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上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 Blockchain Week 上，康奈尔教授埃米·冈·瑟勒（Emin Gun Sirer）对其领导的BloXroute及Avalanche项目进行宣讲，BloXroute是一个Layer0的底层协议，致力于开发跨链的区块支付网络。

而雪崩协议（Avalanche）则是一个新型的区块链共识协议，分布式系统领域中，不是每天都有人告诉你“我有一个新的突破”。但，Avalanche可以说是一个公式共识算法的重大突破和创新，这个算法家族集成了经典的 Non-Byzanting 共识算法和 Nakamoto 共识算法（即 POW） 两者的特点，做到简单而又强大。

今年5月份，匿名团队Team Rocket同Sirer教授合作，在IPFS上发表了题为“Snowflake to Avalanche: A Novel Metastable Consensus Protocol Family for Cryptocurrencies”的论文。该论文关注于具体的细节和证明上，因此很难被非专业人士理解。而目前国内对这个共识协议还甚少了解，在此，我对它进行一个尽量简化和可视化的分析。

两类共识协议

当许多分布式计算机共享相同的任务和资源时，共识是最重要目标之一。

典型的例子是：在多个服务器上维护金融系统中的帐户余额。金融机构不依靠单一数据库来存储数据，而是利用分布在全球不同地理位置的机器来处理这些交易。他们需要一种方法来让所有这些机器数据是一致的，进而它们所反映的帐户余额也是一致的。

另一个例子是：保持对亚马逊在线购物服务的一致性。为了在全球范围内扩展服务，数据必须（在地理上）分布于不同的大型数据中心上。亚马逊需要定期查看其库存产品，否则可能会发生无法意料的事情。例如，库存的最后一件商品肯能会重复出售给两个不同的人。

共识机制一直是计算机科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为此，学者和工程师们在过去40年中一直在努力寻找有效的解决方案。在分布式系统领域，目前只存在两组主要的共识协议族。我们接下来将会描述着两组协议族。

经典共识协议BFT

第一类协议被称为经典共识协议BFT，它是由两位伟大的计算机科学家Leslie Lamport和Barbara Liskov在1982年共同开发的。他们两人都是图灵奖获得者（相当于计算机科学家的诺贝尔奖）。我们熟知的国产公链代表小蚁NEO就是采用此共识机制。该协议采用“许可投票、少数服从多数”的记账机制，允许33%的容错，优点是可以快速结算和快速担保交易。

然而，这也是有代价的：

• 它们无法扩展到1000个节点以上。这是因为它们通信成本正比于节点个数的二次方，即O(n?)。
• 他们要求网络中的每个人都知道所有其他参与者。

本质上，他们的安全性取决于法定数量的节点所作出的一致判断，这些节点确认看到同样的事情并进行认定。在构建私链时，这种方法是合理的，但是，当您处于不受信任的节点的动态环境中时，这种方法并不适用。

因此，公链可能需要基于另一种不同的共识协议，当然也有针对经典共识协议作出的一些改进（诸如动态调节节点，修改底层网络拓扑等），但比较适合联盟链的应用场景。

中本聪共识协议POW

2009年，另一个类协议POW被提出来了。中本聪提出了他的新协议系列，并展示了它独特的稳健性：

• 我们不需要知道参与网络的所有节点。任何节点都可以在任何时间点离开或加入，任何矿工都可以提出一个区块并参与系统。
• 它可以扩展到分布在全世界的大量节点和参与者。

然而这些优点也是有代价的，特别是：

• 比特币非常慢，平均而言，用户必须等待大约10–60分钟才能确认他们的交易被存储在链上。
• 吞吐量也非常有限。比特币每秒可处理大约3–7笔交易，当然，这处理速度距离成为世界货币的处理量还相差甚远。
• 最后，比特币消耗了大量的能量；大约相当于4个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能量为比特币供电。这些能量都花在了运算上了。

共识家族Consensus family

Emin教授在深入研究前述两种主流共识机制后，受 Gossip 协议的启发，提出了一组BFT协议（简称“共识家族”，Consensus family）。

“共识家族”对诚实节点（Correct nodes）和拜占庭节点（Byzanting nodes）的行为作了提前约定：诚实节点绝不会发出冲突交易，而拜占庭节点也不可能伪造一笔与诚实节点冲突的交易（也就是说，拜占庭节点发出的“伪造”交易，只会与自己以前发出过的交易冲突（比如双花 double spending），但是不可能与诚实节点的交易冲突），拜占庭节点可以伪造许多彼此冲突的交易，但是诚实节点只会采用其中一笔交易。

最终，“共识家族协议”可以保证在存在拜占庭交易的情况下，共识的最终结果只会是接受一组互不冲突的交易集合，“共识家族”也采用了 UTXO 模型。

“协议家族”一共是由 4 个协议构成的，先从 Non-Byzantine 协议开始：Slush，在其基础上逐渐构建?Snowflake，Snowball 和 Avalanche?这 3个 BFT 协议。

• Slush 协议：是“协议家族”的第一个协议，它是一个非拜占庭协议（Non-byzanting protocol，后续三个协议都是 BFT 协议）。Slush协议的特点是：简单状态（simple state），小样本（small sample），反复抽样（repeated sampling），抽样轮数或时间期限（用 m 表示），Slush 协议作为 BFT 协议的原始状态，不能提供完整的 BFT 保证。
• Snowflake 协议：也叫 “BFT Snowflake”，它是“协议家族”的第二个协议，在 Slush 的基础上扩展而来。Snowflake 为每个节点增加一个 counter， 用来记录一个节点当前 color 的可信度。Snowflake 可以保证对最小的状态做出很强的保证。

• Snowball 协议：Snowball 是共识家族中的第三个协议，它对 Snowflake 协议做了改进，添加一个更持久的可信度标志，使得协议安全性更高，进一步增加了共识结果的可靠性（confidence）。Snowball 不仅比 Snowflake 更难攻击，而且协议更加通用化了。

• Avalanche 协议（DAG）：Avalanche 是“共识家族”中的第四个协议，也是最核心协议，它在 Snowball 的基础上添加一个动态的仅限追加（append-only）DAG 结构来记录所有的交易。DAG 结构给雪崩协议Avalanche?带来了两大优势：高效，安全。

共识家族的核心理念：Metastability

共识家族全都基于亚稳态模型（metastable mechenism）。雪崩协议的核心理念也是metastability。共识协议中最糟糕的事情是无法在两个选择之间做出决定，即你不希望它模糊地说两个事件中有一个发生了，实际你期望它能确定两个事件中到底哪个发生了哪个没发生。雪崩协议的matastable协议旨在倾向于选择于两个选项中的一个。

运行中的雪崩协议 核心思想依赖于抽样投票。

为了直观解释该过程的核心思想，让我们看一个简化的例子，如上图所示。 考虑一个想要投票给蓝色或红色的去信任节点网络。

• 网络的单个节点从选择少量随机对等节点（例如五个）开始，并要求他们选择颜色。
• 然后，每个对等节点以投票进行回应，发出请求节点使用该投票来形成所有投票的加权结果。在上图中（在第一帧中），从发起请求的节点角度来看，整个网络基于第一投票倾向于红色。
• 每个参与者都需要重复这一过程。

该协议类似于重复的二次抽样投票过程。这里发生的事情是，即使我们开始在红色和蓝色是一半一半的最糟糕的情况下，在一轮之后，很有可能结果不再是打平手了。此外，在两轮甚至在三轮之打平手的概率将会非常小，打平手的几率会以指数方式衰减。

该协议旨在于倾向某一结果而不是留在模棱两可的中间选项。随着它的倾向性越来越高，网络的感知的颜色将会转移到其中一种颜色。我们向一个结果方向移动的速度（节点对一种颜色投票比另一种颜色更多）将会不断加快，并且在某个时候我们达到不返回点，整个网络已就颜色达成一致。

Avalanche雪崩协议综述

雪崩协议（Avalanche）结合了两者的优点，特别是，

• 快速结算和低延迟：也就是说，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结算需要大约2-4秒钟。这基本上意味着在4秒后，您的付款就已经处理和验证完成了。（下图Emin教授的ppt中指出：AVA的确认延迟时间只有4秒，相比比特币、以太坊及Alogrand均有大幅提高）
• 更高的吞吐量：每秒可处理1000–10,000个交易。（下图Emin教授的ppt中指出：AVA的TPS达到1300，相比比特币、以太坊及Alogrand均有大幅提高）
• 稳健：网络无需就参与者是谁达成一致。
• 静态协议：最重要的是，协议是绿色的。这意味着它是可持续的，它不会浪费任何能量，并且没有特殊的矿工生态系统，其中矿工的利益与用户的利益无关。

关于协议的一些补充说明：

• 高效的可扩展性：协议是轻量级的，因此提供可扩展性和低延迟。
• 拜占攻击庭容忍度：它可以容忍大量的拜占庭参与者，而不对安全性产生影响。特别地，它可以容忍多达50％的节点作为拜占庭节点（即尝试欺骗网络并保持整个网络不平衡的节点）。但是，它们无法让两个节点决定两种不同颜色。
• 平等主义生态系统：雪崩协议产生了一个平等主义的生态系统，即网络中的所有节点都是相同的。 没有矿工，也没有特权。
• 冲突交易不受保护：如果攻击者试图在两次不同的交易中花费相同的钱两次（双重支出），那么雪崩协议将无法在这两种交易之间做出选择，导致这笔钱丢失。经典共识和中本聪协议将会选择其中一个交易，但是雪崩协议不会。这是雪崩协议的一个非常有趣的属性，它会隐式而又自然地惩罚坏的角色，而协议本身没有增加任何额外的复杂读。

结语：

共识机制是区块链的灵魂，共识机制的算法设计直接决定了区块链的交易速度，交易吞吐量TPS。人们经常谈论比特币中使用的共识协议，就好像它是一种纯粹的去中心化的方法，可以平等地对待所有网络参与者的意见。不幸的是，在比特币中决策主要是由矿工做出的。

相比之下，雪崩协议将共识问题与管理问题分开。每个都是模块化和独立化地处理。通过gossip协议与循环采样的智能组合形成共识。同时，通过抽样和投注股份实现公平治理，从而实现用户与其决策之间的直接联系。

我们注意到一些热门项目诸如Perlin已经开始搭建在雪崩协议Avalanche之上：https://medium.com/opentoken/perlins-implementation-of-avalanche-1cf7dceadd06

雪崩协议Avalanche目前尚未得到大规模应用，但考虑到其独特创新之处，我们认为其可以比肩Algorand项目值得重点关注。

参考文献：

-Cryptoconf 2018, Emin Gün Sirer talk?—?Snowflake to Avalanche
-Snowflake to Avalanche: A Novel Metastable Consensus Protocol Family for Cryptocurrencies, Team Rocket, 2018
-SFBWofficial 2018,?Emin Gün Sirer talk: ?Ava protocol with new consensus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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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链战局突变，为什么是Avalanche杀出重围？

原创 了了 Odaily 5天前

剖析Avalanche爆发的四大原因。

作者：了了；编辑：郝方舟
出品 | Odaily星球日报（ID：o-daily）

公链再次吸引了整个市场的眼球。

从走进通缩纪元的以太坊，到生态体系日趋完善的 Solana，再到启动了巨额生态激励计划的雪崩协议（Avalanche）和 Fantom，公链赛道的各大项目们在过去的近一个月时间内相继发力，在推进自身发展节奏的同时，也纷纷于二级市场上实现了价格的突破。

一众公链项目之中，雪崩协议（Avalanche）的表现尤为亮眼。自 8 月 18 日官宣了总价值 1.8 亿美元的流动性挖矿激励计划「Avalanche Rush」以来，雪崩协议代币 AVAX 于 23 美元左右强势拉升，最高一度涨至 57.6 美元，最大涨幅约 150%，在市场经历了一轮大幅调整后，AVAX 也实现了快速复苏，截至 9 月 10 日 13:40，AVAX 报价 44.15 美元，较 18 日时价格涨幅仍高达 92%。

更为惊艳的数据体现在了生态锁仓总价值（TVL）上，Fomocraft 数据显示，Avalanche 生态锁仓总价值在八月实现了 1066% 的高速增长，同期增速大幅甩开了持续高光的 Solana 以及同样启动了巨额流动激励计划的 Fant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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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看 Avalanche 蓬勃的基本面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 Avalanche 当前的基本面状况，「蓬勃」似乎是最好的选择。

项目质量往往是市场判断某个生态发展状况的一大重要依据。过去一段时间，Aave、Curve、SushiSwap等多个龙头项目已相继宣布了与 Avalanche 的合作协定，将于近期内集成至 Avalanche，并基于 Avalanche Rush 分别向流动性提供者分发 2000 万美元、700 万美元、1500 万美元的 AVAX 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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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DeFi 用户而言，龙头项目的选择就是最好的风向标，受其旗帜效应影响，大量新用户纷纷开始试足 Avalanche。Ava Labs数据显示，Avalanche 八月活跃地址数量已大幅刷新历史记录，较七月数据增长四倍有余；九月趋势则更为理想，虽然仅仅过去了一周多的时间，但本月活跃地址数量已突破了 6 万个，大有续刷新高的趋势。这些新入场的用户中不乏巨鲸的身影，社区调查指出，一个疑似归属于 SBF 的地址已在 Avalanche 上配置了 1.7 亿美元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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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及资金的持续流入为 Avalanche 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活水，也滋润了生态之内的原生项目。Markr 数据显示，截至 9 月 10 日 13:35， Avalanche 生态内的总锁仓量已达26.4 亿美元。其中，8 月 19 日刚刚上线的算法流动性市场协议 BENQI 贡献了绝大部分的锁仓数据，在 Avalanche Rush 的激励加持下，该协议用了三周左右的时间就已积累了 17 亿美元的流动性，成为了本轮 Avalanche 生态数据暴涨的绝对主力。除此之外，Pangolin、Trader Joe、Penguin、Avalaunch 等多款 Avalanche 原生项目在过去一段时间内的业务数据表现均有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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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alanche 做对了什么？

自 BSC、Polygon（严格来说是依附于以太坊的侧链，但运行机制与公链较为接近，姑且放在一起比较）的增长速度逐渐放缓后，新兴公链的竞争便进入了一个相对静态的阶段。虽然各大项目都未曾停下基础设施搭建以及应用扩展的脚步，但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哪一家公链呈现过与其他项目截然不同的爆发级增长态势。

客观来说，虽然 Avalanche目前的生态体量尚无法在新兴公链中“傲视群雄”，但就增长态势来看，该生态近期强势的基本面表现已显现出了一些“冲出大部队，领跑赛道”的趋势。

那么，Avalanche 究竟做对了些什么？与其他竞争对手相比，该公链究竟有哪些优势？为什么单是它杀出了公链重围？结合项目基本情况及近期动态，Odaily 星球日报归纳认为，Avalanche本轮的爆发可以归结为四方面因素。

因素一：底层优势

对于公链来说，底层网络的质量是一切故事的基础。

相较于其他公链，Avalanche 最大的特色在于其共识机制。在康奈尔大学教授 Emin Gün Sirer 的带领下，Avalanche 设计了一款基于随机抽样和亚稳态决策的新型共识机制，该共识兼顾了依赖通信传输的「经典拜占庭共识协议」和依赖工作量证明创造链式结构的「中本聪共识协议」的优势，同时解决了「经典拜占庭共识协议」扩展性弱、鲁棒性弱和「中本聪共识」延迟高、吞吐量低、过度消耗资源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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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共识机制的优势可体现在 Avalanche 独特的交易确认方式上。当一笔交易广播至 Avalanche 网络后，如果交易有效，验证者会经历一个「重复随机抽样」的过程，即在系统验证者中随机挑选出一部分节点参与区块验证。如果多数节点对事件叙述相同，那么即判断为真，如果大多数节点给出不同答案，则切换事件内容，重复采样直到结束。

基于这套共识模式，Avalanche 可支持数千个节点同时参与交易验证，既无需放弃网络性能（全网集体验证），也无需放弃去中心化程度（超级节点机制），这样就实现了对性能及去中心化的兼顾。相较于 BSC 等 PoA 类链以及 Polygon 等侧链方案，Avalanche 网络可以在提供卓越性能的同时实现更高层级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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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构架上看，Avalanche 采用了 X 链、C 链、P 链的三链结构。X 链为交易链，主要处理个人之间点对点的资产创建及交易事务；C 链为兼容 EVM 的智能合约链，前文提到的所有 DeFi 项目均构建于 C 链之上；P 链为平台链，主要负责代币质押、协调网络验证者、创建自定义子网等事务。三链各司其职，却又相辅相成，进一步解放了 Avalanche 的网络性能。

性能优势意味着更好的使用体验。对于开发者以及普通用户来说，Avalanche 之上没有高昂的链上操作成本，也没有迟缓的交易确认时间，部署或使用 DeFi 应用的成本及时间都将大大缩减。

反观当前 DeFi 活动的主战场——以太坊。虽然在 519 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以太坊主网的 gas 价格曾有过一段时间低谷期，但在经历了近期的EIP 1559升级后，以太坊 gas 价格不降反增，一笔普通的链上交易往往需要数十甚至是数百美元的 gas 费用，糟糕的链上体验让开发者及用户不得不转头去寻找其他土壤。这也是 Avalanche 以及其他新兴公链能够崛起的一大前置条件。

因素二：生态激励

“搞生态，就要舍得砸钱。”

这是公链赛道内流传已久的一句话，话虽糙但理不糙，资金永远是逐利的，DeFi 世界自然也不会例外。

Avalanche 本轮生态爆发的主要原因当属「Avalanche Rush」激励计划的推出，从下图 Debank的图表中可以清晰看出，Avalanche 生态 TVL 的暴涨开始时间正是 8 月 18 日，也就是该计划官宣之日。且不说用户进来之后是否发生了观念变化，绝大多数近期才进入 Avalanche 生态的新用户想必都是冲着 1.8 亿美元（按当前市场价格计算可能已达到 4 亿美元了）的激励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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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禁让我想起来了此前 Polygon 爆发的走势。与 Avalanche 类似，Polygon 也是在推出了 1 亿美元的流动性激励基金后才迎来了用户及资金量的暴涨。巧合的是，Polygon 之上最早的一批激励基金合作应用正是 Aave、Cvure、Sushiswap，这与「Avalanche Rush」的情况不谋而合。稍有不同的是，Avalanche 此次给出的激励力度更大，虽然后续实际的激励数额会随着二级市场的币价波动而变化，但 1.8 亿美元的初始投资足以看出 Avalanche 官方的决心之坚定。

对于普通用户来说，分享这 1.8 亿美元的方式相当简单，只需要在官方提及的合作项目中（三大龙头暂未上线，当前只有 BENQI、Pangolin ）提供流动性即可，Avalanche 会依照相应规则以 AVAX 的形式为所有流动性提供者分发代币奖励。

因素三：跨链桥升级

跨链桥的升级是 Avalanche 本轮生态爆发的另一大关键原因。

今年二月，Avalanche 曾推出了第一代跨链桥 Avalanche – Ethereum Bridge（AEB），但作为初代产品，该桥在安全性、跨链速度、费用成本上仍存在着较大的改进空间。时隔半年，在广泛听取了用户建议后，Avalanche 于 7 月 29 日发布了新一代跨链桥产品 Avalanche Bridge（AB）。

AB 依托于 Intel SGX 技术构建。与当前市面上较为主流的合约托管型跨链桥不同，但 AB 并没有使用智能合约去管理跨链资金，而是在 Intel SGX 的可信环境内生成两个普通的 Ethereum 和 Avalanche 地址，来完成跨链资金的管理和铸造。具体的跨链流程如下图所示：

AB 这一思路与 Celer 此前推出的 cBridge 存在一定的相似之处，二者都放弃了屡屡发生安全事件的合约型跨链资金托管方案，而是选用了普通地址来直接处理跨链需求。不同点在于跨链交易的验证机制，cBridge 是通过额外一笔交易来解开特定交易对应的哈希锁，AB 则是直接在 Intel SGX 内部利用 Master Secret 生成地址私钥，外部的看守人（Warden）可通过 Intel SGX 分享出的碎片逆向重构出 Master Secret。

从安全性角度来看，AB 的这一方案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合约本身的安全风险，但整个跨链系统的可行性在很大程度上会取决于 Warden 的诚信度，不过就当前来看，Avalanche 已公开了四个初始 Warden 的真实身份——Fulgur Lab、BWareLabs、Halborn、Ava Labs，所以诚信度暂时并不需要太过担心。

从跨链执行速度及相关费用成本来看，AB 较之 AEB 也有着明显提升。目前，一笔跨 Ethereum – Avalanche 的完整交易大概需要 6-9 分钟的时间。至于费用，由于 AB 的跨链机制采用的是普通地址，因此交易的复杂程度会远低于合约型交易，具体的费用水平会更接近与常规的转账交易费用。

跨链桥的升级成功打通了从以太坊生态进入 Avalanche 生态的通道。Avascan 数据显示，截至 8 月底，AB 桥接的资产总价值已突破 15 亿美元，这一数字与 Avalanche 生态近期总锁仓量的增幅基本相符。

因素四：「交易所 – C 链」路径打通

如果说跨链桥 AB 打开的是 DeFi 世界通往 Avalanche 生态的入口，那么「交易所 – C 链」路径打通的就是 CeFi 通往 Avalanche 生态的入口。

前文曾提到过，为了进一步解放网络性能，Avalanche 采用了 X 链、C 链、P 链的三链结构。这一结构虽然取得了理想的效果，但也给用户带来了更大的学习成本。

此前，由于 C 链生态体系尚未完善，从中心化交易所向 Avalanche 网络提币（AVAX）默认会去往 X 链（交易链），用户如果想要将资金在这三链之间划转，需要通过官网相关界面执行，不同链间有时还会涉及地址格式的变化，整体流程较为复杂。

针对这一情况，Avalanche 正在逐步打通各大交易所直接提现至 C 链的通道，以满足那些习惯将资金存放于中心化交易所，但逐渐对 DeFi 感兴趣的用户。截至发文，币安、OKEx、Gate.io、抹茶等多家交易所的这一提现路径均已成功打通。

这样的爆发式增长可持续吗？

在 Avalanche 基本面爆棚之际，关于其增长是否可持续也存在着一些质疑之声，尤其是 SBF 入场的消息传出之后，部分用户开始担心大户惯性的“挖卖提”操作是否会加速 Avalanche 生态矿产的生命周期。

