业的，当时是什么样的思路？
政府发展规划
葛红林：01年中央正好是要开发西部，中央组织部就在全国部委跟央企抽一些干部去，宝钢让我去，我做了一年多之后，我就担任成都市长，说明成都这个地方不排外，很多地方是很难的。他们想要一个企业家，四川的发展还是要抓产业和工业，所以要有一个抓工业的人来做市长。
第二，这个城市要开放，我在海外留过学，我是正儿八经的工学博士。
第三，他看中我当过大厂的厂长，两万多人的一把手，所以核心问题就是当了市长之后，我们进去之后，依旧发现东边跟西边的差距太大，差距在哪里？关键在产业，产业不发展的，吃中央的财政转移行不行？成都从来不吃国家的财政，我们是给财政部上交税金的。发展产业就是为了改善民生，我们是紧扣安居乐业。乐业就是说你要有产业，要有值得你来发展的产业。有一次GE公司把我叫过去做演讲，这是05年的时候，我说希望英特尔公司到我这里来，有2000个高级工程师，来了，都是聪明人，少量的女孩子，大部分是男孩子，到这里讨2000个老婆，生2000个孩子，人口结构就改善了。
李稻葵：我们私下交流过，抓产业，哪几个产业值得抓的？钢铁这个产业，成都市，你当时选了没有？
葛红林：钢铁我是调整的，搬出去市中心，因为污染太大不适合市中心。这个地方也需要发展，大的钢铁厂送央企，送给攀钢和鞍钢，但是不能处理消灭这个产业。
还有水泥，原来是小水泥厂，你要发展大水泥，中国节能的水泥厂，还有法国的水泥厂，小的水泥厂进行淘汰，每万吨的产能给40万吨。淘汰落后产能要花钱，你没有花钱，人家不会淘汰。一方面淘汰，一方面把指标让出来。
李稻葵：钢铁和水泥是成都发展的原材料。那么汽车是怎么想的？
葛红林：成都和重庆分家的时候，成都的汽车就没了，但是我认为一定要发展汽车，美国是轮子上的美国，未来汽车消费量是很大的。所以汽车是带动性最综合的一个产业。怎么发展呢？成都找了一汽，希望一汽集团到我们这里来。
现在有的地方都想搞汽车，我感觉有点晚了。
李稻葵：还有沃尔沃也被你们抓住了。您抓的是比较高端的车，包括大众，沃尔沃……成都这几年汽车行业应该发展不错，可以这么说吧。
葛红林：当时我们分析，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发展什么产业，一定要自己搞明白，不一定软件就适合成都发展。成都有电子科技大学，能力很强，还有成都有西南财大，是银行的，当时我们搞了电商和软件。我们先抓芯片，英特尔在西部的第一条生产线就是在成都，中芯国际也来了。成都人能够适合后来服务中心，甚至把西南的专利生产中心，也放在了成都。所以一个地方要找适合你这个地方发展的产业，真的搞投资的人，他非常明确的，到这个地方看了，这个地方适合不适合，这个是很重要的。
李稻葵：你抓这些产业，几个抓手，一个是土地，土地怎么样使用，还有帮助他安排融资，还有什么抓手？我们想了解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发展的作用，有几个抓手？
葛红林：最关键的，政府是营造营商环境，首先是金融生态。第二个是基础设施，该承诺一定要做，我有一个经验，每个季度召开一次外商座谈会，因为我做了11年六个月，开了46次会议，我们分七八个人的小会议，企业家来谈有什么问题，他们提完之后，我们再开大会，这个很管用，但是开这个会很痛苦，都会发现有很多答应人家，没有做到的，还有很多非份的要求，要把他怎么说服。当时怎么做的呢？
我们有两点，第一，专门成立了一个知识产权保护法庭，这是04年成立的。还专门成立了英特尔办公室。政府建设当时提的是规范化服务型政府，现在是进步的，进步到了放管服，首先要规范这些政府官员的行为，哪怕不服务都可以，先要规范。
李稻葵：最后一个问题，您跟我说过，您是海外留学回来，加拿大的工科博士，宝钢的高管，到成都挂职去的，挂职了一年半，就选你当了市长，你自己没有思想准备，为什么同意做这个市长，回宝钢，上海的待遇也好，宝钢的工资比成都市市长工资高多了，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葛红林：人是有不同的取向，有的人对钱比较看重，我也不能说钱不重要。我到那里的时候，就是一个组织的信任，成都这个地方是很重要的，西南重镇，一千多万人，我到了成都之后，从管10多万到一千多万，工资少了一个0。但是从没有级别，一下子到了副省级，这个平台值得你做。
当一个城市市长是很光荣的，不是谁都能做的，现在成都GDP排名在全国第六，看到它现在的发展很好，我当然很高兴，
还有城市形象一定要好，我在的时候，成都一个礼拜出现的乞丐不会超过十个，怎么做？成都中心城区看不到乞丐的，城管在路上只要看到乞丐，是要拍照的，不是上传到民政救助站，直接上传城市管理中心，然后分发给民政部。每个礼拜看到某一个区，城市中心城区当时五个，每个区超过两个乞丐的话，我就要请他去，就要到现场去问，首先要保证不能有成都户口的人，社保体系是要健全的。第二个是外地来的，我们有救助站。一定要把这一套系统做好，当市长实际上真正要爱这个岗位，你不爱这个岗位是干不好的。就像家里的管家婆，但是不能婆婆妈妈，还是要有一点眼光。
当时有人认为搞工业的人不会抓农村，我们当时就用抓工业的理念来去抓农村。农业是抓手，水利是命脉，还有农业的基本出路是机械化，所以一定要规模化把它弄好。还有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要把农民教育好。不能说光给物质的，也是精神上面要进行教育。所以这些逻辑关系是大逻辑。
李稻葵：非常感谢葛红林市长，大家对葛红林市长的演讲和对话，一定是大开眼界，这就是中国特色的中国与市场关系的一个典范，你的演讲是今天活动的一个重要的亮点。
我自己是从成都考上大学的，来的清华，我是见证了改革开放后整个成都的发展，我可以拍胸脯跟大家讲，成都是全国改革开放期间变化最大的城市，不敢说是发展最好的城市，但是是变化最大的城市，从1976年到现在，自从我跟着父母到成都，作为成都市的老市民，我也感谢葛红林市长做出的杰出的贡献，今天作为学者再次感谢您给我们的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素材，提供了思想的火花。
经济学家圈
微信号：jingjixuejiaquan
关注思想市场
推荐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