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先认清 Avalanche 的生态增长已经走到哪个阶段了。继续以 Polygon 作为对比目标，DeFinance Capital 分析师 Bailey 在推特上贴出了一组数据统计，自 Polygon 官宣了生态计划后，该生态的活跃地址总量增长了 29 倍，反观 Avalanche，近期活跃地址增长数量仅为 4 倍。

从资金角度来看，作为此前 Polygon 生态数据增长主力的 Aave、Cvure、Sushiswap 当前暂时都还没有上线。在 Aave Polygon 版本业务巅峰期，单此一项应用的总锁仓价值便高达数十美元，超过了 Avalanche 当前生态锁仓总量。

虽然两大生态启动的时间点以及相对应市场环境并不相同，但从具体的用户数据及资金总量对比来看，我们仍倾向于预测 Avalanche 还有着很大的增长空间，站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回头看，或许当前所谓的“爆发”只是其增长大势中的一小段加速期而已。

今日上证指数上涨12.97点，收盘报2899.94点，成交量为1481亿元，如下图所示：

在经历了昨日的放量下跌后，上证指数今日小幅反弹，成交量依然维持在1500亿元左右。这样的量能结构是不足以对前期套牢密集区发动攻击的，因此我们在策略上延续前期观点不变，即如果上证指数能够持续放量上涨突破3100点，则我们可以考虑进场做多，而此时买入的品种以底部刚突破颈线的为主。否则的话，我们继续保持谨慎观望的态度不变。

这几天来，每天都有不少读者留言，让姚尧说说科创板。其实，姚尧在上周四晚的那副对联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而且从留言可以看出，很多读者都猜到是在说科创板。

又有读者猜姚尧是在说美股，这当然也能说得通。不过，我当时之所以写这副对联，确实主要就是为了谈即将上市的科创板。

说起来，姚尧的读者知识水平还是相当可以的，亦或者是物以类聚的效果吧，毕竟这些年的文史典故不是白熏陶的，受不了这种味儿的读者也早就取关了。

今天盘面依然没什么好多谈的，我们就来简单说说这副对联：

秦鹿虽佳，只是虚有其表；
梁园纵好，终非久恋之乡。

上联的典故出自《史记·淮阴侯列传》，蒯彻对刘邦说：“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于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

我想表达的意思是：虽然世人都在狂热追捧科创板，说他有多好多好，将有多么伟大不凡的意义，可是到头来就会发现，其中绝大多数公司都只是虚有其表而已。
当然，很多人会辩论说，即便科创板中绝大多数公司最后死掉了，但只要有少数几个公司最终成长为伟大的公司，那么科创板就是意义非凡的。

这句话当然不能说完全没道理了，可是对于投资者而言，假设我们都不介意“一将功成万骨枯”的话，那又何必非得科创板？主板、中小板、创业板也都有从小公司发展成为大公司，市值成长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不是吗？

刚看到一个段子，说嘉元科技在新三板退市前市值是26亿，转到科创板后市值143亿。天准科技在新三板退市前市值是18亿，转到科创板后市值106亿。

西部超导在新三板退市前市值是47亿，转到科创板后市值231亿。此事我没有特别求证，如果情况属实的话，不正好印证了我所谓的“虚有其表”吗？公司的质地并未改变，变的只是外面那层表皮而已。
下联的典故出自西汉司马相如的“梁园虽好，不是久恋之家”，为了与上联对仗工整，所以我稍微调整了几个字。我想表达的意思是：按照中国股市的投机惯性，上市首日出现爆炒是极有可能的。所以，若你能有幸在这种狂热投机气氛中赚到钱，就得随时做好撤退的准备了。以现在的科创板的估值，绝对不是可以做长线投资的时机。

算起来，姚尧自己做了这么些年投资，也看过不少投资相关的书，总结起来一句话：

凡是成功的投资者，要么选择是在股价跌得惨不忍睹时买入，要么是选择在股价刚进入上升趋势时买入。那些喜欢在狂热气氛中买入，还能够长期持续盈利的人，我连一个都没见过——偶尔听说有那么几个，但最终结果都不太好。
在金融市场上，善于火中取栗并不值得夸耀，因为他终究是会被火烧死的，只是早一天晚一天而已。

真正难能可贵的成功者，总是呆若木鸡。

姚尧
微信号：yaoyaostrategy
坐观天下而拥抱时代，背靠历史以眺望未来。洞察本质，预测趋势。研究战略，把握机遇。

延伸阅读：科创板股市2020牛市_蚂蚁金服选择科创板_盗天计划@姚尧

今天想跟大家简单聊一下华为。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我曾经犹豫了很久要不要写这个题目，毕竟现在追捧华为已经被形塑成近似于一种爱国主义和政治正确，社会氛围已经不太容得下我们以理性平和的心态来讨论华为了，更何况我本身也不是研究华为的专家。因此，当我今天抛砖引玉，提出我未必成熟的观点时，希望大家不要掺杂太多的民族情绪，我们就事论事，反正像华为这样伟大的公司，既不会因为我的夸奖而更伟大，也不会因为我的批评而不伟大。

首先说我的结论，我认为，华为很有可能，即将来到盛极而衰的临界点。其实，之前已经陆陆续续有些风让我感觉不太对味了，而促使我提出这个观点的，就是最近被刷屏的一条新闻：

按照华为的说法：要打赢未来的技术与商业战争，技术创新与商业创新双创驱动是核心动力，创新就必须要有世界顶尖的人才，有顶尖人才充分发挥才智的组织土壤。

华为首先要用顶级的挑战和薪酬去吸引顶尖人才，今年将从全世界招进20-30名天才“少年”，今后逐渐增加，调整队伍作战能力结构。

邮件显示：华为今年共对八位2019届顶尖学生实行年薪制，这八名员工均为博士学历，一二名的年薪是182-201万，三四名是140-156万，五至八名是89-100万。因此，为表述方便，我们可以说，华为是要用百万年薪来招揽全球顶尖天才“少年”。那么，接下来我就来说说，我从这里面看到的问题。

第一，年薪百万真的算很高吗？

年薪百万的年龄门槛

按照中国学生的一般年龄，本科毕业大约23岁，硕士毕业大约26岁，博士毕业大约29岁。在将近三十岁的年龄便能年薪百万，这对于一般人来说当然是出类拔萃。可是，作为像华为这么有钱的伯乐在全球范围内相中的千里马，年薪百万只怕也算不得多。有很多本科毕业生，不需要是天才，只凭借自己的勤奋，熬六年也真的能熬到这种水平了。我们必须承认，薪资并不能与一个人的能力和价值划等号，可既然这次华为摆出来的架势就是要用钞票来砸天才，而当你把声势喊得这么震天价响，最终的出价也就只是年薪百万，那么是否拉低了华为对于天才的眼界标准呢？

第二，天才的遴选标准是什么？

八名博士的遴选标准

这份邮件里没有说，人力资源部门自然会有他们的依据，可问题在于，这样的遴选结果真能让人服气吗？尤其是能让华为的员工服气吗？

我相信，这八个博士生都很聪明，没有问题。可是，对于华为这样有近二十万员工的高科技巨头来说，聪明人实在太多太多了，他们愿意接受这八个刚出校门的博士就是所谓的天才吗？对此，我高度怀疑。读者中有很多人是自己做老板的，很多人是将来会做老板的。我说一句话，供你们参考：员工天生就不容易团结，他们只在一种时候最容易团结，那就是证明老板最器重的员工，其实也不怎么样。大家非常有兴趣团结起来把这个老板最器重的人斗垮，然后继续不团结。因此我认为，这八个，以及将来陆陆续续顶着天才之名进入华为的博士们，工作起来未见得会顺心如意。

第三，天才是能在学校里选得出来的吗？

对此我同样是高度怀疑。

我们举个例子，蒋当过黄埔军校的校长，在此期间，他竭尽一切所能地选拔优秀人才，因为他知道，这些年轻人就是他将来打江山的骨干。

于是乎，凡是在黄埔军校成绩稍微还过得去的，基本上都被他试图网罗到麾下。哪怕是有些后来成为我党名将，但只要在黄埔期间表现优良，基本上也都在早期与蒋有过不错的交情。

可是，蒋某人千算万算，却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真正黄埔最优秀的将领居然在他费尽心机地网罗下被完全遗忘了，这个人就是黄埔四期的林。

在解放战争中，林总率领部队从东三省一路打到海南岛，成为推翻蒋家王朝的首功之臣。可在黄埔期间，林总就真的是一点都不让人觉得出彩，所以根本没能进入蒋的视线。对于这件事，蒋一直耿耿于怀，辽沈战役期间，蒋有意让爱将杜聿明负责东北战事，当他看到杜聿明百般推辞时，蒋就不客气地当面训斥他道：

由此可见，真正天才的将领，是要在实战中真刀真枪打出来，而不是在军事学院考试考出来的。同样的道理，华为之所以能从一家代理交换机的小作坊发展成今天这样举世瞩目的科技巨头，是在市场竞争中不断淬炼出来的。在市场淬炼的过程中，必定有优秀的员工不断成长，直至被冠以“天才”的称号。岂有博士生刚离开校园就被称为天才，那你又让现在公司长期奋斗、取得优异成绩的“天才”们何以自处？

以上三点，其实并不难理解，也并不难想到。可问题在于，连姚尧都能想到的问题，以任正非的绝顶智慧和丰富经验，怎么可能会想不到？

我认为，这不是他想不到，而是他没办法，因为华为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人才断层，华为高管们的能力已经不足以带领华为创造更高的辉煌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还是先打个比方。

假设姚尧现在需要招聘文史类或者财经类的人才，那其实是不需要看学历的，只要应聘者过来跟我聊聊天，我基本上就能看出水平高低。要是应聘者再提交一两篇文章，那基本就能判断个八九不离十了。可假设姚尧现在需要招聘音乐或美术人才，这些都是我完全不懂的领域，你让我如何甄别其能力高下？那么，我也就只能看他的学历和成绩了。

如果应聘者是名校毕业，而且学习名列前茅，我想他应该就能满足我的需要。同样的道理，华为如果发展健康的话，企业内部现在就应该频繁涌现出大量被实践证明的天才。这些天才安心地留在华为，一面做自己喜欢做的创新，一面通过帮传带来培养新入职的员工，使得他们将来能够成为被实践检验出来的天才。

可现在的华为，却只能花重金去招聘名校优等生，然后自说自话地给这些名校优等生贴上“天才”的标签，这恰恰说明今天华为已经无力挽留那些伴随其一路成长壮大的天才了。

订阅号留言：

凛冬将至
华为的博士工作4年以上流失率47%（华为自己的数据）百万年薪是为了留住人才的手段之一，还有后续为这些博士配备的团队，而且这八个博士的导师都是业界大咖，华为很看重他们的人脉。这八个博士三年后看成绩在订新的薪酬。百万年薪在华为是中层管理的收入但是就算清华北大大学本科毕业别说5，6年就是一辈子混到百万年薪的都不多，50万是一道坎。

华佰氏
姚老师，这次我和你的观点略有不同，1.任总是将《毛选》活学活用了。2.华为这次只是为表明一个招天下英才的态度。对一个刚刚毕业的青年学生，百万年薪也不差了，关键是华为有股权激励制度，这才是大头。华为工作四∽六年的毕业生，年薪200万也很普通！姚老师我的观点不一定对，请指正。

Mendacity-不是一个明明明明
一直看尧尧文章，今天的发表下自己观点。一、华为的薪水只是很小一部分，重点是绩效和分红，看产出决定，普通pl工龄五年有产出也远超百万。二、尧尧也说了刚毕业的学生不一定天才，还需要后天锻炼，同时也提到百万年薪不高，个人觉得百万年薪对应一个天才坯子是恰当的。三、batt华为等一线科技公司深度了解，华为整体从上到下的学习氛围，培养制度，人员素质仅阿里达摩院等个别团队能比肩。
华为会衰败，会走下坡路，但不是现在，如果现在状态的华为倒了，国内目前没有能同领域接棒的，科技振兴之路将步履维艰，华为的弱势五年之内看不到，也希望不要看到。

E-Sport
我当年是某top2院校应届毕业之后进入华为的，我们同班一起去华为的有三个人，现在全部走了，往届的师兄师姐现在还留在华为的也就剩下1-2个（往届平均每年在我们系招4-5人）。不得不说，华为这家公司的确很值得人崇敬，但他的企业狼性文化未必是适合天才和精英的（并不是自夸自己的意思，只是从数据来看，top院校毕业生2年内的离职率非常高）。华为鼓励的创新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创新，但是天才是开创肩膀让别人来站的，比如爱因斯坦和牛顿这样的人，我相信他们是无法去适应常人的学习和工作节奏的。不过或许老板既然敢放话出来招天才，相信以他的过人之处，一方面认识到了华为攀登新高峰时的瓶颈，另一方面可能也许会天才在华为的成长培育了新的土壤，再者这种鼓动人心的号角宣传意义大于实践意义，只要给大众造就一种华为帝国崇尚天才和知识、鼓励科学冲锋的概念即可。也许正是担心薪酬过高而“天才”未必天才影响员工团结，所以做了一定的折衷处理吧。

Lucifer
我说下两点不同意见：第一，科研不同于军事，博士生不是军校生，研究的就是纸上文章，没有纸上谈兵的问题。一般说硕士生是在某个专业达到了人类现阶段知识的极限，而博士则是超越了这个极限。但凡能博士毕业，必然是在现有人类知识之外有了新发现，新方法，新理论的开拓者，并得到学术承认的小有成就者。在一些国家，博士是有固定工资的，基本等同于研究员。换句话说，博士毕业生已经是经历过战争，立下了军功的老兵了，缺乏的是独当一面的能力而已。第二，这个所谓的天才只是针对华为内部相比之下碌碌无为的普通员工而言的，在华为真正的科学家和专家眼里还都是弟弟，我觉得华为此举是在实施鲶鱼效应，为内部带来新的理念的同时，也带来一定的摩擦骚动，以此激活内部普通员工的竞争激情。同时也是把这些所谓的天才置身于华为的大熔炉之内锤炼，百炼成钢，三年后真的脱颖而出的才是值得委以重任的真天才，如果泯然众人，只能说明在技术能力上还不够惊艳，或者在为人处事，性格心态，意志自律等当方面有些明显的不足，那么这种所谓天才也难堪大任，这是赤裸裸的丛林法则。

姚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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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观天下而拥抱时代，背靠历史以眺望未来。洞察本质，预测趋势。研究战略，把握机遇。

舆论为什么反感吴军？@乱翻书

离职员工喷前东家没问题，但一个败军之将喷前东家非常有问题。
很多人持续参与揭批吴军的点，不只是因为他不断喷前东家：

关键要看观点思路对不对、批评得对不对，基因论本身就有问题，自己做得狗屎一样，留下一堆烂摊子跑了，不找自己的原因，最后一个‘没有做搜索的基因’，为自己开罪。现在又出来说没有做to B的基因，（腾讯）开始做游戏的时候也进展得不怎么样，怎么不说没有做游戏的基因？
一位腾讯员工

败军之将，何以言勇。吴军是最没有资格评论百度的。再对老东家腾讯因为自己搞砸了的事儿指指点点，那就说明此人不可救药了。
一个业内评价

腾讯做搜索和toB的问题可能真是存在，但搜搜这块业务是吴军任上搞黄掉的，一个败军之将不首先从自身来思考问题，却不断来批评前东家和将你击败的竞争对手，是非常不合时宜的。对照腾讯其他离职GM对腾讯的评价和昨天李楠关于魅族的评价，这份职场基础修养还是差距很大的。

且吴军在腾讯挂着较高的title，很少去公司，干的活和成绩都非常少，相当一部分精力都是花在旅游写书思考如何包装自己身上，这点是多位搜搜同事确认的。不能别人辛苦加班干出成绩就成是老板的功劳，干不出成绩就说公司不行。

吴军的title到底是什么？

吴军的百度百科，和京东图书宣传页面，身份都标注是腾讯副总裁。更有甚者，有文章直接将吴军指认成腾讯谷歌双料高管。吴军的主要威望，就是在腾讯挂VP，在谷歌挂Chief Engineer的title，可以有罪推定这是吴军默认的认可的，至少是不反对的。

吴军刚回国时挂过Google chief engineer的title，比如你用 吴军 谷歌 首席工程师去百度搜索，第一个搜索结果标题是这样的：

吴军 | 曾是Google总工程师，也是腾讯副总裁，用四本书成为中国首席互联网思想家

不知道谷歌开过几个总工程师的title，或者首席工程师到底在谷歌意味着什么，但“吴军从谷歌离职前是T6，带20人左右，从腾讯离开再回去也是T7。”（口径来源熟知当年掌故的人）

谷歌的T6和T7应该是还不能划进高管序列的，吴军能够跳好几级去腾讯负责搜索是有时代背景的，十年前中国互联网的BAT才刚刚起来。

10年谷歌退中国后，有6个级别比较高的中国人进入了百度和腾讯。王劲、范丽和郑子斌等去了百度，最后王劲发展成了estaff，范丽和郑子斌成为副总裁；吴军、朱会璨、颜伟鹏都加入腾讯做搜搜，其中朱会璨是Google图片搜索创始人，任职搜搜首席架构师，颜伟鹏是谷歌（中国）原工程研究院副院长兼工程总监，出任腾讯搜搜广告平台部总经理，吴军是谷歌东亚语言搜索算法主要设计者，担任搜搜执行副总裁助理。虽然三人都是GM的title，但后来吴隐隐是负责人，高出其他两人半级。

腾讯的职级架构是：VP、SVP、SEVP是高干，副总裁＜高级副总裁＜高级执行副总裁。GM VGM AGM是中干，总监、副总监、组长是基干。

吴军加入腾讯的级别是L3，GM，总经理，在国内对应的话是跟百度的总监一个级别。吴军有时对外会被称为是副总裁，但朱会璨和颜伟鹏好像都没对外以腾讯副总裁的title介绍过自己。

因为上VP需要硬业绩，比如孙忠怀上VP，那是因为门户和腾讯视频都做起来了。

有时候因为业务或者PR需要，也会将一些业务负责人的title调高，最典型就是VC行业里面各家起步都是VP。但在公司里，业务VP跟PR 需求title的某某业务VP完全是两码事，是断不可以直接跟公司VP挂钩的。

不知道吴军在搜搜的业绩是什么。

极其肤浅可笑的公司基因论

昨晚虎嗅微信推送了篇应和的《吴军点评腾讯没有to B基因怎么了》，里面提到“我们讨论的焦点应该集中在吴军点评得对与不对上”。

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删掉了，那我就接着来聊下吴军点评的对不对。

比如他最近两次批评腾讯，一次批评百度的理论依据都是基因论，这是他在那本畅销书《浪潮之巅》里反复强调的观点，但我一刷下来却觉得这也太过幼稚肤浅可笑了。

论证的画风你们感受一下：

腾讯做不出搜索，因为腾讯没有搜索基因；

百度没能从PC转型移动，因为百度没有移动基因；

腾讯现在做不了云计算，因为没有toB基因；

IBM做不出toC产品，因为他早期服务政府和公司，只有toB的基因；

摩托罗拉的衰落，因为他是做模拟信号的，做不出数字移动通讯也是由宿命决定的。
两年前，我和李开复博士等人多次谈论科技公司的兴衰，我们一致认为一个公司的基因常常决定它今后的命运，比如IBM很难成为一个微机公司一样。摩托罗拉也是一样，它的基因决定了它在数字移动通信中很难维持它原来在模拟手机上的市场占有率。
吴军，第十章 没落的贵族——摩托罗拉 第3节 基因决定定理

吴军习惯把公司基因分为三大类：

1. 工程技术基因，代表公司有谷歌、百度、微软；
2. 产品基因，代表公司有苹果、腾讯、Facebook；
3. 销售导向基因，典型的是阿里巴巴。

吴军遇到一切企业兴衰问题都会归结为基因问题，但却无法解释为什么腾讯有社交基因游戏基因，阿里有技术基因的问题。张一鸣显然没有新闻基因，连续搞社交创业失败的王兴就有外卖基因？只有技术基因的百度为什么还能做出畅销的硬件，有产品基因的腾讯和Facebook都做不出短视频。销售导向的亚马逊和阿里巴巴却做成了最有技术含量的云计算。

基因论是一种过度静态的观点，非常地陈腐，属于用错误的方法分析问题碰巧得到正确的结果，或者说是事后诸葛亮。

所谓基因到底是由什么因素构成的？包括成功路径，核心业务资源，用人观念，组织架构方法，价值观这些要素到底是如何在这家公司发生作用的？今天更成功的企业家都是将公司作为一个系统或者产品去看的，组织人才KPI，使命愿景价值观，从来不会用基因这个词来给自己主动设限。

但因为《浪潮之巅》的畅销，企业基因论变成了白领人群（包括互联网圈）流传最广的企业组织理解方式，这其实是一种流毒。

张一鸣和王慧文的反基因论

张一鸣和王慧文应该是有资格来谈论这个话题的，他们都对公司基因论非常反感。

张一鸣认为基因论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宿命论，是自己不能折腾的表现。

张一鸣有次在双月会上表达了自己对基因论的反对：“现在公司大了，经常有人说我们不该做某些新业务，我们没有这个基因。那我倒要问问，我们公司的基因是什么？是移动互联网吗？公司创始团队原来是做PC网站九九房的，这和今日头条没啥关系吧？是机器学习吗？创始团队也没有机器学习专家，第一版推荐系统是我和另一位同学业余学习相关文献摸索着开发出来的，技术绝对不算业内领先。是商业化能力吗？公司成立两年后还没有商业化部门，现在好几千人。那我们的基因到底是啥呢？”

王慧文认为自我定义就是自我设限，基因论是属于给自己主动设限。因为基因这个东西是可以变化的，要用科学和技术去追求真理。

当张鹏问到美团的企业基因是什么时，王慧文答道： “最开始王兴拉我创业时，我们两个学的是电子工程，我毕业设计是焊卫星下行电路板，王兴的研究生读的是生物芯片，听看是芯片，其实是生物学，我们两个的基因不是做互联网的。

我们一开始创业时没有这个基因，因为要写代码编程、做网站，我们一开始是想招人做网站，但是我们两个又不会，两个人看起来不太靠谱，也没有钱，所以就招不到人，所以我们两个就学了编程。

等我们开始做团购时，在业界里面是最不被看好的团队，因为我们失败了好几次，其实我们之前都是做社交的，没做过电商，也没管过大团队。所以，在当时看起来，我们这家公司应该没有做O2O基因的，没有多城市线下管理基因。”

后来老王又聊到自己的世界观：

“人类从出现到今天，其实整个的发展就由两个部分构成：

第一，用科学来认知世界、人类、社会和自己，科学是一种认知方法。
第二，工程是改造方法，是建设方法。

所以，要用正确的工程方法，把你的科学认知实践、创造成那些对人类生活有价值的事情。”

乱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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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公司兴衰的循环。

腾讯没有To B的基因，吴军说错了吗？@keso怎么看

吴军最近在“头条有约”上，信口点评了几个互联网公司当下的情况，说百度“是一个基本属于僵化的公司，已经没有希望了”，Apple“是在吃乔布斯，那个时代的老本”，Google“是一个颇为平庸的公司”。引起争议最大的，要数对前东家腾讯的点评，他说“腾讯从来没有过to B的基因”。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句话引起的争议这么大。腾讯没有to B的基因，这事儿你刚刚知道？

如果换成我或者我的朋友刘润说同样的话，现在反对吴军的大多数人估计也会点头称是，因为毕竟腾讯没有to B基因也算是业内共识，而且我和刘润都没在腾讯工作过，而吴军曾经做过腾讯的副总裁，他领导的搜索项目恰好失败了。所以在腾讯有没有to B基因这件事上，我和刘润不会被安上一个“败军之将”的名头。一旦成了“败军之将”，对前雇主你只能夸，或者闭嘴，否则怎么说都是错的。

可是在我看来，腾讯没有to B基因，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判断，就像说广州从来都没有穿加拿大鹅的气候条件，根本就算不上一个评价，更不用说负面评价。他在访谈中还说，“腾讯是一个对社会真是没有危害的公司”，在科技公司被全面质疑的当下，这个评价基本上很正面了。别忘了Google也是吴军的老东家，他评价Google时用了“颇为平庸”四个字，相当负面。

有人搬出张一鸣、王慧文反驳基因决定论的言论，来证明基因决定论的浅薄和可笑。但如果对企业史有足够深入的研究，就会发现一个企业的发展路径、行为模式，确实受企业基因的深刻影响，能够突破基因限制，成功开创新天地的企业，少之又少，也因此尤其令人肃然起敬。
基因决定论其实说的是一个企业的路径依赖。一个尚未成功过的企业，谈不上路径依赖，也谈不上基因决定。企业的基因一定是在取得一次重大成功之后才形成的。

腾讯在把QQ做成之前，很长时间是用做外包（to B）的钱来养活QQ（to C），但真正形成腾讯基因的，不是最初的外包业务，而是QQ。

王兴和他的创业伙伴们在美团之前，先后做了校内、饭否、海内，都没成功，直到把美团做起来。所以美团这家公司的基因，一定不是在校内、海内时期形成的，而是在经历了百团大战，以及后来的并购和外卖大战，才逐渐形成的。现在让他们回去重新做校内、海内，很可能仍然没戏，基因使然。

所谓基因决定论，就是说那些曾经成就你的一切，终将成为你最大的束缚，使得你很难跨越边界。做胶卷的柯达终究成不了做数码相机的柯达，即便成了，也难有当年的江湖地位。不是它不想跨越，而是因为基因限制，它在胶卷产业有多成功，它跨出那个产业就有多艰难。

基因决定了一个公司的运转模式，决定了一个公司的资源配置。微软花了比Google多得多的钱还是做不好互联网，做不好搜索，是因为它的基因是建立在操作系统和生产力工具上的。再加上盖茨所开创的售卖软件许可证这个模式太赚钱，结果公司的各种资源都会围绕着操作系统和生产力工具这两棵摇钱树运转。

纳德拉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他让这家已经超过40岁的公司，放弃了对成功业务的依赖。今天的微软，不再是一家操作系统公司，也不再是一家软件公司。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微软部分改变了自己的基因。能够成功改变基因的企业，凤毛麟角。

大多数有追求的企业家、创业者，都不想被基因约束。

这倒不是什么问题，就像卢梭说的，“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基因约束是一种客观条件，突破约束是一种主观意愿，就是孔子说的，尽人事，知天命，从心所欲不逾矩。

基因就像某种命运，总有人不信命。阿里巴巴也曾召令徒属曰：通信社交宁有种乎？于是做了个叫来往的产品。张一鸣当然更加不服：我没有新闻资讯基因，做了今日头条；没有短视频基因，做了抖音；没有通信社交基因，凭什么就不能做个多闪、做个飞聊？

说一个企业没有某种基因，并不是说就不能做某事，而是说由于基因的约束，你做会比别人多付出几倍、几十倍的艰辛，结果还未必令人满意。

就像你要脱离地球，至少要达到第二宇宙速度，要脱离太阳系，至少要达到第三宇宙速度。星体的质量越大，需要的逃逸速度就越大。

形成企业基因的那项核心业务的规模，就是星体的质量。

阿里巴巴虽然没做成来往，但它做成了钉钉。

企业微信为什么打不过钉钉？

如果你的核心价值观是平等，如果你不愿意去迎合企业老板“管人”的各种琐碎需求，如果你不愿意开发让员工觉得被管束、被盯梢的各种功能，有几个老板会为你的平等理念买单？

推荐阅读：

《钉钉侵犯隐私和权力？互联网科技革命与无产阶级的新枷锁》

所以归根结底，这还是基因在起作用。

回到腾讯有没有to B基因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刘润说的很好，过去20年，腾讯一直是一家了不起的产品公司，而不是一家围绕不同客户运转的服务公司，腾讯基本上没有贴身伺候服侍甲方的基因。

说腾讯没有to B的基因，等于说腾讯做不好云计算、产业互联网这件事吗？并不是，而是说，没有to B基因，做to B的事就会特别吃力，特别勉为其难。

就是因为特别难，才显得腾讯全面进入产业互联网这个决心之大，以及这件事的义无反顾。

来往、多闪和飞聊做不成是正常的，做成了，那就是牛逼。

腾讯的产业互联网做不成是正常的，做成了那就是伟大。

吴军对别的公司的评价靠不靠谱暂且不提，说腾讯从来没有过to B的基因，相当靠谱。

keso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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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互联网，生活及其他

1. 人生的痛苦来自于无能。所谓无能，是指想改变现状而不得。
2. 痛苦是人生的指南针，它告诉你你的人生需要改变，告诉你应该做什么，不应该继续做什么。
3. 一旦认为痛苦是一种幻象，你就会像吸毒一样无法戒掉这种麻醉剂。

String Quartet No. 1 in E-Flat Major, Op. 12, MWV R25: IV. Molto allegro e vivace
Aurora String Quartet – Mendelssohn: String Quartets Nos. 1 and 4 – Quartet in E-Flat Major

你的痛苦是你了解自己的机会。——Gary Zukav

以下问答来自我的人生情感咨询服务：

提问：

布老师，我是一名家庭主妇，两个孩子的母亲。最近一两年来，我体会到了巨大的痛苦。这痛苦来自我越来越觉得与自己的家庭格格不入，却又对此无能为力。我从来没有意识到我的原生家庭和现在的家庭有什么问题，因为我从来没有坚持过什么，一直都是接受他们给我安排的一切。我从上学，恋爱，一直到结婚，生娃，一直都是在别人的安排之下。我的妈妈和婆婆一直对外人说我很听话，直到有一天我因为孩子上学的事情，为了坚持己见和他们起冲突的时候，才发现他们每个人都完全无法接受我的意见，每个人都想压制我，让我接受现状，听他们的安排。

我想要反抗的时候，却发现自己无力反抗。因为我没有工作和收入，我的钱不在自己的账户里，我的车也是在我妈妈的名下，甚至我的手机都会被没收。我想离开家庭，带着孩子独自生活，但是我不知道自己现在应该怎么做。我曾经以为最亲密的丈夫，甚至我的妈妈，他们都不帮我，反而站在婆婆那一方，对我说我应该接受现状，不应该去幻想改变。请布老师给我指一条路吧。

回答：

人生的痛苦来自于无能。所谓无能，是指想改变现状而不得。

• 如何消灭痛苦，总体上来说有两条路：一条路，是以各种宗教，尤其是佛教为代表的。它认为痛苦是来自于你的幻觉，认为是你的想法有问题。它让你把想法改变了，接受了现状，不再感觉到愤怒、绝望，也就不会痛苦了。
• 另一条路，就是直面这种痛苦，认为痛苦是人生的指南针，它不是无意义的，而是有意义的。它告诉你你的人生需要改变，不能再维持现状，告诉你你应该做什么，不应该继续做什么。

这两条路各有利弊。

我来讲讲痛苦这件事。精神的痛苦和身体的痛苦其实是一回事。它都是你的身体告诉你：它有问题需要你去解决。就好比说你现在胃疼，那你应该怎么做？也有两种做法。一种是要改变你的身体的现状，你要找到胃疼的原因，然后去调理，去治疗。另一种是你不去治病，而是去吃止疼药，打麻醉针，让你的身体无法感觉到疼痛。哪一种比较好？不能一概而论。这取决于你身体所处的阶段。

如果你的胃因为一些小问题而疼痛，那么你去吃一些药，去注意生活的规律，然后它可能就会好了。如果你的胃病能治好，你反而不去治疗，而是吃止疼药止住疼痛就好了的话，你的胃病可能会越拖越严重，到最后会拖成大病。如果你的胃病本身就已经是处于严重的阶段，例如是胃癌晚期，使用最先进的医疗技术都无法治疗，那么你不止疼，就只能一直痛苦下去。在这种情况下，止疼才是你的最好选择。

身体上的痛苦是如此，精神上的痛苦也是如此。当你痛苦的时候，你需要去确定这种痛苦产生的原因，然后你要去分辨清楚，这种原因是你可以改变的，还是不可以改变的。如果是可以改变的，例如上面说的一些很简单的胃病，那么你去努力改变，就可以挽救你的身体，让你不再因此而痛苦。如果是不可以改变的，例如上面说的胃癌晚期，那么你的最好选择就是止痛。

战胜痛苦的唯一方式，是意识到它的存在。——Ray Lewis

正如我曾经的一篇文章所说，大多数人对于什么是可以改变的，什么是不可以改变的，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他们往往会去改变那些不可以改变的，然后去接受那些可以改变的。这样他们的人生就会过得一团糟。而正确的做法，就是去客观衡量你产生痛苦的根源，然后给你提供一个最适合的解决方案。而我今天的咨询就是来给你解决这个问题。

经过我对你的了解，我认为你在现阶段完全不具备改变自己人生的能力。

首先，你不可能在家里取得话语权。

你没有经济地位，也没有家庭地位，而且在短期内没有取得这些地位的可能性。第二，你不可能带着孩子出去独自生活，因为你无法掌控经济资源，也不具备这样的决心。

你甚至从没独立生活过。这些都决定了你现阶段无法去改变。

但是你也不应该因此而欺骗自己说，你的痛苦是一种幻象。因为你一旦这样做，你就会像吸毒一样无法戒掉这种麻醉剂，成为这种麻醉品的终身依赖者。

你的问题并不会因此而消失，因为你根本没有解决问题，反而这个问题会随着时间的延伸而愈演愈烈。在未来，你将会有更加巨大的痛苦，有可能会超出你麻醉剂的限度，导致你无法承受。到那时候，病入膏肓之时，你再想去改变，可能已经为时已晚。

你的痛苦是真实的，你的无能也是真实的。但你不需要去麻醉自己，因为你的现状不是不可以改变的。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你去调整自己，想办法赚钱，想办法拥有自己的财产，拥有可以伸出援手的朋友，等条件成熟，你再考虑下决心独自生活。

简单地说，韬光养晦，积蓄力量，先拥有改变环境的能力，在合适的时候再改变环境。

当维持现状的痛苦大于改变的痛苦的时候，改变就会发生。——Tony Robbins

至于你的原生家庭和现有的家庭本身，我们已经达成一致。他们只需要你的顺从，而你已经变成了不想要顺从的人。

顺从家长的权威是正确或错误暂且不说，关键是你已经无法改变回去了。所以我们可以排除这个可能性。

另一个可能性，是你逐渐地改变他们，用爱，用真心，或者用手段，用威逼利诱，我觉得都是希望渺茫。

我一直说，不要试图去改变身边的人，不要和他们争吵，甚至不要起任何冲突。因为他们已经形成固有的思维方式，形成了对你的印象，这是很难改变的。

宁可改变环境，也不要幻想改变人性。

1. 这个世界100个人当中，有90个人不想改变任何事情，而是只想延续已有的生活方式。
2. 这10个想要改变的人当中，也至少有9个是眼高手低，无能为力，或者因为认识不到位而误入歧途的。
3. 真正能够做出主动而勇敢的行动，并且有所成就的人，最多只有1%。
4. 你目前的阶段是到了10%之内，却没有到那1%。
5. 但是你一旦到了10%以内，就再也无法回去90%之中。

我一开始说：“人生的痛苦来自于无能。所谓无能，只指想改变现状而不得。”

也是这个意思。你一旦进入了10%之内，却无法进入那1%的时候，你是非常痛苦的。这就是为什么那90%从内心中是恐惧改变的，甚至是嘲笑想要改变的人的。因为他们认为，你想要改变，就一定会痛苦，不改变才不会痛苦。他们的层次太低，看不到1%的人存在。甚至认为传说中的1%的人，都是诱惑他们的骗子。

而进入那1%的人，却能清晰地看到90%和9%这两种人的存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选择避而不谈，而我不是这样。我选择去帮助你这样的9%，尽早进入1%。那么就希望你要牢记我给你的方案，然后一步步去实行。不过最后无法实现也没关系，那就接受这一切。总而言之，要么改变命运，要么接受命运，做任何的选择都应该坦荡。因为只有忠于内心，真实坦荡，才能无悔。

布尔费墨
微信号：buerfeimo
布老师心胸宽广，就事论事，从未见他恶语相向。我并不赞同他的某些观点，如知识产权问题，但就素养而言，他把一些教书育人者比了下去。布老师节日快乐！——薛兆丰

历史性的时刻！

今天科创板正式开市了。

首批上市了25家，N安集今天涨幅达到400%收盘，一天翻了4倍，中签的人爽爆了。

涨幅最小的N新光，也涨了84%。

安集电子实际年净利润有1千多万，现在一把市值炒到了100多亿，全部套现掉可以套现100多亿，原始股东们可以分钱了。

从估值的角度来看，相当高，相当贵，这相当于老板每年才赚1千多万，公司不出啥意外搞100年才赚10几亿，现在一把可以套现100亿。

如果没有锁定期，估计老板们恨不得今天一天全部抛光，直接提前锁定自己未来1千年才能赚到的钱。

我们内部把首批25家公司的基本面，财务情况都看了一遍，没找到一家值得纳入我们股票池的好公司。

再说个数据：

• 嘉元科技：三板退市前市值26亿️，上科创板后现在市值130亿。
• 天准科技：三板退市前市值18亿️，上科创板后现在市值91.77亿。
• 西部超导：三板退市前市值47亿️，上科创板后现在市值242亿。

基本上，是站街女进了五星级酒店就变身某冰冰的节奏。
所以，还是提醒一下大家，现在这些都很烂，都很贵，参与炒作有风险。
现在最好的策略还是打新股，中签上市后在前5天找机会卖。
往好了说，科创板直接拉出很大的空间，制造了强烈的赚钱效应，一方面来科创板上市的老板们都赚大了，另外参与打新，炒作科创板的人也都赚了，这种强烈的赚钱效应可以刺激更多公司来科创板上市，也可以刺激更多韭菜参与，交钱支援国家和企业科技创新。

现在主要问题是刺激的太狠，很难持续这样炒啊。。

一旦后边炒不动了，开始跌，韭菜没了，上市的老板们也不好套现了，赚钱效应没了，刺激科技创新的效果就大幅下滑。

对主板来说，则是有点灾难了，不说抽血吧，但大家都去新场子找新姑娘了，主板的老姑娘没人玩了。。

今天上证50跌幅最小，然后是沪深主板，创业板跌幅最大，科创板成交量最大，涨幅最大。

总结一下就是，老爷新娶了4姨太，天天临幸，正房已经佛系了，二姨太在哭闹，三姨太准备上吊了。。

我们经常讲，做投资要有点常识，但坚守常识，是一件非常难的事。

比如说现在吧，常识是，主板的白马股各方面都是最好的，业绩好，估值低，但是呢，就是不涨，隔壁的科创板，各方面都是最差的，但是一天翻4倍，有几个人还能做到蛋定？还能相信常识？

抛弃低估值大白马，追逐这些爆炒的垃圾，绝对是舍本逐末，扔了西瓜捡芝麻。

综上分析，我还是打算继续尊重常识，相信常识，继续在低估值的好公司里坚守，明天继续保持大金融（银行、保险、券商）+大消费（白酒、酱油、机场、航空）的组合，7成仓位卧倒不动。

……..

今天最后推荐一下我司投资总监何老师，按住下方二维码关注公众号：金融街老裘，就是何老师了。

昨天有不少人问海康威视的中报，刚好何老师今早文章就是讲海康威视的，他平时一周发个一两篇吧，每篇会详细分析一个公司的基本面和财报情况。

何老师是业内大拿，明天还要去北京，给国内主要的大型机构做一天培训，他讲一天，然后第二天一些券商首席各讲1个小时。

林奇
微信号：linqikanpan999
功能介绍：这里是知名私募人士林奇的价值投资日记。 重剑无锋，大巧不工。 长期集中投资时代风口的雄鹰，伴随伟大公司共同成长。

以下为【对话首席】文字整理版：

/ 主持人提问 /TokenInsight 维维

作为Libra背后的共识算法Hotstuff的第一作者，能不能先跟大家简单聊一聊您跟Facebook的渊源以及和Libra的关系？

Ted Yin：其实至今我并不是它们Team的成员，但我跟Libra的团队确实有过一定的邮件往来。在去年秋天，Dahlia就给我说Facebook的人对我们的协议感兴趣，但尚未敲定。

这个过程大概持续了一阵子，不久后Calibra团队敲定了使用我们的协议。现在Dahlia已经从VMware离职，并且去了Calibra。则是跟他们商业上没关系，但是学术上有探讨。

之前你坚持使用PhD在读学生作为你的第一个头衔，其中有什么原因吗？

Ted Yin：其实这个想法很简单，主要是我希望当我自己发声的时候，能够以一个尽量客观，中立的视角去评价自己的和别人的工作。

我们也注意到你目前是Ava Labs的首席架构师了，请问你大概什么时候会毕业，对将来有什么打算？

Ted Yin：其实现在公司初创都没几个人，自然人人都看上去是封疆大吏。至于毕业以后，说实话具体来说没有想好哈哈。毕竟啥时候毕业，对于PhD来说都是个未知数（笑）。不过我可能比较倾向于去工业界做一些研发相关的工作，最好能够lead一个团队的那种～

/ 媒体提问——链闻 龚博 /

怎么看Libra “虽然名为区块链，但本身的结构中并没有区块”“缺乏创新且没有本质突破”的言论？

Ted Yin：其实我当时也吐槽过在我那个专访之前的新闻，那这次让我具体来说说吧。我当时又觉得好笑，又有点点生气。（当然都不是针对平台啦，我是说发这个话的人）

原因很简单，Libra既有“区块”也有“链”。首先如果阅读Libra的技术文档就不难发现，其共识协议是基于HotStuff的。我也在他们发布文档前得以简要浏览过。虽然我们HotStuff论文里面没有把“区块”叫做“区块”（block），而是叫作“节点”（node），但是这几乎是一回事——我跟Dahlia还有Mike甚至平时交流都直接将节点称作“区块”，只是在论文写作上，出于一些考量，用node改称。

至于链，HotStuff论文中已经明确地，黑纸白字写了“One-Chain, Two-Chain, Three-Chain”。就算不去读论文，看看插图也应该能看到“区块链”。这个插图，在arXiv的第二版开始就已经有了。

所以我不禁怀疑，如今区块链的“专家”们，或者“深耕”底层共识算法的技术“大咖”，是否在质疑前哪怕去看一眼技术文档。这其实是我有点生气的原因。

而好笑呢，因为我们作为科研者，当然预期以及接受各种质疑。然而这种说LibraBFT或者HotStuff没有区块也没有链的真是闻所未闻。

至于缺乏创新或者没有突破这一点，我只能说，这个是一个万能的diss，而且也相对主观。我觉得比较合适的回应是：

1. 协议复杂度从平方降低至线性 ；
2. 让实用的BFT协议走下神坛，对一个完整的、带有view change的BFT进行解构，并且得到一个实现门槛与同类相比很低的BFT算法 ；
3. 架起了传统BFT和传统区块链的桥梁。

如果这些都不算“创新”或者“突破”的话，我想知道，专家们有什么高见？以上 🙂

Libra采用了Hotstuff共识算法，它为什么采用呢？Hotstuff算法在性能和安全性有何特点？

Ted Yin：如同之前我提到对Libra团队的学术推广一样，采用HotStuff一方面是我们当时去安利了，另一方面也跟他们实际考察有关。

事实上，我所知道且能透露的是，当时他们参考了不少较为出名的基于quorum（而不是基于PoW）的算法（无论是公司写的那种白皮书，或者是学界认可的算法），然后一个一个去评估：从理论可靠性角度，以及从实际工程落地角度。

后来他们核心开发工程师也向我回顾道，他们很喜欢HotStuff，因为它的共识数据结构是一个没有PoW的区块链，但是又简化并且编码了传统BFT的逻辑和安全性。

此外，我们提出的Pacemaker也对安全性和性能进行了解耦合，这使得他们能放心大胆地去根据Libra的自身需求去实现和调整自己的Pacemaker，且于此同时核心（换届）安全性得以由我们HotStuff中提供的核心逻辑保证，这一部分改动并不大。

这也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具体应用实现自己的Pacemaker，而尽量不要去触碰或者大幅修改我们论文中的主体已被证明安全性的共识部分。不知道以上回答你是否满意~

在Facebook公布Libra使用HotStuff前，HotStuff已经在arXiv上存在了。币圈有一些人认为它是在Tendermint基础上的小修改。对此您有怎样的回应？

Ted Yin：嗯，这个是我在Telegram上和twitter上被人问得最多的问题。不过我最后还是以理服人了（放松捏紧的拳头）， 那么正经回答：

看过我写的那篇科研回忆故事的人肯定都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首先，在我加入项目前的早期，HotStuff（那时候还叫hot-stuff）在本质上与Tendermint类似。什么叫“本质上”类似呢？那什么又不一样呢？

当我们做偏理论部分的时候，“本质上”类似或者一样不代表这两个算法一模一样。就像我们说Paxos和Raft本质上一样，也并没有抹杀掉Raft对工业界的巨大贡献。

我们一开始受到了DLS/PBFT/Tenderiment启发以后，从这些协议中提炼共性和它们的核心思路，加以统一和简化，最后得到了一种BFT的“打开方式”。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框架”，如果做过科研或者数学证明的人就会知道，同一个东西往往存在着不同的“打开方式”，这种类似方法论的东西有时甚至比被最后具体成果本身还重要。再后来，我和Dahlia通过这一方法论去进一步改进我们的协议，使得其在质上有了一个飞跃。就酱~

/ 媒体提问——区块律动 张珑馨 /

您个人最喜欢的HotStuff协议的地方是哪里？

Ted Yin：哈哈，这是个令人纠结的问题。总的来说，整体上我喜欢它的简洁和优美，尽管这是一个相当主观的感受。

我觉得它最大的优美之处在于，不像之前的很多协议，它并没有特殊对待换届和非换届情况，而是说只要遵守一些基本的规则，则安全性一直能得以保证，无论有多少个Leader。而你可能不知道，程序员们最讨厌特殊情况了，也最害怕在跟安全相关的地方研究特殊情况。而具体的细节上，我尤为喜欢Pacemaker，毕竟也是我提出的抽象嘛，哈哈。

从共识算法的角度考虑，您觉得目前市场上的这些项目诸多的共识算法，如PoS、PoW、BFT等等，您觉得优劣势都有哪些，跟HotStuff对比，HotStuff具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Ted Yin：这问题相当有典型性，首先要澄清的一点是PoS或者PoW都不是共识算法，这是一个至今都存在的误区。

我先给大家捋一捋这些代表了啥：PoS和PoW指的一般是一种防止节点大量涌入的机制（即防止Sybil attack），PoW最早已知提出是用来解决垃圾邮件问题的（如果我没记错）。现在人们口中所说的所谓PoW共识实际上是PoW+Blockchain的整体方案，即中本聪共识。其中PoW确实是使得共识产生的根本原因。然而PoS却不是这样。

所谓的“PoS”的协议，是一些传统的基于Quorum的BFT协议（就是用了小学奥数的抽屉原理哈哈！），为了能解决Sybil attack而引入的准入机制。PoS本身只是为了解决传统BFT协议安全性依赖于参与人数，而一旦开放参与则需要对参与可否加以限制的问题。BFT则是对拜占庭共识的统称。所以我认为使用PoS/PoW来分类共识是不妥的……

在这个意义上HotStuff既可以通过PoW机制变成所谓“PoW共识”（类Capser），也可以用PoS来变成所谓“PoS共识”。

那么HotStuff跟市面上诸多共识算法相比有什么优势呢？

抛开那些定义不完整，算法错误的大批假装“共识算法”的白皮书不说，市面上被认为较为靠谱的共识目前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基于中本聪共识（用了PoW加链）改进的各种方案，而另一类基于Quorum的BFT共识则又分为：基于同步模型的共识（比如Dfinity），基于完全异步模型并且依靠概率来取得进展（例如Ben-Or, Hashgraph, Ouroboros），基于“部分异步”模型的共识（大名鼎鼎的PBFT, Tendermint, HotStuff等）。

首先中本聪共识大家都知道非常慢，并且本质上也难以扩容。对于传统共识的这个大分类，虽然有着不同网络模型的共识，但是从工程角度讲，我认为效率最高的是“部分异步”模型。这里就不多作展开了。

HotStuff也属于其中，并且目前是这类模型里面性能最为优异的协议之一。当然，我所在学校的科研团队也在做关于一个概率安全的算法（Snow family，我在的Ava Labs就在基于此类共识），它跟前两者都有很大区别。

总而言之，其实直接比较不同模型的协议不是特别公平，另外他们相对的保证也有不少区别。这个要讲清楚的话，可能就不是一两个小时能够解决的。

Hotstuff这个机制之前是否实际应用过，效果表现如何？

Ted Yin：你是说在这之前有类似HotStuff整体的机制被实现以及商业化吗？据我所知没有。如果这里机制特指的是类DLS的“锁定”机制的话，Tendermint借鉴了这个思路，不过HotStuff的整体机制不单单只是从DLS借鉴了“锁定”机制，也融合了区块链的hash不可篡改以及Quorum证书抽象。

Quorum证书是我们从种种传统共识中反复运用的抽屉原理证明中提炼出来的一个泛化概念，结合锁定机制后，诞生了HotStuff的这套方法论。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谈框架的话这是头一次，如果是具体某个细节的话，不一定。你们别搞个大新闻，然后Tendermint粉来爆锤我哟~

/ 媒体提问——链得得 齐灵鸽 /

Hotstuff共识算法是否可以大规模应用？以及有可能最先落地商用的两三个领域是什么，为什么？

Ted Yin：首先这里的“大”规模应用指的是什么规模？其实对于能跑的项目来说，除开基于中本聪共识的比特币和以太坊，市面上几乎你再也找不到一个三位数共识节点的系统了。这是有原因的。

Paxos或者Raft，作为CFT（非BFT）共识的代表，推荐的节点数也就5个。像PBFT（按：实用拜占庭容错系统）以及它的变种，在经过了这么多年的科研之后，大部分算法也只是尝试在数十个，或者几十个节点上运行。

所以在我看来，其实如果能落地，真正运行能够跑数百个节点，且真正能够容忍拜占庭错误的话，已经算是一个不错的规模了。这个也和具体应用或者服务有关——在给定应用场景下，多少个节点才能让大家放心？

在数百个节点这一点上HotStuff是肯定适用的，或者至少说，它是优于同类其他共识协议很多的。

我觉得最先落地商用的领域就是类似像Facebook这种大公司的这种需要极为可靠、稳定并且泛用的记录型冗余服务（Log replication service），作为他们去中心化（或者部分去中心化）服务的核心协议。

具体领域的话，我觉得其实这类协议可以做的最大的事情就是对传统银行、金融业造成一定冲击。保守一点可以形成银行巨头之间的联盟链来相互制约监督，激进一点的我觉得可以用来加速很多现有的原本需要人工进行的转账、对账以及合同之类的。

当然数字化农业也是不可不谈的话题，总之我觉得这其实是一种对寡头企业的一种逼迫式革新。小企业可以联盟干倒大寡头，或者逼迫对业务进行公开透明，或者接受同行监督，那么其实对广大消费者来说是有利的。不过如果说我们国内要搞的话，还是要结合国情呀，总之技术本身在那里，我也很同时好奇并观察它的走向。

说到金融，最近DeFi 的概念也很火，不知道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Ted Yin：哈哈，首先我要声明我的专业领域是技术和理论这块儿。所以我的回答大家就看着玩就好，不要信以为真。

其实说到DeFi，我目前最感兴趣的是Dex。我觉得它火起来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大家逐渐都意识到了，单单有一个虚拟币自身的转账支付平台是不够的。

举个简单例子来说，目前的交易所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中心化平台。相信不少朋友都知道这个中心化的交易所意味着什么。多少次血的教训，多少不为人知的内幕啊。如果说传统证券或者外汇的交易所是有法律法规以及政府监管，这些遍地开花的交易所其实无形之中都是整个所谓去中心化生态中最最薄弱的一环。

不过要构建一个Dex其实并非简单的事情，我之前尝试简单思考过这个问题，发现实现这种DeFi所需要的服务不单单只是共识一样东西。

简单的例子就比如说要进行买卖交易，那么到底怎么匹配买方和卖方的单子呢？如何做到“公平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并且要在没有中心节点的情况下做，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您之前提到了拜占庭容错，能为我们简单解释一下拜占庭容错和异步拜占庭容错（BFT）吗？

Ted Yin：拜占庭容错（BFT）——简单说来，比如说你有1个账本。但是呢，大家都不相信你这个人的人品，所以不会让你一个人来记这个帐。一方面是你可能玩消失 （Crash fault，对应CFT） 另一方面是你可能悄悄修改账本。

那么在这种无法相信具体某个人的情况下，大家还是希望能够建立起一个全局的账本，并且每人分别保管不同的副本。在一个合适的约定下，我只需要相信，众多人里面，坏人是少数，那么大家好人（老实人）的副本最终会是一致的。

这样就算是坏人搞事情，或者老实人被坏人做掉了，大家也依然账目明了。

那么异步BFT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你不能之间面见这些分管账本的人，只能发微信。那么问题就来了，当一个人微信偶尔回得慢的时候，你就要犯嘀咕了：这人是变坏了，玩消失，还是说只是网有点卡，或者她来不及回你？

异步网络模型的BFT里面，大家是不知道一个人究竟能回多慢的——你以为她三天不出现就是已经卷款跑了，但是结果她一周以后又出现了，说她去马尔代夫度了蜜月。结果你这边估计账本都变了天了。这就是为什么大家说异步的网络性质使得设计协议变得十分困难。

/ 媒体提问——金色财经 陈颖 /

目前Staking的概念也很火，不知道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Ted Yin：Staking在前文也已经提到过一二了，PoS即（Proof of Stake）。Staking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替代版的PoW中的Work。

之前我跟一些研究者聊到所谓“公链”和“联盟链”的分别，说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观点。如果你仔细思考这二者区别的话，深挖到底实际上没有一个明显的界限。

对于PoW的公链，它之所以能够人人都能进入系统，是因为其准入机制受到计算能力制约。而如果使用Staking将一些自身不带有PoW的共识算法，例如HotStuff，转化为支持公链的话，其准入机制是钱。

这里就可以提一个问题了，难道计算能力不也是用钱能解决的事情吗？

一个有趣的观察就是依赖PoW保持正确性的共识算法，它们需要浪费电能，效率低下。而且不能把其中的PoW单纯替换到PoS来解决这一问题，想想比特币的块。如果不是算力最高者胜出，而是金钱最多者胜出，会怎么样？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觉得Staking的存在是有很大需求以及自然的。至少可以通过调整staking的门槛，来看到准入机制的一些变化。

一个极端例子就是如果将Staking标为天价，例如承包一个比特币50%算力矿池总和所需要付出的金钱。那么这个地方二者（PoW和PoS）又统一了。

您在回忆的文章中写道当初Dahlia和你都在推广科研工作方面作了一些努力，其中代表性的例子是Libra，但是你也提到有别的公司。能透露一些大致信息吗？

Ted Yin：这个问题问得蛮有意思的，其实我和Dahlia都观察到在Libra发布的当天，境外有两家公司在英文自媒体上声称自己也正在使用HotStuff：一家是Cypherium，另外一家是Celo。

当然，我也知道一些低调地正在落地HotStuff实现的公司，比如Prisma和Meter。所以加上Libra，认真考虑实现、或是声称已经实现HotStuff的，我们目前知道的一共有5家。

之前有人提到DeFi，好像Meter就想做DeFi？Prisma应该是跟共享经济有关的。Celo是一个基于手机号码作为身份的电子钱包；Cypherium应该是面向企业的B2B区块链技术解决方案，这些是我所知道的。

你对目前的区块链技术以及市场的前景有什么看法？

Ted Yin：其实这个问题挺宽泛的，让我来把它变成两个小问题来回答：

首先是，作为相关领域的科研人员，或者从业人员，最最关切的问题就是：区块链，作为一个产业，它起来了吗？它会不会消亡？给出关于这个设问的回答挺困难的，我这里可以分享一下我的直接感受。

简单来说，站在学术的角度，我觉得它现在其实还不够格被成为“工业界”。很多学者诅咒它，很多论文被拒稿，还有很多白皮书在被制造。而站在创业者的角度，你看到的是周围的潜在竞争对手在吹嘘一些不存在的东西；在你勤勤恳恳写每一行代码，学习每一个概念的时候，他们已经测试网了；在你终于完成一个勉强能跑的程序时，他们已经割完一波韭菜走人了。区块链永远是争议领域，甚至有人说它不是个学术领域。

这个意味着它要灭亡了吗？不是的。我觉得我们更像是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人群之中不乏看热闹的，搞传销的，但也不乏意志坚定的。我跟不同的圈子里的人有过一些接触，不算多但是很杂，国内国外的都有。我一开始其实是带着一种否定地态度去看待这个“产业”，这个领域。但是后来我逐渐发现，这个乱象之中也有那些勇士，尽管他们可能现在默默无闻，尽管大家现在关心的都是诸如TRON之类的项目。我相信这些人，只要他们精神不灭，等潮水褪去，便是未来。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市场的前景：我觉得这里更多的是搞清楚这些酷炫的技术能用来做什么，而这一步首先要从落实这些酷炫的技术开始。

人都是复杂的，人最难相信的是人。所以当我们开始不再相信具体某一个人时，我们便相信了人，取得了共识。我觉得这种矛盾是区块链最大的魅力所在。既然现在技术逐渐有了落地的机会，我认为市场应该也会随之而来。

邀行业首席，谈市场现状，见趋势未来！第14期《对话首席》线上直播，于7月19日（周五）上午11点举办。

本次《对话首席》特邀Facebook Libra背后共识算法第一作者、康奈尔在读博士、Ava Labs 联合创始人及首席架构师Ted Yin作为主嘉宾。

同时我们另邀链闻、区块律动、链得得和金色财经作为媒体观察团。

《对话首席》也欢迎交易所、钱包、挖矿等区块链各领域首席，参与到我们的活动中来，共同为行业的发展建言献策。详情可联系TokenInsight首席沟通官维维：tokeninsight_data。

Token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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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介绍：TokenInsight是一家专业的全球通证数据与评级机构。专注于项目的风险与资质评级，帮助投资者规避风险，提高收益。致力于发展具有实用性、操作性的分析工具和服务。

杉2009：人死了，律师伟大了，我要说，这律师太糟糕了！他只想自己青史留名，根本没把重点放在救张扣扣的命上，就像广告人只想自己的创意被夸赞，根本不管客户销售。他应该把里面所有西方人的名字和名言全部删除，站在中国价值观的立场说话。这篇辩护词，纯粹是居高临下的指责和激怒法官，给张扣扣催命。

Ming_14：正常国家，一篇如此精彩的演讲能改变陪审团的心意。这里律师一般在判决前已经跟法官通过气了，法官判决的依据也明显是上意，这个申辩书会与张案一起载入史册。

马陌上写啊：回复@魏晓东BG1EEO:在一个必然失败的案子目前，选择一个有可能轻判一点点的辩护策略，同时拓展公共言说空间，以诉诸社会，我觉得是对的。

钢扎虎：“我深信，不管是什么案件，不管是什么人，都应当依法保障他本人以及他委托的律师的辩护权利。这种保障，不仅仅是准许他说话，不应该只是一种形式上的保障。这种保障，应该是一种实质上的保障，即：充分听取辩护意见，并认真采纳其中合理的部分。”说这话难道不就是因为没得辩了么。

马陌上写啊：研究过这个案件的前前后后，觉得诉诸血亲复仇的自然正义、并以此拉开法的根本精神的空隙、博得法官悲悯心理的辩护策略是正确的。因为事实与证据链条上、程序问题上，都无空间。

斑马的墨茶：我觉得要想减罪，重点应该在既定事实中间找漏洞和对应减罪条例，而不是含糊其辞的树牌坊。

魏晓东BG1EEO：律师是代理人辩护人 不是作家演说家网红 更不应该将办理案件作为自己成为作家演说家网红的途径 民事案件败诉，刑事案件败诉，代理词辩护词文笔再精彩，庭审表演再精彩，对于委托人毫无意义，为了博得当事人的理解，理解你的无能为力，你对得起委托人的委托么？

专家谈张扣扣案：尽管有少数人认为“替母报仇天经地义”，但这与现代法治文明是背道而驰的!

新华网北京7月19日电（记者 卢俊宇）17日上午，陕西省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遵照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签发的死刑执行命令，对在2018年除夕之夜连杀三人的张扣扣执行了死刑。该案对中国法治进程有何重要意义？带给我们哪些启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谢望原就相关话题进行深入阐释。

该案的定罪量刑与法律适用均体现刑事法律的公平与正义

新华网记者：张扣扣案一直广受社会关注，您认为这起案件的审判是如何体现法律的公平和正义的？

谢望原：法律的核心价值就是公平与正义。而法律的公平与正义价值往往通过个案的处理来实现。一般来说，法律的公平性取决于案件处理的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程序正义要求办案机关严格遵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办案程序，确保当事人的刑事诉讼程序权利受到尊重；实体正义则要求司法机关严格遵守实体刑法的各项规定，公平处理定罪量刑等问题。

就张扣扣案而言，相关人民法院不仅在程序方面严格遵守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在刑事实体法方面，也严格贯彻执行了“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我们注意到，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张扣扣案的二审庭审，进一步就控辩双方争议的问题在一审基础上进行了认真审理。在经过8个小时的二审庭审之后，合议庭当庭做出了“维持原判，驳回上诉”的二审判决。特别应当指出，张扣扣虽然具有自首情节，刑法规定对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但是考虑到张扣扣有预谋地故意杀害三位被害人，且手段极其残忍，主观恶性与客观后果极其严重，对其不予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也是完全符合刑法规定的。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在对张扣扣案的死刑复核过程中，严肃认真审核全案事实与证据，最后依法裁定核准张扣扣死刑。

综合全案事实认定和证据采信以及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规定来看，无论是本案一审或二审，还是死刑复核，其对案件的定罪量刑与法律适用都体现了刑事法律的公平与正义精神。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借口突破法律的防线

新华网记者：在该案中，法律与人情、犯罪与复仇纠缠在一起，围绕本案的司法判决，社会舆论有不同看法，您认为应该如何看待这种情况？

谢望原：一些重大刑事案件往往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在国内外都是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些重大刑事案件往往与重大社会问题联系在一起。就张扣扣案而言，它本身就反映了极其强烈的法律与人情、复仇与犯罪等冲突与矛盾关系。法律是人们的行为规范，在人情与法律发生冲突时，必须坚持法律原则，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借口突破法律的防线。

该案之所以广受社会关注，除了当今信息网络传播的能力远远超越传统信息传播能力外，关键涉及到我国传统法文化中存在“为父母复仇合理合法”的伦理道德因素。如《周礼》规定，为父母报仇不承担刑事责任。但是这种血亲复仇的制度和传统，显然与现代文明的法律制度格格不入。无论个人有多么充足的理由，也不能以复仇的名义将他人（哪怕是一个杀人魔王）擅自处死！

围绕本案的司法判决，社会舆论存在不同意见。对于不同意见，应该允许存在。但是，应当教育和引导民众认识本案的客观真实情况，了解国家刑法规定及其适用原则。表面上来看，张扣扣所谓为母复仇似乎有令人同情之处，但由于他极其严重地违反了刑法禁止性规范，故其必须依法承担自己行为招致的法律后果。

“私力救济”切不可超越法律规定范围

新华网记者：您认为该案对中国法治进程有何重要意义？带给我们哪些启示？

谢望原：在我看来，本案对中国法治进程的重要意义在于：通过该案审理过程及其判决结果的广泛传播，人民群众受到了很好的刑法教育；可以肯定，该案使人们认识到，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时，第一选择应该是寻求司法途径解决问题，切切不可以私力报复方式解决问题！

同时，该案给我们的启示乃是：“私力救济”切不可超越法律规定范围。虽然“私力救济”是一个已被广泛接受的概念，其含义是——当国家司法救济来不及有效保护公民个人时，在一定合理范围内允许公民个人采取自我救济的方式或方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刑法上规定的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都是私力救济的表现。但是，在现代法治社会，绝不允许公民个人随意采取报复手段来维护个人权利。特别是对于犯罪造成的侵害，除了符合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法律规定的情况外，公民个人绝不可以对加害人采取随意报复措施。

就本案来看，虽被害人王正军在22年前曾经伤害张扣扣母亲（伤害致人死亡），但是王正军早就因此被判定构成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犯罪，并受到了应得的惩罚。这一历史原因无论如何也不能成为张扣扣预谋杀害三位被害人的辩护理由。尽管有少数人认为“替母报仇天经地义”，但这与现代法治文明是背道而驰的。这是因为，如果国家允许公民个人私自复仇，那么国家的法治秩序就会荡然无存，人类就会退回到“血亲复仇”或者“同态复仇”的古老蒙昧的野蛮时代。

张扣扣律师辩护词全文

本文源自微信公众号：人文plus

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被告人张扣扣故意杀人、故意毁坏财物死刑复核一案，近日依法裁定核准张扣扣死刑。陕西省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向张扣扣宣告并送达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定书，并于2019年7月17日上午遵照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签发的死刑执行命令，对张扣扣执行了死刑。检察机关依法派员临场监督。执行死刑前，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安排张扣扣会见了其近亲属。

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核确认：1996年8月27日，被告人张扣扣家邻居王自新的三子王正军（时年17岁）因邻里纠纷将张扣扣之母伤害致死。同年12月5日，汉中市原南郑县人民法院鉴于王正军犯罪时未满十八周岁、张母在案件起因上有一定过错等情节，以故意伤害罪判处王正军有期徒刑七年，王自新赔偿张家经济损失9639.30元。此后，两家未发生新的冲突，但张扣扣对其母被王正军伤害致死始终心怀怨恨，加之工作、生活多年不如意，心理逐渐失衡。2018年春节前夕，张扣扣发现王正军回村过年，决定报复杀害王正军及其父兄，并准备犯罪工具，暗中观察，伺机作案。2018年2月15日（农历除夕）12时许，王校军、王正军兄弟二人祭祖返回行至本村村委会门前时，守候在此的张扣扣蒙面持尖刀朝王正军颈部猛割一下，连续捅刺其胸腹部等处数刀，并追赶惊慌逃跑的王校军，朝其胸腹部等处连续捅刺数刀，后返回再次捅刺王正军数刀，致王校军、王正军死亡。随后，张扣扣闯入王自新家，持刀捅刺王自新胸腹部、颈部数刀，致王自新死亡。之后，张扣扣使用自制燃烧瓶点燃王校军家用轿车，致车辆后部烧毁。张扣扣逃离现场后，于同月17日7时许到公安机关投案。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被害人王正军伤害致死张扣扣之母的行为已受到法律制裁，但张扣扣却心怀怨恨，加之工作、生活多年不如意，在其母被害21年以后蓄意报复王正军及王的父兄，精心策划犯罪，选择除夕之日当众蒙面持刀行凶，致三名被害人死亡，且有追杀王校军和二次加害王正军的情节，主观恶性极深，犯罪情节特别恶劣，手段特别残忍，后果和罪行极其严重，应依法严惩。张扣扣杀人后为进一步发泄怨愤又毁损王校军家用轿车，造成财物损失数额巨大，亦应依法惩处。对张扣扣所犯数罪，应依法并罚。张扣扣虽有自首情节，但依法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第一审判决、第二审裁定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据此，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核准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第一审对被告人张扣扣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裁定。
张扣扣被控故意杀人、故意毁坏财物案
一审律师辩护词

汉中中级人民法院
合议庭的各位成员：

张扣扣被控故意杀人罪、故意毁坏财物罪一案，今天迎来了正式开庭。在我开始阐述辩护观点之前，请先允许我对逝去的三条生命致以最诚挚的哀悼，对被害人家属表示最深切的同情和慰问。今天我的辩护意见，不能在任何角度或任何意义上被解读为对逝者的不敬或挑衅，也不能在任何角度或者任何意义上被理解为对暴力的推崇或讴歌。

英国早在十四世纪就确立了正当程序原则。其中内容之一便是：任何人在遭受不利对待之前，都有权要求听取自己的陈述和申辩。正是基于这一古老而朴素的正义理念，今天，我才出庭坐在了辩护席上；也正是基于这一古老而朴素的正义理念，今天，我们大家才得以坐在这里。

我深信，不管是什么案件，不管是什么人，都应当依法保障他本人以及他委托的律师的辩护权利。这种保障，不仅仅是准许他说话，不应该只是一种形式上的保障。这种保障，应该是一种实质上的保障，即：充分听取辩护意见，并认真采纳其中合理的部分。

法律是一整套国家装置。它不能只有形式逻辑的躯壳，它还需要填充更多的血肉和内涵。今天，我们不是为了拆散躯壳；今天，我们只是为了填补灵魂。我的辩护共分为五个部分：

01
这是一个血亲复仇的故事

那些发生于童年时期的疾病是最严重、也是最难治愈的。
——（奥地利）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时间必须回到1996年。这一年，张扣扣年仅13岁。汪秀萍，张扣扣的母亲，被王正军用木棒打死。母亲被打后，倒在了张扣扣的怀里。张扣扣眼睁睁的看着母亲在自己的怀里断气、死去。

在会见张扣扣的时候，张扣扣告诉我，有三个场景深深印刻在他的脑海，令他终身难忘、时常浮现：一是王正军打他妈妈的那一棒；二是妈妈在他怀里断气的时候，鼻子、口里都是血，鲜血在喉咙里面“咕咕咕咕”地作响；三是妈妈的尸体在马路上被公开解剖，现场几百人围观。张扣扣亲眼看到妈妈的头皮被人割开，头骨被人锯开。
这样惨绝人寰的血腥场面，对于一个年仅十三岁的儿童来说，简直是毁灭性的，也是常人无法想象的。童年时期经受过这样巨大创伤的人，长大后是几乎不可能成为一个健全的正常人的。

弗洛伊德说过：“人的创伤经历，特别是童年的创伤经历会对人的一生产生重要的影响。悲惨的童年经历，长大后再怎么成功、美满，心里都会有个洞，充斥着怀疑、不满足、没有安全感……不论治疗身体还是心理上的疾病，都应考虑患者童年发生的事。那些发生于童年时期的疾病是最严重、也是最难治愈的。”
心理学上有一种严重的心理疾病，叫创伤后应激障碍。它的典型定义是：“个体经历、目睹或遭遇到一个或多个涉及自身或他人的实际死亡，或受到死亡的威胁，或严重的受伤，或躯体完整性受到威胁后，所导致的个体延迟出现和持续存在的精神障碍。”创伤后应激障碍有许多症状，其中一个最主要的症状是“记忆侵扰”，即受创时刻的伤痛记忆萦绕不去。主要表现为患者的思维、记忆或梦中反复、不自主地涌现与创伤有关的情境或内容，可出现严重的触景生情反应，甚至感觉创伤性事件好像再次发生一样。张扣扣本人曾供述“眼睛一闭，当年的场景就浮现了上来……经常梦见母亲去世的样子”。我们高度怀疑张扣扣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

这样的心理创伤和精神痛苦所激发的仇恨能量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张扣扣在口供中详细描述了他的心理经过：“王三娃用木棒将我母亲一棒打死，我也在现场，当时我年龄还小，只有13岁，我就想拿着刀将王三娃弄死，最后被我爸爸拉住了，当时我看到我妈鼻子口里都是血，心里非常痛苦，我就发誓一定要给我妈报仇，我还大声说：‘我不报仇，我就是狗日的。’从那之后一直到现在，我心里一直憋着这股仇恨。”

张扣扣被仇恨的欲望所裹挟，被复仇的情绪所支配。而这仇恨的种子，却是别人播下的。张扣扣本人也是受害者，也是牺牲品。庭前会议上，我们曾申请对张扣扣进行精神鉴定，遗憾没有获得法庭许可。精神正常不正常，靠一些邻居同学的口供是无法证明的。我个人高度确信，张扣扣的心理创伤对其后续行为有着决定性影响。在意志自由这个层面，张扣扣是不同于正常人的，是受到限制的。现在以一种正常人的标准、用一种局外人的理性去要求张扣扣，去审判张扣扣，是在当年悲剧的基础上对张扣扣的又一次不公。

02
张扣扣没有更好的仇恨排遣通道

如果这些年王自新一家愿意给我们赔礼道歉，我也不会发生今天杀人的悲剧。
——张扣扣

心理学的研究表明，激烈的侵犯会导致复仇的欲望，而复仇的欲望只有得到排解，才能放弃复仇的行动。国内学者黄永锋总结了排遣复仇欲望的可能途径，包括：（1）借助诉诸神秘力量的报应思想；（2）通过得到所在群体的支持；（3）诉诸暴力反击；（4）寻求公权力救济；（5）通过忏悔和宽恕；（6）容忍并由时间抚慰。因此，为了实现社会控制，国家应当尽可能地向行为人提供代价更小的仇恨排遣途径。

对于23年前的那场审判和判决，虽然陕西高院已经驳回了张扣扣父亲张福如的申诉，但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张扣扣一家三口都认为这个判决太轻了。法院垄断了法律裁判权，但法院垄断不了正义评价的标准。正义有张普罗透斯的面孔，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美国伟大法学家罗尔斯终其一生研究正义问题，最后给出的答案竟然是正义离不开直觉。
23年前的那场审判，无法给予张扣扣足够的正义感受。张扣扣自己供述说：“王三娃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表面上是受到制裁判决了，但实际上是轻判了。”实际上，王正军虽然被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但仅仅服刑四年就被释放。在此次事发前七八天，张扣扣还对他父亲说：“王自新家将我妈杀了，既没有偿命，又没有偿钱，我要收拾他们。”

王正军虽然受到了一定的法律制裁，但案结事未了，张扣扣的心灵创伤并没有被抚平，张扣扣的复仇欲望也没有被排遣。更重要的是，王家从未向张扣扣家道歉、认过错，寻求过谅解。

张扣扣在公安机关供述说：“在过去的22年中，王自新一家人始终没有给我们家道歉沟通过，也没有经济赔偿，这22年的仇恨在我的心里越来越严重，我就想把王自新他们一家人杀死给妈报仇，为了报仇我连媳妇和娃都没有要，我心里想的就是为了报仇，如果这些年王自新一家愿意给我们赔礼道歉，我也不会发生今天杀人的悲剧。”可以说，是王家自己首先存在重大过错，自己亲手埋下了复仇的种子。
张扣扣自幼家境贫寒，初中毕业即踏入社会。学历不高，加上幼年遭此打击，后面的工作和生活并不如意。辗转广东和浙江，但从事的多是保安、车间工人等底层职业。工作辛苦但收入微薄，经济长期拮据，期间还多次被人骗入传销组织。可以说，张扣扣社会融入过程极其不顺利，社会支持系统长期缺位，加剧了他内心的痛苦脆弱和孤立无援。

家庭也没有给予他足够的关爱。母亲离世，姐姐远嫁，张扣扣的大部分岁月都缺乏女性的关爱。父亲张福如小学文化，从小对张扣扣管教严格，只要是张扣扣跟别人发生冲突，不管谁对谁错，都要遭受父亲的责怪。父爱严苛有余，温情不足。以至于张扣扣的朋友曾秋英说他有很强的恋母情节。

在张扣扣诉诸暴力反击以前，我们的社会对其复仇欲望根本未予关注，更不用说帮其疏导。张扣扣在母亲死去的当天，曾经仰天长啸，发誓为母报仇，但这样的声音没有被人重视。有利于社会的仇恨排遣通道统统阻塞了，只留下了一条暴力反击的通道。

惨案发生后，我们去苛责张扣扣的残忍和暴力，却全然忘记了在之前整个社会对他的弃之不顾。没有心理疏导，没有帮扶关爱，任由一颗复仇的种子生根发芽。鲁迅先生说过“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张扣扣长大成人后，要么做一个畏畏缩缩、逆来顺受的木偶，要么就注定会走向另外一个极端。

03
复仇有着深刻的人性和社会基础

义应复仇，故擅杀之罪轻。
——（清）沈之奇

古今中外，在人类的各个历史时期、各个社会类型，复仇都是永恒的话题。从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到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再到中国的《赵氏孤儿》，以复仇为题材的文学作品，至今仍是人类跨文化、跨地域的共同精神食粮。文学是人性和社会的反映，复仇在文学作品中的重要地位是其人性和社会基础的最好证明。

中国传统司法实践对复仇案例大多给予了从轻发落。孔子有“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的著名论述，儒家经典《礼记·曲礼》甚至有“父之仇，弗与共戴天”的说法。宋朝是中国文化最鼎盛的时期之一，对复仇案件格外重视。《宋刑统》规定，地方官员遇到复仇案件，需要奏请皇帝敕裁，以期实现人伦天理和王朝法制在个案中的统一。

《明律》明文规定：“祖父母、父母为人所杀，而子孙擅杀行凶人者，杖六十。其即时杀死者勿论。其余亲属人等被人杀而擅杀之者，杖一百。”明朝律法对复仇杀人较之普通杀人，明确给予了减轻处罚。清律继承了明律的相关规定。清朝律法学者沈之奇曾经对此有过生动的注释：“义应复仇，故擅杀之罪轻。若目击其亲被杀，痛忿激切，即时手刃其仇，情义之正也，何罪之有？”

在中国漫长的法制历史中，有许多经典的复仇案例。《宋史》中记载过一则“甄婆儿复仇案”，与张扣扣案非常相似：

有京兆鄠县民甄婆儿，母刘与同里人董知政忿竞，知政击杀刘氏。婆儿始十岁，妹方襁褓，托邻人张氏乳养。婆儿避仇，徙居赦村，后数年稍长大，念母为知政所杀，又念其妹寄张氏，与兄课儿同诣张氏求见妹，张氏拒之，不得见。婆儿愤怒悲泣，谓兄曰：‘我母为人所杀，妹流寄他姓，大仇不报，何用生为！’时方寒食，具酒肴诣母坟恸哭，归取条桑斧置袖中，往见知政。知政方与小儿戏，婆儿出其后，以斧斫其脑杀之。有司以其事上请，太宗嘉其能复母仇，特贷焉。

法史学者李德嘉认为，“太宗通过此案宽赦了甄婆儿，做到了情法两尽”。

时至现代，复仇已经被正式的国家法彻底否定。但对于复仇现象和复仇案件，著名法学家朱苏力认为，不能简单的以一句“依法治国”给打发了。朱苏力认为，报复性反应是是任何生物在自然界生存竞争的基本需要和本能。任何物种不具有这种本能，都将被自然界淘汰。畏惧他人报复会减少对他人的侵犯，报复本能为人类创造了一种博奕论意义上的合作互不侵犯，从而使人类进入了“文明”。

而复仇本质上就是报复。报复是即时的复仇，复仇是迟滞的报复。根据现代法律，如果当场反击、即时报复，有可能会构成正当防卫或者紧急避险，从而无需承担法律责任。而复仇之所以被现代法律禁止，理由之一是被侵犯者有时间寻求公权力救济，可以寻求司法替代。国家垄断合法暴力，个人复仇行为被法律强制转化为司法程序。

而复仇之所以具有迟滞性、后发性，往往是因为当时不具有即时报复的能力。年仅13岁的张扣扣当时也曾想上去“拼命”，但被父亲阻拦。据张扣扣姐姐陈述，母亲被打死后，张扣扣抱着母亲，一边流泪一边发誓：“我长大要为你报仇。”当时的力量对比悬殊，张扣扣经过理智权衡，选择在自己“长大”后再去报仇。

国内学者黄永锋曾经关注和研究过复仇心理学。根据他的理论，张扣扣的复仇心理过程可以概括如下：（1）王家对其母实施了故意伤害行为；（2）眼睁睁看着母亲在自己的怀里断气、死去；（3）目睹母亲的尸体在马路边被公开解剖；（4）内心遭受了难以想象的痛苦和羞辱；（5）内心的愤怒被激发，心理失衡，产生强烈的复仇欲望；（6）王正军被轻判，王家没有道歉和足额赔偿，复仇的欲望未能排遣；（7）社会融入不畅，社会支持系统缺乏，强化了复仇欲望；（8）暴力反击，复仇欲望发泄，心理恢复平衡。

现代法律之所以禁止私力复仇，是因为提供了司法这样的替代选择。然而公权力并非无边无际，他在伸张正义的时候也必然存在各种局限，有其无法抵触和覆盖的边界。当公权力无法完成其替代职能，无法缓解受害者的正义焦渴的时候，复仇事件就有了一定的可原谅或可宽恕基础。

04
国家法应该适当吸纳民间正义情感

不要支离破碎的去看待法律，而要将法律看作是一个连续、一往无前的发展整体。
——（美）本杰明·N·卡多佐

根据现行刑法，张扣扣的确犯有故意杀人罪和故意毁坏财物罪。对于检察院起诉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我们没有异议。我们也认同，法律应当对张扣扣的行为给予制裁。我们今天的辩护主要围绕量刑展开。

无论是儒家经典的“荣复仇”，还是众多历史典籍和文学作品中的快意恩仇，复仇某种程度上就是民间版的自然法。中国古代司法实践中，对复仇行为要么赦免其罪、要么从轻处罚、要么予以嘉勉，但从未进行从重处罚。而人伦天理和法制统一的矛盾冲突在王朝社会就已经存在，并非今天才有。

诚然，现代的社会基础已与古时不同，现代的法治理念已与之前迥异，但儒家经典和传统律法背后所反应的人性基础和善恶观念仍然延续至今，并未全然中断。今天的我们是由过去的他们所塑造，今天的司法又怎能轻易地与传承千年的历史一刀两断？正如美国联邦大法官卡多佐所说：“不要支离破碎的去看待法律，而要将法律看作是一个连续、一往无前的发展整体。”审视和处理张扣扣案，历史的维度和民间法的维度不仅不是多余的，反而是必不可少的。

权力可以集中，但正义必然是个体化的、分散化的。司法在追求正义的过程中，如果完全摒弃民间的立场，完全忽略个体当事人的感受，有可能会导致正义的错位甚至正义的窒息。23年前的悲剧，某种程度上正是由这样的原因导致的。23年后，我们还要再一次重蹈这样的错误吗？

张扣扣的行凶对象有着明确而严格的限定，对于一般的民众并无人身危险性。在回答为何要向王正军、王校军、王自新行凶时，张扣扣解释道：“是老二先挑起来的，是老二先打我妈的，王三娃是用棒把我妈打死的主要凶手，王校军是王三娃打死人之后打通层层关系的幕后操作人，王自新就是煽风点火的人，没有王自新说的‘打，往死里打，打死了老子顶到’这句话我妈也不会死，所以我才要杀死王自新他们四个人。”至于当时同样在家的杨桂英，虽然是王正军的母亲，但因为与23年前的案件无关，张扣扣并未对她有任何伤害举动。

王家亲戚王汉儒在公安机关作证：“我当时劝张扣扣……张扣扣跟我和王利军说：‘与你们没有关系，你们不要参与’。烧完车后，我听张扣扣说：‘我等了22年，我妈的仇终于报了’， 并在村道上举起两只手边走边说：‘等了22年，终于给妈妈报仇了’……”张扣扣在此之前，没有任何违法犯罪前科，足以说明张扣扣不是一个危害社会的人。他的复仇行为导致了三条生命逝去，但他也有节制的一面，他的行为不会外溢到伤害无辜的程度。

根据正式的国家法，虽然被害人存在过错、张扣扣有自首情节、家属有积极赔偿，但根据以往的判例，张扣扣的判决结果似乎不言而喻。但正如我前面所说的，张扣扣这个案件有着极其的特殊性。这是一个典型的复仇案件，具备民间法的某些正义元素。因此，如果我们把正式的国家法作为一个整体框架，而不是作为一个完全封闭自足的系统；如果我们认为，正式的国家法仍然能够为民间法预留某些空间，或者仍然与民间法保留着某些对话、融合的可能通道，那么张扣扣应该能有生的希望。

05
尾声：张扣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即使是邪恶软弱之人，也不可能低于你们心中的至恶。
——（黎巴嫩）纪·哈·纪伯伦

在我会见张扣扣的时候，张扣扣曾经问我：“你觉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不是跟你一开始想的不一样？”我笑笑回答：“你的确跟我想象的不一样，你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凶残。但你跟我不是同一类人。”张扣扣说：“我其实很随和的，生活中很少跟别人发生摩擦或者矛盾。”

张扣扣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是那种大奸大恶的人吗？显然不是。邻居兼同学张良刚评价张扣扣“不打牌不抽烟不喝酒，不惹事，也不乱花钱，自尊心很强，对人有礼貌，爱干净的很，家里收拾的利索，衣服都是自己洗”；王家亲戚王汉儒评价“平时不爱出门，喜欢呆在屋里，小伙子还比较有礼貌”；朋友曾秋英评价：“和工友们在一起相处的很好，平时有说有笑，和别人都没有矛盾，扣扣这个人生活很节俭，很少乱花钱，也不到外面乱跑和也不出去玩”；前同事梁江召评价：“他和同事相处都很好，平时和同事也没发生过矛盾，他这个人做事尽职尽责，我们在一起还互相请吃饭，他这个人还是比较大方的，别人请客吃饭，他也会请客……我和扣扣还是集团工作标兵”。可以说，张扣扣本质上并不是坏人。只是生活和命运让他有了不同于常人的选择。

张扣扣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是那种手刃仇敌的大英雄吗？显然也不是。今天，我们并非是在广场上把张扣扣当作英雄进行簇拥和歌颂。相反，张扣扣今天是站在被告席上接受法律的审判。他的行为在整体上，是被法律予以明确否定的。作为法律人，在张扣扣的整体行为评价上，我并无异议。

简单的喊着正义或者邪恶的口号很容易，简单的说一句法律禁止私力复仇很容易。难的是，如何用法律人的理性和细致去勘查和勾勒正义的边界，如何在坚持主流意识形态和国家法律话语体系的前提下发现并兼顾被忽略的民间法，如何用法律人的良知和怜悯去斟酌和界分刑罚的合适重量，如何让一份司法判决既能承载法律的威严又能浸透人性的光辉。

因此，今天我的辩护基调不是铿锵的，而是悲怆的。我要向法庭表达的不是强烈的要求，而是柔软的恳求。今天，我想用最诚恳的态度，恳求法庭能够刀下留人，给张扣扣留下一条生路。我期待法院能体谅人性的软弱，拿出慈悲心和同理心，针对此案做出一个可载入史册的伟大判决。

最后，我想引用黎巴嫩诗人纪伯伦的《罪与罚》作结：

在你们身上多数是人性，还有许多非人性，是一个未成形的侏儒，在迷雾中梦游，找寻着自己的清醒。我现在想说说你们身上的人性，因为熟识罪与罚的只有它，不是你们的神性，也不是迷雾中的侏儒。

我常常听你们谈起犯了某个错误的人，好像他不是你们中的一员，而是一个闯入了你们世界的陌生人。然而我要说，即使是神圣正直之人，也不可能超越你们每个人心中的至善，同样，即使是邪恶软弱之人，也不可能低于你们心中的至恶。

宛如一片孤叶，未经大树的默许就不能枯黄，那犯罪之人，未经你们全体的暗许就不能为非作歹。你们就像一列向着人类“神性面”迈进的队伍，你们是坦途，也是路人。

若其中一人跌倒，他是为后面的人跌倒，让他们小心避开绊脚的石头。他也是为了前面的人跌倒，他们步伐虽然迅捷稳健，然而却没有移走绊脚石。

以上意见，恳请予以采纳。判决结果，全部交给法庭。谢谢。

张扣扣委托辩护人
邓学平律师
二〇一九年一月八日

不经意之间，我们走到了康波周期的末端，走到了全球贸易循环不破不立的时刻，走到了全球央行货币政策用尽的时刻，也走到了国家和企业利益冲突的重大节点，更不巧的还是一个厄尔尼诺的年份，巨大的混乱正在指引我们，走向新的时代断层。

我们预见到了变化，3年前，我们翻译和写作投资主题文章《公司帝国》系列，当时认为，巨型企业会扮演比现代国家更重要的角色，商人会真正的登上历史舞台，全球的大型企业会出现一批超过10万亿美元市值的国家级企业，成为地球上主要产业的运营商。

没想到，趋势加速兑现，并与多重矛盾同时爆发。

3年里，地产商人特朗普当选了总统，最大互联网企业之一Facebook牵头发行了全球货币Libra，某些国家所唾弃的大麻、博彩、电子烟成为新公司帝国们夸张的造血机器，富士康的创始人参与某地领导人选举，软银孙正义1000亿美元愿景基金豪赌人类未来100年，一度严重亏损的SpaceX的火箭碾压了所有其他国家的研发能力…

商人集团取代政治世家和军功集团登上历史舞台，是政治游戏的插曲，也是矛盾演进后的必然。吃得太饱的人民群众已不是仅仅物质可以收买，高层次需求越来越多元化，有的要女性平权，有的要同性恋进女厕所，有的要抽大麻。蛋疼的人民群众与体制精英们彼此共识的难度越来越大。为了选票，政客倾向于向少数族裔低头，让大麻合法，让同性恋结婚，让难民避难，收买人心和选票，放任自由主义。但是，国家的资产负债表已经脆弱不堪，依靠党派的势能已经很难维持旧的秩序，更需要强势的执行者。

最终，只有真正深入群众，了解群众，即不要钱，也不要脸的工商界代表才是在混乱时代最合适的政治清洁工。

崩盘的旧范式

商人登上舞台中央，代价也是不菲。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史无前例的范式转移，几乎所有的价值坐标系都发生了剧烈偏移，变化激烈程度不亚于清晚期的现代化冲击。

要背的锅，要擦的屎，真的是史无前例的多：

生产资料迁移：

最核心的生产资料已经不是土地+石化能源，而是数据和人才本身。最重要的权力——暴力工具已经完全无法约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甚至，有的超级个体的影响力超越了党派和政府，在现实世界手无缚鸡之力的屌丝，在社交网络和媒体环境中可能就是超级赛亚人，美国地产网红单挑民主党元老，铁矿石黑帮操控整个国内的钢铁价格，一小撮犹太人控制着整个美帝的舆论环境也是既成事实。

国家边界混乱：

20年前几乎不存在的虚拟世界已经成为新的美洲大陆。超过35亿的虚拟居民的云端活动改变了现实世界，在云端是教皇、阿訇、还是贝佐斯说话更管用，信仰吹得再花花，也不如贝佐斯拔电源来得更强悍？政界大佬真正觉得更麻烦的是，虚拟世界的新钞票Libra撬开了潘多拉魔盒，35亿人使用的，是不是超级货币？美元体系内生出这样的妖孽，直接穿透了一切外汇管制，美国人居然坐视不理，让其他国家怎么办？

贸易体系重组：

我们可以义愤填膺的痛斥平安集团控股的汇丰银行出卖了华为公司，但是无法否认，全球贸易重组并非单纯国家意志，而是企业集团的整体共识。上一轮全球化是跨国公司为代表的生产力扩张和资本扩张。当科技红利耗尽，而产业链上的世界工厂开始挑战巨头，合作关系就荡然无存。

大家已经不再是上下游的分工，而是同一生态位置的争夺，一山难容二虎。我们可以痛斥美帝下手太狠，但是本国崛起的新生代们下手捅死国际同行巨头的时候，也是刀刀见血呀。

小孩子才看对错，大人们只看利益。 我们必须承认，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化结束了。

10年期美国国债利率变化图表

财政体系终结：

2015年之前，国内不少大佬还沉迷于“金控集团”。

希望变成全牌照金融控股集团，变成人民币发行节点，变相获取通胀收益，以及混业经营的最大红利——人民币在节点内循环带来的无限杠杆，从而用无限杠杆来撬动超级资产板块，比如，像平安一样成为超级地主。可惜的是，任何的逻辑，一旦可以用金融工具展开，所有的获利空间就会被无限压缩到0。 通胀/发钞的边界，恰恰是我们的生物属性的边界——新增可负债人口。 新生儿缩减，所有的金融业务必须走向空转，然后节点割节点，最终走向负通胀，完成财富消灭。

权力和价值的新范式

任何一次新旧秩序的更迭，都会伴随着巨大的震荡和叹为观止的财富重组。几乎所有人都在思考巨变在即，自身利益如何最大化保存的路径，对于有一定资产的玩家，筹码君建议大家紧扣“权力”与“价值”的本源来思考布局，而绝不能照抄过去的经验。

毕竟，在时代变迁的当口，最不能听的就是大佬的“经验之谈”，每一轮转换，消灭上一阶段的大佬才是真正的大概率事件，死人的话，怎么能听呢？向本质出发，向边缘探究，寻找新事物才是相对靠谱的路径。

《五条御誓文》
明治天皇亲率百官在正殿紫宸殿向天地人民宣誓揭示国是方针开启明治维新

正如1868年明治天皇以《五条御誓文》昭告天下，抛弃幕府，积极的向现代财阀和代表西方生产力的工业集团靠拢，脱亚入欧，我们也要果断坚定，因为，新的权力和财富的逻辑展开大概率也会是在更强大的生产力集团这一边。

货币是国债的兑换券，是权力和价值双位一体的完美隐喻。
图像代表了权力的源头，数字代表了债务的数额。

正如货币的完美隐喻，权力与价值是互相增益的一体的两面。

权力是价值实现的工具，价值是权力存在的基础。权力确定了生产价值的网络（生产关系），价值为权力输送养分，不断自我增益。

权力的核心诉求，是动态竞争中找到最好的杠杆支点，以最小代价换取对弈时的全局控制力；价值的核心诉求，以同样的资源换取最大的长期的确定性收益。权力的运作，规划了价值最大化路径。价值的长久，决定了权力的成住坏空。

道路大家都懂，但是权力与价值真正在哪一点收敛是不确定的。

新旧思维在新一轮核心生产资料的争夺上打得犬牙交错，构成了今天政治与经济博弈的主轴：

我们看到，从霍尔木兹到马六甲，从耶路撒冷到麦加，从5G之争到新一轮星球大战，帝国统御边界的摩擦和权力斗争不断深化，战场不断变换。A股和美股也紧随其后，争相去为疑似的新核心生产资料定价，从稀土到工业互联网、芯片、农业，概念转换速度比电风扇还快，不明白的还以为A股经期不调，其实真正的变化是背后的权力的新旧交接和价值容器的认知更迭。

过去，最重要的核心生产资料是土地+石化能源，基于暴力的恐怖平衡需要这些资源来维持秩序，国家作为暴力机器的主体，需要这些作为燃料；未来，新的主体是文明部落，科技竞争是文明之间的主旋律，文明之间真正的角逐工具，恰恰是云端的巨大算力。

还未开始就看到了14000605种结局

算力，是最虚的，也是最实在的。

看不见摸不着，却是唯一能够粘合时间空间的力量。算力最强者，永远在竞争的终点等着你，打个比方，就像电影里的奇异博士，还没有出手，就知道未来1400多万种结局，唯一能赢的是哪一种。算力最强者，所获得的不是瞬时力量，而是胜率永远在自己这一边，是改变概率的武器，出手定终局的超强能力。

过去，人类所有的能力都是在空间维度的展开，从上天入地，到全球贸易，人类在时间维度的能力是极度匮乏的，古代流传至今的星象命理、天文历法，都是为了利用有限的数据集合建模，形成并不太靠谱的通向未来的能力。从龟壳占卜的巫师到清朝第一任钦天监监正（天文历法局局长）汤若望，但凡有一点点靠谱，就会被封为神明。

只有计算机出现之后，我们才有了预报能力，才能够真正的在时间轴上爬行，并领先气候变化一点点。算力+数据，今天不仅可以测算天气，还能预研核武器，以算力拓展出虚拟世界的核武器研制场，将研发迭代指数级提升，真正的不战而屈人之兵。

新的时代，权力已经不再体现为空间维度暴力的最大输出能力。面对起手定终局能在时间维度实现无限压制的极端算力，暴力是相当原始相当苍白的。算力，是时间战场的超级生产资料，也是新时代权力的最佳容器。

算力才是新宙斯

权力与价值的支撑结构

算力是无形的，远不如土地、人口和黄金容易占有。如何争夺一个非常麻烦的大问题。

农业时代，朝中不可无人，官本位叠加娃本位，世家大族，占据生产资料分配的最上游。工业时代，股权本位，资本控制生产资料，构建产业帝国形成强烈的话语权。算力时代，权柄是什么？如何努力才能体现你的权益和控制力？

不同以往，到了算力本位时代，曾经的基本规律发生了变化。

• 过去，权力体现为供给稀缺，核心生产资料没你供应不行，缺少石化能源就立刻趴窝。
• 未来，权力体现为超级算力的无限供给，海量需求看似话语权较大，没有了廉价算力供给的支撑，分分钟被甩下文明进步的列车。

脱离支撑结构，妄谈无限供给是荒唐的，此前，几乎没有任何实物做到过无限供给，哪怕纸币都做不到。算力逼近无限供给的前提是如何形成一个支撑算力供给的最强支撑网络，让所有的人和物，都为算力付费，用算力交易，以算力（能源供给叠加芯片研制能力）为本位币而工作，一切起于算力，一切以算力结算。

在比特币出现之前，算力货币是彻彻底底的天方夜谭，今天，作为算力本位币，比特币以10年时间证明了自己强悍的生命力和信仰账本的独特魅力，也证明了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且是打不死的。

• 核心资产/本位币= 算力+算力支撑网络
• 算力=芯片
• 算力支撑网络= 云+ 结算网络体系（比特币）

Google 数据中心之一

对于云计算类的资产，很多人对价值无异议，对估值上限有怀疑。

云端的SaaS服务动辄估值百亿美元起步，是因为还可以涨100倍。云端的，才是真正的稀缺黄金地块。随着算力介入生活越来越多，最大的云会以极低成本统治一切，成为所有应用和数据处理设备的氧气。长期来看，云端大基建会超越整个房地产行业的总市值和总产值，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单一资产类别。技术塑造的历史，从热兵器，蒸汽机，坦克，原子弹，个人电脑，又会进入更加夸张的篇章。技术推动着权力结构的深度重组，并慢慢的擦掉现代国家，让超级公司/超级资本主义登上历史舞台。云计算是新时代的天空之国。垂直市场的云计算，是不同的自治领或者藩国。

如果说云计算是云端国度，比特币代表的加密资产，是一种更特殊的存在，更像是有限供给的虚拟黄金。所谓，加密是一种结构。在纯粹虚无的世界中，唯有数学算法能够建立体系结构，于虚无中建立数学上的唯一性，可谓是“于空无处生大有”，唯一性是价值的基础。逻辑上的唯一性（比如钞票防伪），确保了价值的基础，也就有机会成为资产。

我们常人所说的资产，其实不是钱，而是一种价值容器结构，其结构能够承载多少价值，决定了其估值和容量的上限。唯一性+供给极限+无限分割，是确保能够存储最多价值，成为核心资产的条件。黄金只能满足前两个，而比特币都满足，还可以电子传输。

过去的金融世界的逻辑结构都是延展的，不断的复制延伸到所有的相近资产类别，看似百花齐放，实则洪水滔天，无形掠夺。加密资产的逻辑结构是收敛的，所有的特性都会慢慢叠加到比特币之上，无形中慢慢成为核心资产，并完成更高密度、更高效率的权力集中。

放弃认知惯性，跳上历史新断层

历史和社会不是缓慢爬行的，而是在一步步地跳跃，它们从一个断层跃上另一个断层，其间极少有波折，而我们（以及历史学家）喜欢相信那些我们能够预测的小的逐步演变，我们只是一台巨大的回头看的机器。

《黑天鹅》

复盘、回测，都是人类给自己假设的巨大陷阱。

我们认为一切都是线性的，其实改变历史进程的时刻，奠定丰厚利润的交易，以及决定一生命运的决定，要么是一咬牙的决绝，要么是一次不经意的偶然，一下子跳上了新的断层。

我们必须要认知到，历史的断层已经完成了切换，时代的核心价值已经变化。

• 碳基文明时代（工业和农业阶段），权力和价值体现为在空间上，暴力对短缺资源的极限控制。
• 硅基文明时代（算力即权力），权力和价值是体现为对算力资源的无限供给，从时间维度对概率的极限压制。

碳基文明的生产资料短缺带来的梦魇，是刻在生物基因里的，每一个生态位的生物的生存空间都是逼仄的，必须想尽办法去竞争，去杀戮，去食物链下游的一切据为己有。在农业生产力大爆发之前，吃饱喝足还是一个几乎从没有被满足的需求。

所以，即便今天中下阶级再如何抱怨，也不会改变命运。在有限生产力环境下，人类社会现存的制度会系统性的动用一切手段去掠夺下层社会。压榨底层的劳动力，是社会系统的第一推动力，也是货币体系的真正基础。

毕竟，能让穷人来卖命偿债的纸币，才是真正是货币。

还好，世界进步了。我们很快会进入到一个几乎无限的能源，几乎无限的劳动力，机器人提供的生存资料几乎唾手可得的世界。物质资料的短缺越来越少，饥荒几乎不见了，人们有更多的时间来追逐自我实现，追逐物质以外的价值，新世界的一切都会完全不同。

积极拥抱新世界也是是极其困难的，认知的惯性，刻在基因里的短缺感，都在阻挡了我们继续前进。

中国人尤其喜欢肤浅的历史和权谋，希望从过去的演绎化的博弈合集中获取生存的基础能力，其实，对于未来的无穷算力而言，有限集合中的博弈技巧是最没有价值的，一辈子的机巧被计算机一秒穷尽，无限可悲。所谓的学习和读书，是让人贫穷落后的核心原因。在《资治通鉴》和《史记》等历史的公共账本上，记录的都是帝王将相的博弈与杀戮，没有时代的真相，最离谱的是很少有技术对于时代推动的记载。

相比之下，西方学者研究政府和人类社会的兴衰成败更为透彻。从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到20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从经济、文化、历史、气象和地缘政治等各个维度，来探索人类的过去和未来。

毕达哥拉斯主义者庆祝日出

如果平移时间轴，差距就更为明显。公元前500年（中国的春秋时期），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已经提出了勾股定理，形成了毕达哥拉斯学派，聚拢了一批科学家甚至提出了无理数。 勾股定理提出的200多年后，中国长平之战，45万人被活埋。如果，用同一个时间轴滑动同步看东西方历史，西方领先最核心原因是不懈努力下，将科学置于神学之上，置于兵法和治理权谋之上，成为社会第一推动力。东方大陆帝国包括俄罗斯始终将科学是统治的奴仆和工具。这是落后以及长期处于二流国家的核心原因之一。

进入算力即权力的新时代，科学更是成为新的神权，统御一切。在剧烈的时代变迁中，作为东方大陆国家的一员，我们必须提醒自己，必须彻底吐掉过去的陈腐，不断进化，放弃博弈，放弃短缺感，放弃物质诱惑和认知惯性，新纪元的每一秒进步，都超过历史百倍有余。

算力是唯一的权力，认识是唯一的筹码。

筹码
微信号：Chouma2016
功能介绍：认知是唯一的筹码

订阅号留言：

韩铂霖：碳基很可能干不过硅基，至少大多数碳基人类干不过硅基AI了。因为硅基虽然初始状态没有碳基精巧复杂，但硅基胜在可以修改程序（基因）迭代，而大多数碳基一出子宫就命定此生了。只有少数的碳基道人才能“我命由我不由天”，不断地修仙编程，修改自己的基因（程序），从而与时俱进，羽化登仙！所以，未来能够胜出的人应该只有道士和码农了，前者依靠道术来自我编程修仙而迭代进化，后者依靠赋能AI编程硅基而迭代进化。那么，如果一个人既是道士，又是码农呢？道码双修，宇宙遨游！

Miao老喵：旧神已死，新神当立。人与人的契约在如今已经逐渐升格成人与物的契约。数据是合同，算力是签章，一旦签署则亘古不变。恶臭弥漫的全民选举，环保主义，亵渎进化论的平等主义严重毁坏了发达国家的新生儿出生率。一场种族的大长跑出现了历史性的节点。惊叹于作者的大局观，也感叹在如今这个时间节点错过比特币的人口。不参与，就是做空。而新神之所以为神，是因为他待子民更加慷慨。

韩铂霖：算力来自于计算机，计算机极其廉价，所以算力廉价。未来重要的是掌控共识，愚弄大众的人，IP，符号，以及横跨AI，IOT，BigData，ML，XR的人！

Justin Liu：最近看了阿里云之父，王坚博士好几年前写的《在线》，里面轻描淡写的那些话，如今看来毛骨悚然。

如果你的全部在线和离线生活都绑在阿里系或是被阿里赋能服务上，完全架构在阿里云上。你就相当于活在一个叫做阿里巴巴的经济体里，如果阿里巴巴学FB发个币，又会怎样?

如果通过云OS把全部数据，算力，网络关系都上云，小米是不是就沦为移动屏幕制造商?谷歌又会因为安卓被架空，损失多少市值?所以为何苹果一定要鼓吹隐私，all in本地AI芯片，坚决不上云?

当然，还有华为的边缘计算，基站云，“瘦终端，宽通道，云服务“，黄雀在后。

吴幽：越是动荡的时代，越要沉下心思考，做个安静的美男子

漂洋的风：所谓的学习和读书，是让人贫穷落后的核心原因。在《资治通鉴》和《史记》等历史的公共账本上，记录的都是帝王将相的博弈与杀戮，没有时代的真相，最离谱的是很少有技术对于时代推动的记载。孔老二教育滴“仕农工商”已深入基因

Jasmine | 张歆彤：文章很热血澎湃。历史的断层已经完成了切换为碳基和硅基文明时代，硅基是否需要依托于碳基的电力？硅基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和碳基暧昧不清？信息产业革命的断层和发展路径会不会在某些方面遵循工业革命的路径？不知道富大有没有读过中国管子和吕不韦？其中有大概这个意思：世界本是分分合合，庞然大物也都有分裂诸侯之日，现代科学不能脱离哲学、人文道德。p.s.这半年一直在看大麻产业，最初我也不是很理解，大麻的两种成分THC和CBD，除去有型分作用的THC，CBD在西方医学文献中的确有不错的表现，且依赖度不到尼古丁的1/10。女人家，瞎说两句，表见笑。

潘国力：比特币的去中心化思想，已经让机器统治人类初见端倪。目前数十万人服务于2009年比特币主网上线时定死的规则，未来数百万数千万人将为了维护各种定死规则的区块链而生存。机器战胜人类，靠的不仅仅是无限的计算能力，还有一条条定死的规则(智能合约)。

Andre：只要人类的肉身尚存，还需要从物质中获取能源与材料，这个世界就不会变，土地是终极的争夺标的，不论是在哪个行星上

李磊：历史、现在、未来终究逃不过人性，除非人不在是人。。。持续的读书学习也是不断更新自己认知和价值观的途径，相信未来更美好！！！

韩铂霖：未来已来！
重仓比特币，支持区块链货币来革命掉可恶的法币，吸血的法币，奴役的法币！

王 子：如果是文明的过渡，这个周期不会短。

AR光之羽：“道码双修，宇宙遨游！”

不二：上班路上坚持读完，越看越觉得热血沸腾，中国需要抓紧崛起，但看到最后有几点不爽：1、肤浅的历史，中国人最重权谋？2、读书无用？3、时间轴平移？选用勾股定理证明和长平之战作为东西方重视强权抑或是科学的证明，是否太过单薄和武断。还有一点，个人觉得阶层跨越从来不是一咬牙一跺脚的事，即便是在作者提到的即将到来的硅基时代也绝没有那么简单。
作者
独立判断

南.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以求，咫尺千里。

历史和社会所谓的发展是一个无极跃升的过程，断层只不过是一个个旁枝终结后的直观差异，而算力只是为了弥补人类存在所需要的感知能力所不足，这当然也必然支撑“算力即权力”，可当我们追问权力为何，你会发现权力已失去“权力”的意义，从碳基过渡到硅基的过程也就人类后文明的分化过程，一部分成为旁枝而暂停，像类人猿于智人。另一部分继续发展为不知名后续态文明。

良：我只看到了一群自以为掌握了一点肤浅的科技知识就企图改变世界的理工宅男的声嘶力竭。人类社会不只是物质世界，还有更多的更丰富的精神世界需要我们探求，舍却了灵魂，再丰满的肉体也只是臭皮囊。记住这句话吧，“当科学家登上一座高山后，却发现神学家早就坐在那里了！”——爱因斯坦
作者：批评也是一种声音

king：美帝已经几乎将一切货币化了，现实生活中的一切生产资料都不可能再印钞了，因为无法让人借债。所以唯一货币化的通道只有虚拟资产，可以无穷印钞，算力的货币化是最终的货币化，未来衡量一个人的富裕程度是占有多少标准化单位的算力。可以融资购买，可以互相交易抵押，钞票又被源源不绝的创造出来了！

天上浮云：生存的资料不是稀缺产品了，资本主义的财富分配模型正在走向末期，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的财富分配模型已经出发

Susan Peng❄️：基本上以后碳基就要活在硅基的盈亏成本线了 还是希望他们成本高一点的好

若非：我在下一阶跃处等大家。

儒哲：当年为了推广纸币，禁止私藏、交易黄金，Libra能活下来吗

Neil：呵呵，算力就是权力，也就是目前所有pow币都存在的矿霸。了解下比特币矿工集团为了比特币扩容，和制定游戏规则的开发权力中心core的斗争，最后还是失败了，留下一个没什么人承认的分叉矿工币。
这说明，算力即权力这套已经失效过时了，目前需要能够合理协调各方利益的去中心化自治组织-DAO。
作者
抱歉，我不太支持矿工集团拥算力而自重的行为

星空信使：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也是一个变革的时代，狂飙突进过后，才是真正的觉醒！

Andy Liu：DAO，合作社模式了解一下

圣日：莫非这就是江湖上传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虽然没有读懂，但已对此深信不疑。记得年轻时读过一本书《第三次浪潮》，说的就是人类历史发展从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和即将到来的信息革命。仅仅过了二十多年，信息化已经主导了我们的全部生活。所以我理由相信算力即权力，而权力又可以掌控算力。正如网友评论的那样：道人修仙，码农耕田，道码双修，宇宙遨游！
对了，这该不是骗我去买比特币和Libra吧！

作者
哈哈哈。真不是。 独立判断

刘旭：硅基，碳基。以人类的疯狂一定会出现半碳基半硅基的生命体。所以钢铁侠，猛兽侠，还是直接塞伯坦的选择才是重点。一定会有部分人类常识放弃肉体，那肉体人类如何去对抗才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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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设备与工程–刘贵生

个人理解的人类文明基于三种关系：人与人（社会关系）、人与万物自然（物质关系）、人与自身内在精神（内心或灵魂或神性或佛性），每一个肉身生命来到这个世界终究是提升灵魂净度，还是来感知享乐这个物质世界罢了，或是如佛家追求的了脱生死，解脱自在，人人都有选择权。
文中描述的世界基于人与人互联乃至人与物物联的关系世界，算法算力构成了基础要素-凭借算法算力进行沟通，形成新的社会关系局部之和，有大概率的趋向，但不是每个人的全部总和……即便在线上虚拟世界里。

彬：MassGrid 分布式高性能GPU集群网络 可以了解下https://www.massgrid.com/index.html?language=en
作者：好

Dr.liu：未来没有经验，顺应时运，放弃思维惯性。

一念：对硅基和碳基的界定局限了。在硅基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更大存储和算力都会依赖碳基生物。在这方面大自然的设计足以提供丰富的教材，生物学界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刘18868659117-中寰环保：个人理解的人类文明基于三种关系：人与人（社会关系）、人与万物自然（物质关系）、人与自身内在精神（内心或灵魂或神性或佛性），每一个肉身生命来到这个世界终究是提升灵魂净度，还是来感知享乐这个物质世界罢了，或是如佛家追求的了脱生死，解脱自在，人人都有选择权。
文中描述的世界基于人与人互联乃至人与物物联的关系世界，算法算力构成了基础要素-凭借算法算力进行沟通，形成新的社会关系局部之和，有大概率的趋向，但不是每个人的全部总和……即便在线上虚拟世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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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留学生学背景

@丁辰灵

关于山东大学要求给留学生配学伴事件，我说说我以前留学经验和看法：

留学生学伴制度引发的争议

新加坡与美国的国际学生融入计划

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和美国读书的时候，新加坡教育部和学校都有针对国际学生的一些融入计划。

和奖学金及新加坡生活相关的事情，教育部有专门对接的官员。比如教育部会很关心你英语学习的进度，生活费够不够，住宿是其中尤为关注的一个问题。

因为有些住宿是安排在私人经营的宿舍楼，那餐饮伙食好不好，安全问题等都是新加坡教育部官员调查的范围。

学校不会有专门针对国际学生的部门，进了校都是学生当然都是统一注册统一管理，但是学生宿舍会有专门的宿舍经理（Hall Manager）和学生会的人来尽量帮助国际学生融入。采取的主要形式是要求你参与新加坡的各种学生活动。对于国际学生鼓励你参与本地的活动，比如学生新生训练营（Orientation Camp），但在一定程度上尊重国际学生文化的不同。比如orientation camp里有很多竞争性很强的活动，包括体力拉练（类似军训），包括破冰游戏（可能会牵涉到男女生肢体接触），如果中国留学生觉得实在不愿意参加，强烈反对下也可以不参加或者中途退出。

另外就是成立专门的国际学生社团来帮助国际学生，比如我们宿舍就有IRC，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mmittee（国际学生关系协会）。我自己就当过IRC的主席，工作就是给国际学生组织各类的活动。IRC是宿舍学生会下属的会员组织，每年要向宿舍学生会做活动计划做述职报告，每年改选一次。我竞选成为主席，我可以招募我自己团队的副主席和团员。团员基本上都是以国际学生为主，也有热心的新加坡同学一起参与。

在新加坡留学，我觉得感受是新加坡人会很强调他们自己的传统和节奏，要求国际学生融入新加坡。所以很多中国留学生都很快一口新加坡式英语。

美国的情况会略微不同，在州立大学，因为国际学生的学费本来就远高过于本州学生，所以我认为美国大学招收国际学生除了引入人才外，教育产业化（赚钱）本身也是目的之一。美国大学不会特别强调要照顾国际学生，基本上按照他规定的政策，你按流程走就可以了。你英语会不会讲的好不好都是你自己的事，美国社会本来就是各管各。20年前的时候，很多在美国读书的中国人英语口语很差，能流利表达的是少数，基本上要靠学长。所以开玩笑的说，帮你的也是中国学长，坑你的也是学长。当然美国民间很多人很热情，会邀请你去他家home party，包括开车出去野餐什么的。这就靠自己交朋友。

我在斯坦福大学参加Transpacific Exchange Program的时候，的确有八个学生志愿者，但那个不是一对一，是邀请我们一组新加坡大学学生去斯坦福参加交流，那么找了八个斯坦福学生志愿者来一起全程陪伴两周也很正常。

不过说实在的，我今天也不知道这八个是不是完全免费的志愿者还是会付点钱。即使是付了点钱我觉得也很正常，本身交流的非常好，斯坦福学生素质很高是非常难忘的经历。

总体来说，我认为山东大学以行政命令进行学伴制度是非常欠考虑的。大学对每个学生都应该是一视同仁按照统一的规章制度。包括把优质的住宿资源安排给留学生也是没有道理的。实际上住宿等级可以不同，但可以遵循市场化原则。比如单独带洗手间的单人房的月租可以比一个宿舍六个人的价格高很多。留学生无论是奖学金支付或者自己勤工俭学支付是自己的问题。优质的住宿资源也可以开放给国内有支付能力的学生。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可以做限额申请，比如50%给本地学生，50%给外国学生。

实际上，住宿问题不应该由行政力量来分配，而应该遵循市场化原则。即学校官方满足大部分学生需求的多人间和溢价支付的单人间，和校外社会化住宿结合起来。

我在新加坡读书的第三年，就有很多学弟学妹放弃住学校宿舍住在学校旁边的公寓，七个人租一大套，五六个房间，电脑都放在客厅，没事约了一起七个人打魔兽。

对于外国学生来中国留学最重要要让他们融入中国文化，其中很重要的是学习中文。如果连中文都不愿意学，来中国干嘛？

中国已经改革开放四十年，对于外国人应该不卑不亢的统一对待。我希望类似外国人丢钱包，警察两小时就能找到这类新闻越少越好。外国人来中国要融入中国，既要有泱泱大国包容的气度，也完全不必要特别对待。

所谓学伴这种怪现象，这种带着洋大人的奴性心态、应该扫到历史垃圾堆里面去，可以休矣。

JamieATJuliet：本质上是教育部开的口子，各个高校或多或少都存在类似现象。特别同意楼主一句话，外国留学生如果中文不都愿意学，还是乘早哪来回哪去。

巴它飞来：连国内的教育公平都还做不到，教育部都开始关心特殊照顾国际友人了。

@留几手

为什么大家骂山东大学呢？我认为主要还是文化自卑。首先，我们国家是第三世界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吸引留学生给予一定优待，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否则没人来。

我们国民在第三世界国家也一样受优待，原来是不是一个女孩去巴铁旅游，上街都有巴铁拿AK47保护么？买东西还让店主买一送一，我记得当时大家那是全网自豪啊。做人不能太双标。

另外我仔细看了一下山东大学这个学伴制，并没有限制性别，或者强制女生当学伴吧？不都是自己报名的吗？都是自愿行为。

“结识外国异性”是什么丢人，或者道德败坏的事情吗？我感觉不出来，中国男生也可以接触外国女留学生啊。

说当了留学生的学伴，就是去“选妃”，“送炮”，其实都是非常自轻自贱的说法，本质是轻视，蔑视本国女性，默认与留学生交往的都是easy girl，这种想法挺龌龊的，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一种文化自卑。把女性视作“资源”，担心外国人抢了本国的“资源”。

这个学伴制最有争议的地方就它是“自愿”的还是“强制“的？如果是自愿的，没什么好说的，合法合理。

大没–_-：打洋炮光荣，挨洋炮可耻[笑而不语]。

一二日记：是的，学伴这个做法其实也没什么太大问题，而且男的谁愿意给男老外当学伴啊，所以女生多不是很正常嘛

留几手：是的，稀松平常的小事。

@风闻社区

“山东大学国际交流协会，英文缩写SICA，其本身存在的意义以及运行模式，本质上就是把留学生作为高价值稀缺资源并划分相应等级，提供给有相关需求的学生，并且依靠星星制度来完成组织本身的人力周转。”

“首先，SICA负责人承认，客观上的确是SICA会员中女性占多数，而留学生男性占多数。

其次，SICA实行留学生和会员双向选择的Buddy分配制度，这本无可厚非，但是很明显留学生数量远远少于会员。

所以，SICA为了公平分配Buddy，实行了一套星级排名竞争模式。

然后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就是男性留学生可以完全单向选择自己心怡的女性会员作为Buddy。

与此同时女性会员自己还要积累足够多的星星才能得到一个被男性留学生选择的机会。”

今日上证指数下跌5.13点，收盘报2928.23点，成交量为1543亿元，如下图所示：

上证指数今日窄幅波动，成交量快速萎缩至只有1500多亿元，显示主力资金仍在持续冷却中。是以我们在策略上继续延续前期观点不变，即如果上证指数能够持续放量上涨突破3100点，则我们可以考虑进场做多，而此时买入的品种以底部刚突破颈线的为主。否则的话，我们继续保持谨慎观望的态度不变。

对于昨天的股市下跌，我看到市场上很多专家都是这样解读的：

由于美国最新披露的六月份就业数据非常强劲，显示美国经济的运行情况仍然健康，因此美联储就没有必要降息。既然之前市场是因为预期美联储降息才涨的，现在预期落空，自然就全球股市都下跌了。

这话有道理吗？似乎是很有道理的。若是没道理的话，何以专家都这么说？

可是，我看来看去，却又怎么都觉得怪怪的。不是说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吗？不是说成熟的股市能反应经济吗？可为什么到头来，一听说经济不好，股市就涨；一听说经济还行，股市就立刻跌呢？

当然，姚尧不是经济学的科班出身，要和经济学专业的人辩论经济学，在专业术语的运用上难免有些生涩。退一步说，即便我勉为其难地堆砌了一系列专业术语，普通读者也听不下去。

所以呢，我们还是回归本源，回归人性。

而要讨论人性，最合适的还是那本千古奇书《金瓶梅》。于是乎，我们就把上面关于经济数据和股市涨跌的关系翻译成《金瓶梅》的语言。

西门庆因常年过劳而导致身体虚弱，故而在与潘金莲交流时表现疲软，两人内心都感到非常沮丧，遂请来名医给西门庆问诊。名医研究了一下西门庆的病情后说，凭借西门庆自身的体力，已经很难再有巅峰时的表现了，除非借用药物的帮助。名医叮嘱潘金莲，如果以后发现西门庆身体不行，就给他吃一颗药，如果他身体还行，就不用给他吃药了。

于是乎，我们就能设想出如下的两个场景：

• 西门庆身体虚弱，可潘金莲却非常兴奋，视之为天大的利好，因为她可以名正言顺地给西门庆喂药了。
• 西门庆身体康健，可潘金莲却十分沮丧，视之为天大的利空，因为她再也没有好理由给西门庆喂药了。

如果看到这样的两个场景，相信所有人都会得出同样的结论：潘金莲真是不把西门庆玩死榨干不罢休啊！

同样的道理，现在的国际投资者又何尝不是不把股市玩死榨干不罢休呢？

他们看到经济运行良好的数据，居然会视为利空，这和潘金莲卡看到西门庆身体恢复就视为利空，有什么本质区别？

在《黄帝内经》的第一篇《上古天真论》的开头，有一段对话写得非常好：

（黄帝）乃问于天师曰：余闻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今时之人，年半百而动作皆衰者。时世异耶？人将失之耶？

岐伯对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今时之人不然也，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夫上古圣人之教下也，皆谓之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惔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是以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气从以顺，各从其欲，皆得所愿。故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曰朴。是以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愚智贤不肖，不惧于物，故合于道。所以能年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

岐伯所谓的“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这段话无论是放在西门庆和潘金莲，还是放在美联储和华尔街身上，不都是极其贴切的么？

姚尧
订阅号：yaoyaostrategy
坐观天下而拥抱时代，背靠历史以眺望未来。洞察本质，预测趋势。研究战略，把握机遇。

朱嘉明（著名经济学家、数字资产研究院院长）

认知Libra，需要理性、科学、客观、开放和审慎的精神，避免感性、臆想、主观、封闭和轻率的态度。所以，需要有一个基于Libra《白皮书》的认知，或者分析框架。这个框架至少包含以下五个方面。

Libra的价值理念。

目前来看，该《白皮书》所宣示的基本理念和观念，以及背后的道德倾向，确实具有制高点特征。在今天这个世界，任何一个企业，任何一个经济组织，都不可回避其价值观和社会责任。这个《白皮书》最为耀眼的地方就是指出了当代世界最大的问题问题就是贫富差别，以及加剧贫富差别的货币金融济源分配的严重不合理。不仅如此，Libra的《白皮书》提出了系统的解决方案，包括目标和路径。在这个意义上说，Libra的《白皮书》是21世纪以来，最倡导货币金融平等、公正和普惠的宣言书。

Libra的技术。

我不大赞同低估Libra的技术基础，例如，它所创造的Move语言系统，就是知道的深入研究的。可以想象的事，Libra最大的技术优势是充分吸收了：

1. 1970年代以来所有ICT 的成果；
2. 1990年代以来Fintech (金融科技)成果；3.过去十年以来的加密数字货币和区块链技术成果；
3. Facebook自身在过去已经做过3次准货币和支付技术成果；
4. 以及新的技术开发和创新。

所以，Libra有勇气说，它将提供支持其运行的新的“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这个词是有分量的。这个新的基础结构，无疑具有强大的在综合能力。在今天，在世界范围内，几乎没有什么商业组织，甚至国家队，可以提出和建立具有全方位创新意义的新金融“基础设施”的能力。

所以，我们至少不能以自己目前对于技术的有限知识和经验，去简单地推测Libra的技术基础和技术团队，特别这个团队在综合基础上创新，已经在创新基础上综合的能力。

Libra的资本力量。

换句话说，谁控制着Facebook？在Facebook的背后，最重要的是三个基金：贝莱德（BlockRock），13.32%；先锋（Vanguard），9.93%；共同基金（Fidelity）9.35%，这三家基金控制着Facebook超过20%的股份。

这件事情非常值得重视，因为这三家基金的背后有着众多的投资机构，而投资机构背后是千千万万的个人。

所以，我们既要看到Facebook前面的20多亿的使用者，还要看到控制Facebook背后的资本力量，特别是所代表了一个新兴的，和华尔街相区别的资本力量。不仅如此，我们需要观察发Facebook的股价波动。在过去的十天左右，其股价回到2018年以来的最高点，在五千亿的左右市值基础上涨了5%，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Libra的受益人群。

Facebook27亿用户的地理分布比重，在亚洲注册用户最多的是在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在拉丁美洲是巴西和墨西哥，我们由此会发现，它控制了金砖四国中的两个国家，而且巴西和印度是现在最具有潜力的发展中国家。而且Facebook不管从语言上还是宗教上，已经实现的多元化。仅仅以语言为例，除了英文之外，还要中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法文，德文，伴随其用户，穿透了世界每个角落。这样的超乎寻常的穿透力，意味着他的超乎寻常的影响了和市场力。

Libra的制度创新。

当我们考虑和讨论Facebook监管问题的时候，要注意到，它的监管不是仅仅是被监管，而很可能是改变监管的传统思维，改变监管的制度，特别要注意的是，因为世界各国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环境的不同，Libra会使得它在世界各国落地过程实现“区域化”特征，即Libra不断的localization ，最终，Libra实现它的联盟初衷。

因为Libra早已经做到了 “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或者“日不落”的超主权格局，所以，并不是美国政府或者欧盟的态度，他们的监管意向就可以左右和束缚Libra的全球战略的。

总之，理解Libra的潜力，需要考虑Libra团队的战略布局意识，全球思维角度，技术综合力量，资本力量，以及受益人群的地区分布，阶层和年龄群体。

最后，我希望大家注意，今天人们所讨论的Libra，是基于它的《白皮书》，而不是Libra的终极方案。

现在公布的Libra《白皮书》，应该说是一个具有抛砖引玉作用的文件，还会升级。我相信他们的团队会根据全世界的反馈，做相应的调整和修订，不断丰富。

因此，我们需要有更大的远见，将Libra理解为一个动态的和发展的历史事件。现在，距离Libra的测试网上线，至少还有至少半年的时间，我们要避免浅尝辄止，需要对Libra作为一个长程的，影响世界和历史的经济和货币金融创新和观察和思考。

退一万步讲，即使libra这次创造性的实验没有成功，它也将为人类货币金融历史，提供丰富的经验教训和思考空间。

金岩石（独立经济学家、联合国组织区块链首席经济学家）

1. 脸书的Libra是独立于脸书的百家商业机构的联盟。作为数字国际货币，Libra挑战的是全球法币体系；
2. 其理论基础是当年凯恩斯设计的国际清算银行发行“班科”的方案，还有哈耶克的货币非国家化理论；
3. 网上的评论几乎都是带有民粹主义的色彩，朱嘉明的观点有价值。LIBRA的“数字货币同盟”不会排斥中国，预计将包括中国的“二马”；
4. 中国政府将推出央行数字货币，开启法币数字化的创新，中国政府无论是否参与，数字经济的时代已经来了；
5. “独立”的Libra挑战的也不是比特币，而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可称之为D~IMF，或D~SDR；
6. 数字国际货币是“去中心化的”全球货币，更准确的说，是“百家货币同盟”的分布式账本，或将与SWIFT系统平行运作，成为局部法币崩盘的补充。

金岩石：王石是民营企业的罪人_无金融不富_风险是财富之母，思想是财富之父_第27届中外管理官产学恳谈会

朱民（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副总裁）

Libra的核心概念一是货币，二是跨境，其出世对现有的金融体系、货币体系甚至未来的储备体系都会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很难说Libra是一个支付宝，因为支付宝是一个支付中介，而Libra是从支付开始，有储备有本金和债券做抵押物，有一篮子货币作为标注和定价的，它的核心概念是货币。

第二，Libra的核心概念是跨境；第三，Libra是把央行要考虑的政策和商业银行支付的功能其实都给结合起来了。

所以这个框架是很有意思的。我们对Libra的出世是不应该掉以轻心的，这个对现有的金融体系、货币体系甚至未来的储备体系都会有很大冲击。

与此同时，Libra也会带来很多问题，诸如由之而来的杠杆性问题、储备问题、中央集中的管理体制和机制等等。

Libra还在非常初始的阶段，其能否成功还是个未知的问题。

黄毅（在中国建设银行副行长）

电报的发明产生了SWIFT，电话的发明产生了ATM机，手机、互联网在金融市场的广泛应用使交易的效率广泛提高，互联网金融改变了金融的生态，互联网逻辑对传统银行的思维形成了重要的挑战，后来的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形成了更大的挑战。

现在的Libra，一旦成功了，对我们就不是挑战，就是颠覆性的了。

某位计算机博士在微信群的发言：

毋庸置疑，如果 Libra 真的能实现价值的稳定，那么它必然会对一些价值不稳定的法定货币产生替代，就像美元替代拉美国家货币一样。 但错不在 Libra，而在法定货币本身。对于一种高通胀、快速贬值的法币，任何资产都会对其产生替代，不仅仅是去中心化货币。有人担心，Libra 会影响人民币国际化，某种意义上是杞人忧天。人民币国际化程度是人民币自身内在价值的体现，Libra 既不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也阻碍不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在国际化进程中，人民币只需练好自己的内功。我也是计算机专业，但是没人从我的文章看出来我是学计算机的。货币问题，一定要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货币的问题，技术问题没有那么的重要。金融和科技，共生的视角，我是计算机博士，我要写那些技术的东西，我也能凑很多文字出来。问题是有啥必要，每个普通人都去了解哈希率、共识算法？ 当我在某些行业（非技术背景）大咖天天在区块链布道里面讲merker树这些词装逼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可笑。这些分布式计算里面存在十多年的东西别来拿装逼。我上次创业就做云计算，merkre树、矢量时钟、流言传播协议（当然这个很落后，我们有更好的）等都是最基本的去中心分布式架构的技术，有啥好装逼的。 最近好一些，讲这些词的人少多了，去年前年比较多一些。针对货币相关问题，本身这不是什么流行的话题，过去也只是少部分人关心。但现在全民都来热衷。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媒体和精英都应该主动提升自己的货币认知，不要动不动看到某些人发个文章，就全网高潮和嗷嗷叫。我说了，货币问题，技术方面只是有限的一面，更多是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理解这些问题，才能提升货币对认知。我刚才上面转载那段话，体现了什么样的货币认知？你指望这样的人处于中国的货币问题的决策层？媒体和大众都应该多动动脑子，多学习一些东西。

本文源自徐道彬先生主持的分享，由“DAO 区块链智库”采编，主编 wldn18825259101。

区块链史诗第一卷《重启世界》，是100位先行者身临其境的史诗，更是后来者入场区块链的“活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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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介绍
区块链传播、咨询与孵化，立足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中国，链接全世界。

央行研究局局长王信：国务院已批准央行数字货币的研发

1. 2014年，在时任央行行长周小川的倡导下，央行就已经开始对数字货币、央行数字货币进行研发工作。
2. 在Facebook推出Libra时，央行的数字金融研究平台同时成立，得到了阿里巴巴蚂蚁金服的支持。
3. 现在中央银行已得到国务院的正式批准，正在组织市场机构进行央行数字货币的研发。
4. 央行数字货币的研发工作目前由央行货币基金局管理，王信是央行货币基金局负责人。
5. 央行曾担心比特币等加密货币会在某些方面替代法币。但比特币等加密货币存在剧烈的价格波动同时交易不便，最终央行认为，比特币等加密货币在对金融稳定、货币政策等方面的影响上，并没有在很大程度上会替代真正的货币。
6. 不过Libra的推出引起了央行的高度重视。因为它自称一揽子货币，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信任和广泛使用的问题。另外它基于Facebook大型社交网络平台，随着进一步使用，将来除了可能会在支付领域发挥作用，还有可能行使货币职能。这对各国的货币政策、金融稳定乃至对国际货币体系都可能产生重大影响。
7. 为推动央行数字货币的研发，央行专门成立了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在深圳等城市与当地进行密切合作，进行系统研发等。
8. 如何应对Libra的挑战？目前的想法有：加快推出央行数字货币，各国发行本国的类Libra产品，以及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此前提议发行一个超主权数字化货币。
9. 反思对加密货币的监管：前些年我们（央行）对虚拟货币、虚拟资产采取非常严格的态度。Libra之后，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策略呢？
10. 在数字金融领域，要加强国际协调和合作，特别需要尽快发出中国的声音。中国的声音不一定完全代表政府的声音，也应该有很多重要的市场的声音、民间的声音。

井底望天：

井底望天:Libra白皮书难言创新,“稳定币”很难稳定《Libra:一种金融创新实验》

华生曾评价张维迎：张维迎从没离开过体制（华生说双轨制这实际上是一个集体智慧的结晶​）

华生曾在微博公开评论张维迎：
张维迎总说市场万能政府最好别干啥事，恐是因他从没离开过政府附属单位，衣食不愁话语有平台，不知我等体制外的众人生存的难处。
这里附录华生在价格获奖后的发言：
华生：双轨制这实际上是一个集体智慧的结晶

价格双轨制理论获奖了，我想强调的是，这实际上是一个集体智慧的结晶，我们几个人只是正好在那个过程当中扮演了一个时代的符号。

价格双轨制过渡时期并不长，从1985年到1993年前后，但是从一开始就遭遇了太多的误解和质疑。实际上在莫干山会议上，包括会议的报告，写的都并不是双轨制，最主要是说放调结合，放开计划外价格和调整计划内的价格，两条腿走路，完成价格改革。

但由于双轨制的名称特别响亮，后来大家就都说双轨制，一说双轨制就是搞两个价格，一个产品搞两个价格，当时最形象的批评是说，这等于一个路上允许通行两个交通规则，既可以沿着左边开，也可以沿着右边开，结果一定是撞车。其实中央接受和宣布的是放调结合、双管齐下、稳步推进。

厉以宁老师在上世纪80年代有一句著名的话，经济体制改革失败可能是因为价格改革的失败，经济体制改革成功一定是因为所有制改革的成功。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没有失败，如果从这个逻辑来说是因为改革价格没有失败，但这在当时是受到怀疑的，所以才有1988年的价格闯关。

当时认为放调结合的双轨制推进不算是什么价格改革，因为没有大的决策，没有大的组织，所以1988年中央决策进行闯关，准备用5年的时间完成闯关。

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决心是很大的，当年准备价格水平上涨80%，再用几年的时间完成价格闯关。如果今天搞任何一个改革，物价水平上升80%，估计谁也都承受不了。1988年的闯关很快失败了，但是双轨改革没有停下来，市场在逐步扩大，计划的调价在不断地进行。

这里特别要提一下关于所谓的“官倒”

其实在1980年代没有今天的民营企业，也没有多少外资，大量的国营企业、集体企业，包括乡镇企业把计划内的产品倒到了计划外，把低价格的东西搞成了高价格，逐步向市场价格靠近，通过自身利益的导向，逐步瓦解了计划经济体制。

等到1992年南巡讲话，中央决策中国正式要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候，回头再看，发现原来认为最难和最危险的价格改革基本上没有了，就是由于这些年放调结合的过渡。

有讽刺意味的是，以后的计划价的多次有力调整，也大大推动了放调结合的双轨推进。这样经过七年左右的时间，等到1990年代中央决定开始市场经济改革的时候，最主要的工作已经不是价格改革了，价格改革只是扫尾，做的是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革，是分税制的改革。

所以，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可能会对我们有很多的启发。特别是改革，不是革命，一个思路，一个想法提出来的时候，看上去不是那么漂亮，但是关键在于能否推动中国社会的前进，推动中国社会的转变，使它变成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实际上不光是价格改革，1986年我在文章中讲过，双轨制某种意义上是中国整个体制转轨的特色，即增量渐进不断转化存量，既发展增量，同时又转化和调整存量，实行了整个社会不可逆转的转型，应该说整个中国经济社会的转变，中国体制的转变，基本上是这么一个特征和轨迹。

双轨制在今天有什么意义呢？

我认为还是有很大意义的。一方面因为当年价格双轨制主要是商品价格，今天的商品价格还有少量的资源价格，主要是油、电、水、气，是垄断性的，因为是和大家关系特别密切的，应该说目前还没有完全过渡到市场价格，有些价格是国内国际双重的双轨制，国际上一个价格，我们一个价格，在这方面，双轨推进可以做完它的扫尾工作，有些价格是要逐步调整的，调整本身也是价格改革的内容。对市场的理解不能太简单，小步快调，每年都调，跟上市场的变化。因此放调结合的思想，今天在完成资源价格产品扫尾方面还有它的积极意义。

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几大要素的价格，基本上都还没有市场化。

比如最重要的资金的价格，大家一直在说，资金的价格也就是存贷款利息要市场化。

虽然中国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条件比原来好多了，但一步实行利率市场化的改革可能也会对经济产生比较大的冲击。在这个时候，双轨制是可以继续采用的，可以通过大力发展债券市场开始。

像我们发行的公司债已经完全是市场化的，如果这个市场足够大，大力发展公司债，让公司债像股票一样普通老百姓都能买，大量的银行存款必然会向公司债转移，向企业债转移，这些债券的利息都在7%、8%，银行的存款利息只有百分之二三，老百姓还为了国债的利息多零点几个点夜里排队。这些公司债，特别是上市公司的公司债大多数是由大中型企业发的，一两年内显然不会破产，安全性是很高的。通过债券利率的市场化，推动存贷款利率市场化，是当前可以采用的。

包括在土地、劳动力方面，城里人和农民工，本地人和移居的人口实际上也是一种双轨制，我们不面对它，并不会消除这种情况，我们承认这个现实是双轨制的，我们的目的是从双轨过渡到一个统一的轨道上，我认为这不是退步，反而是正视问题和进步。
华生：从姓社姓资看企业家与营商环境_经济学家圈

诺贝尔经济学奖传言引发的躁动（上）——双轨制发明权之争的历史考证

华夏时报

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对中国经济走向市场化改革意义重大。一群青年知识分子在会议上唇枪舌战，他们的智慧给中国经济改革指明了方向。2011年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的颁发，似乎让这一理论的归属尘埃落定。时至今日，我们看到《经济观察报》发布了张维迎教授所写的《张维迎：我的双轨制价格改革的思路是如何形成的》。纷争再起，《华夏时报》选择发布198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参与者张学军和边勇壮今日所写的文章。莫干山会议前后，均有他们的贡献，如今他们整理当事人公开发表的历史证据和资料，做出考证。我们希望双方辩论的呈现，能够更确切还原事实的真相，读者能够对当时的莫干山会议及之后的事情有更加全面立体的了解。价格双轨制理论在中国经济改革历史上起着巨大作用，我们希望这种渐进改革的思路，在今天给大家更多的启发。当然，需要说明的是，作者的观点并不代表本报立场。

文|张学军 边勇壮

十多年前关于价格双轨制发明权的一场争论，随着2011年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的颁发，终于尘埃落定。由约200名中国知名经济学家民主投票，将第四届创新奖授予了华生、何家成、蒋跃、高粱、张少杰研究组、田源、张维迎提出的价格双轨制。当时华生、张维迎等均亲临颁奖现场，分别发表获奖感言，领走了奖牌、奖金。华生的获奖感言开头就强调，价格双轨制实际上是莫干山会议“集体智慧的结晶”，我们这些人只是“扮演了一个时代的符号”。当年莫干山会议最核心的领导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还对双轨制获奖表示了祝贺，看起来似乎皆大欢喜。

不料近10年后，张维迎又高调挑起双轨制发明权问题争论，这次干脆把他自称独创的双轨制思想，摆到莫干山会议之前和之上。2019年5月16日，人文经济学会主办了“双轨制思想与中国经济改革——张维迎双轨制论文发表35周年研讨会”。茅于轼、张曙光、石小敏、张维迎、姚洋、盛洪、刘国恩、毛寿龙、冯兴元、朱海就、刘业进等近 20 位经济学者出席研讨会。张维迎在会上说，“许多人通常把‘双轨制’与‘莫干山会议’联系在一起。事实上，我有关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形成及其论文的完成，比莫干山会议早四个多月，与莫干山会议本身没有关系”。莫干山会议只是“提供了一个平台，让我有机会宣讲双轨制改革主张”，使更多人认可，最终变为价格改革的主导方式。他说他在会上与坚持计划价格目标模式的调派代表、国务院价格中心总干事（误，应为常务干事）田源发生了激烈争论。他本人以市场价格为目标模式的主张是放，放就是双轨制的放，不存在另外一个双轨制思路。他提出的双轨制“缓解了改革中的利益冲突，使得中国的改革基本上成为了一个帕累托改进，而不是一场争夺既得利益的革命”。（见张维迎：我的双轨制价格改革的思路是如何形成的，原载张维迎：经济学原理微信公众号。）而茅于轼、张曙光等人在发言中更是盛赞张维迎才是真正提出双轨制、影响了中国改革的人。

不到一个月，2019年6月12日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主持，北大国发院再次出面召开“双轨制与渐进式改革暨张维迎双轨制价格改革论文发表35周年研讨会”，邀请刘世锦、常修泽、王晓鲁、刘佑成、张维迎、卢锋、李力行、韦森等众多专家出席。这样突如其来不同寻常的密集高调造势到底是什么意思？不免让人疑惑。看了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教授的发言才让人若有所悟，姚洋说，“今天回过去看，过去40年里头，如果我们能找到一个理论能够改变世界，恐怕也只有价格双轨制。我们现在看诺贝尔奖发经济学奖，……都是发现世界的一个规律，我觉得价格双轨制是创造一种思想，这思想改变世界贡献是非常大”。 “我记得我们理论创新奖是给了价格双轨制，但是给了好几个人。如果按照诺贝尔奖给法的话，按理说，比如说是屠呦呦吧，发现青蒿素得奖，估计很多人不服气，说怎么给屠呦呦一个人？但诺贝尔奖有个原则就是原创性。我觉得如果以原创性这个角度说，这个奖应该是给维迎一个人”。姚洋这样的大咖把话说得直白到这个份上，难免让一些国人浮想联翩，不淡定了。

是啊，中国短短40年从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穷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全球影响举足轻重，中国经济学家功不可没，而双轨制又是中国转型变迁最具独特性的产物。说其可能获诺奖关注，也不能说完全空穴来风。难怪已经开始大写回忆录的张维迎教授，突然四处给人打电话，组织一个又一个肯定他对双轨制原创贡献的研讨会。

在张维迎关于双轨制的介绍中，莫干山会议上第三种观点完全从历史上消失了，调派代表田源也成了坚持计划价格目标模式的保守派典型，只有张维迎自己才是双轨制的唯一发明人和贡献者。对此，华生、高粱、张少杰三人十年前就曾写文章澄清过。如今物是人非，少杰已去世，何家成人生也成悲剧，当事人都不愿重提旧事。但同样作为从80年代改革走过来的人，相互交流谈到此事时，总觉得历史不应该这样任意涂抹。很多人认为，此事应当说清楚，这不仅关乎当事经济学家的品行问题，也是对历史负责，不要等到真有什么奖的时候，又窝里斗起来，让外人看了笑话。有人甚至说，如果大多数当事人都还在的时候，这样的大事情都说不清楚，我们以后还敢相信历史吗？恰好因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更多宝贵的历史资料浮现出来，于是我们认真整理了相关历史证据与材料，遂成此文。

一

莫干山会议上发生了什么？

张维迎曾说，“在莫干山会议上，价格改革问题是讨论最热烈争论最激烈的议题，一开始就形成‘调’、‘放’两派，田源是‘调’派的代表，我是‘放’派的代表。最终我的观点说服了大多数人，会议组织者以政府领导人‘容易听得进去’的方式将我的观点做了一些修正，向国务院提交了这次会议上提出的价格改革新思路，受到国务院领导的重视，‘双轨制’由此成为中国价格改革的官方政策”（见张维迎著《价格、市场与企业家》10——11页）。他这次在会上继续说，他带着早已写好的双轨制文章上山，在会上宣讲他以放为主的双轨制改革思路，放就是双轨制的放，因此根本没有所谓第三种双轨制观点。按张维迎的说法，他一个人带着已经完成的思想， “基本上是单枪匹马轮番应战”说服了会议的大多数人，成为莫干山会议进而引领中国改革的英雄。这是真的吗？

莫干山会议即首届中青年经济工作者会议最初是由媒体发起的，作为发起单位的媒体之一《中国青年》杂志，在会后写过一个专访，开篇就是“九月的莫干山，竹清泉秀。1984年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正在这里召开。围绕价格改革，会上旗分三色，势成鼎立 ”，然后详细介绍了作为第三种意见代表华生阐述的放调结合的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见《中国青年》1985年第4期 “到2000年我46岁”）。

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国务委员张劲夫的秘书孔丹后来在书中回忆这一段时表示，“现在听说大家在争什么双轨制最早的发明权，或叫首创权，以及怎么看价格改革，是彻底的一步到位，还是通过双轨制过渡，等等。我那个时候的脑子里头更注重的，是把这种研究理念和成果，通过劲夫同志的推动，能够和社会的实践结合起来”。因此，他认为不能夸大某一方面的作用。“莫干山会议在理论上的建树是一个方面，一些青年学者主张被吸呐。它还有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这批人才被重视了，分别在不同的岗位崭露头角，逐渐发挥了他们的作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成果”。他回忆当时他与四中老同学、时任总理秘书李湘鲁一道受命上山，“到了莫干山那天，我记得在山上，基本上是彻夜未眠，我们找了间屋子开‘神仙会’。在场的有王岐山、陈一咨、张钢、黄江南等人”。 “谈了以后，我说这样好不好，你们把这次会议的主要观点整理出一个东西，先给我一个材料，看了材料后，如果有可能我请劲夫同志和你们在杭州当面谈一谈，这样他们很快草拟了一个材料，我就拿着下山了，我在山上就呆了一天”（见《孔丹口述：难得本色任天然》164——165页）。

拿了什么材料呢？据李湘鲁回忆，“劲夫同志派他的秘书、我的老同学孔丹和我同去。我们上山时，会议小组讨论已经基本结束，进入总结阶段。孔丹和我选了几件比较重要的意见建议（论文），记得有周其仁的改革粮食统购统销和华生等人整理的关于会上价格改革的综合意见等，先到杭州向劲夫汇报。然后，我回到北京，报告了总理”（见李湘鲁：回忆给总理当秘书的日子）。

莫干山会议后，与华生共同提出放调结合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张少杰、高粱、蒋跃以及张维迎都去了国家体改委下属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该所的所长、也是80年代改革的风云人物陈一咨回忆，当年曾向国务院领导当面汇报会议情况，介绍“莫干山会议上关于价格改革的争论最激烈。第一种意见比较激进，认为价格必须全面放开，不放开不能形成市场机制，原则上对，但具体操作性不大，提出这种意见的青年学者了解西方经济学，但对中国实际情况了解不够；第二种意见过于稳健，认为当前只能做价格调整，调的比价比较合理后才能进行价格改革，问题在于主观的价格调整永远不可能调得‘合理’，调出一个价格机制来；第三种意见被会上多数人接受，以社科院研究生院的华生、张少杰、高粱为代表，认为能放开的价格必须逐步放开，以形成市场机制，放不开的价格则进行行政指令性调整，叫作放调结合，先放后调。这种办法可以逐步扩大市场份额，使指令性计划的原材料和产品比重逐步缩小，最后达到大部分产品价格由市场决定。问题可能出在有些人会利用两种价差搞投机，但不可能有完美方案，只要利大弊小就可以”（见《前哨月刊》2006年5月号）。

体改所副所长、也是莫干山会议纪要主起草人徐景安这样回忆，“当时田源是调派，维迎主要是与他辩论，阐述了‘放’的主张，他就成了‘放’派。华生综合了他们的见解，提出了‘改调结合’。我受了他们的启发，着重在如何‘放’的操作层面上提出了办法”（见徐景安：价格双轨制的由来真相——莫干山报告起草人答香港商报问，《香港商报》2012年1月30日）。

在莫干山会议上主持价格改革讨论的宏观综合组召集人马小冈的回忆则有很生动的细节，“我们综合组讨论价格议题的场面最为火爆，由于代表发言过于踊跃，我这个召集人不得不采取发言限时15分钟的规定，到点则以敲茶杯提示”。

“小组的研讨会上，华生、田源、张维迎等人在价格改革的核心问题上，争论异常激烈。其他组的代表闻声后，纷纷跑到我们组加入论战。在我们这间小会议室里，一时间竟然挤进近百人”。

“因为座椅不够，许多人便站在桌子上或听或辩。尽管我把茶杯几乎敲碎，仍然无法阻止激辩者之间的唇枪舌剑。那种热闹火爆的场景，犹如打擂台一般，各种观点你来我往轮番上阵，各派代表慷慨陈词，彻夜不眠”。

“后来，华生等人在莫干山上提出的价格双轨制议案，被纳入国家经济改革试点”（见马小冈：初心 走下莫干山，来源微信公众号，发表于2018年3月31日）。

莫干山会议价格辩论的主要当事人之一、调派代表田源这样回忆：“就在我做过价格改革汇报后不久，著名的‘莫干山会议’召开。张维迎、华生等朋友都参加了这次会议。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作了发言，分析了中国价格改革在经济改革中的中心地位，介绍了当时国务院领导在价格改革方面的忧虑与思考等高层内部信息，以及解决价格改革问题的几种不同的思路与战略选择。由于我当时的地位接近决策层，我的发言成了‘莫干山会议’中重要的信息来源与讨论背景。在夏日的晚上，讨论热火朝天，极其有创见。在我们几方激烈争论过程中，以华生为代表的一批年轻人，综合了各方意见，明确、系统地发表了实行‘双轨制 ’价格改革的意见和建议，此报告经过一位国务院领导送达最高领导，对于坚持和扩大双轨制作为实现价格改革的重要机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见田源：我们是摸石头的人，《经济观察报》2009年11月20日）。

实际上，参加莫干山会议宏观综合组讨论的还有两位著名的价格问题专家，一是曾长期在物价部门担任过领导工作，在莫干山会议之前就提出和研究过双重价格理论与政策问题、后来成为国务院副总理的马凯，以及后来担任国务院研究室宏观研究司司长的李晓西。李晓西曾于1987年发表过《从双轨制到市场化》的论文，对双轨制的利弊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建议，成为当时社会上很有代表性的意见。1999年他在点评自己这篇1980年代的论文时，对当年双轨制的产生作了一个说明：“‘价格双轨制’是1984年全国第一次中青年经济工作者理论研讨会即‘莫干山会议’提出来的。在此之前，价格管理中也有过类似规定，但形成很大影响并被推崇为经济改革的主要思路，则是自这次会议始。在‘莫干山会议’上，有三种价格改革方式的争论：一种主张价格以调为主，这是以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田源同志为代表；一种主张价格以放为主，这是以张维迎同志为代表；还有一种主张搞价格双轨制，这是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华生、何家成同志为代表。回过头来看，以调为主思路趋于保守，……。价格以放为主，……可能欲速不达，反导致改革失败。多数人认同价格双轨制的观点。……这种思路，后来也得到中央有关领导同志首肯。因此，价格双轨制成为价格改革的一项重大政策出台了”（见《二十年观察与思考：李晓西论文集》，1999年）。

另外，由于“莫干山会议”成为中国改革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2012年出版的《新中国经济学史纲（1949-2011）》（张卓元等著），发表了当年莫干山会议的亲历者、著名学者常修泽教授撰写的《1984年中青年经济学者讨论会——“莫干山会议”》（第14章），在学术界引起重视，被称为“史纲版1984年莫干山会议”。但由于《史纲》的字数限制，一些史料未能纳入。此后，作者根据自己亲历和保存的历史资料并参考相关文献，完成了《史料版1984年莫干山会议》。《学术研究》杂志刊登了这篇有史料价值的文献。其中这样记述，“三是关于价格改革的路径问题。这是会议讨论最深入、争论也最激烈的问题，形成三种意见：一是主张‘以调为主’（以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田源为代表）；二是主张‘以放为主’（以西北大学经济系研究生张维迎为代表）；三是主张‘调改结合’（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研究生华生、何家成等为代表）。在讨论基础上，会后，会议副秘书长徐景安以会议讨论的有关价格改革的思路（加上他自己的考虑）专门撰写了一份报告，题为“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指出“上述两种思路，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并不互相排斥和对立，在改革中可把‘调’与‘放’结合起来，能放的先放，能调的先调，互相促进、相辅而行”。

“实践表明，在调放结合、双轨推进的改革思路形成过程中，无论是‘以调为主’，还是‘以放为主’，还是‘调改结合’或‘放调结合’，都从不同方面、程度作出了贡献。从更大视野审视，中国价格双轨制改革的思路是莫干山会议诸多中青年学者共同讨论、集体智慧的结晶”。

如此等等。总之，在参加莫干山会议的所有正式代表中，还真没一个人出来说，是张维迎在莫干山会议上独自一人提出了双轨制，说服了大多数人。

因此，张维迎为什么要否认放调结合双轨制的第三种观点存在，撒这样一个明显改写历史的大谎呢？这实际上是参会的几乎所有人都感到无法理解的。也许只能是华生、高粱、张少杰三人十年前签名文章“令人遗憾的双轨制发明权之争”（见《21世纪经济报道》2008年10月13日）中所解释的逻辑：90年代中当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失败，双轨制从受指责批评变为开始受到较全面积极的评价，特别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克利兹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通版文章，盛赞双轨制是中国人找到的天才解决办法后，张维迎首次出来反驳“双轨制是莫干山会议集体智慧的结晶”的说法，称自己持有内部文稿证明，他是在莫干山会议之前“国内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学者”。随着张维迎名气上升、首创双轨制说法流行，加上张维迎又说他本人携此论文入选莫干山会议并在会上宣讲，由于任何人当然都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把他的思想和已经写好的文章抢走，合乎逻辑的就必须是他一个人用双轨制说服了会议的大多数人，变为会议成果并被中央采纳。这样放调结合的第三种观点就必须从历史上消失。

就像徐景安文中所说，张维迎这样为了提高自己的学术地位，追求利益最大化，有点失去理性。因为撒了第一个谎后，就要有一连串的谎话来圆场。张维迎多次说他以文章入选和宣讲于莫干山会议，实际上限于当时条件，入选文章多是抄写的手稿。因此莫干山会议按问题分组讨论攻关，根本没有人知道谁写了什么文章来参会。为了向媒体解释为什么他的观点得到会议大多数人的肯定，但会议却不派他去向张劲夫同志汇报时，张维迎先后给出了不同解释，大体是说徐景安本来前一天也通知他去的，后来又没叫他，可能是因为他说话冲，陕西口音重，年纪轻、人微言轻之类。其实张维迎说他的放就是双轨制的放，分步放，那就谈不上冲了。张维迎说他在大会上发言辩论受到大家热烈欢迎，怎么会去小会汇报又变得口音重不好懂？况且当时那些人都是在读硕士研究生，多数会前根本不为人所知，反而张维迎因之前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为向钱看正名》，引起全国热议，一上山就是知名人物。所以徐景安并不记得有叫他这回事，而徐景安本人也是被王岐山点将来的（据岁月丨柳红：莫干山会议30周年再记，莫干山会议的主要经费来自王岐山代表的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资助的一万元，各发起单位资助一千到二千元不等）。因此，让谁去向张劲夫这样国务院的领导汇报，完全由王岐山、朱嘉明、陈一咨等核心层与孔丹那里商定。孔丹在上述书中回忆说，“材料交给劲夫同志后，他看得很认真。之后，他说：这样吧，我召开一次座谈会，确定一批人吧。现在这个名单我不太记得起来，可能有楼继伟、徐景安、张钢、华生、黄江南等，但我记得马凯、岐山没参加”。（注：其实楼继伟并未来莫干山参会，据浙江省政府的刘佑成记录，参加人员为张纲、徐景安、田源、华生、周其仁、陈申申、沈水根、一位天津代表及刘佑成，因为莫干山会议的核心决策人员在北京本来就可以见到领导，故把机会都精心安排给了青年学者来汇报，以期年轻人的新思想能够给领导决策提供启发）。

其实，从上面领导秘书们和会议重要组织者参加者的回忆一看便知，张维迎放的观点未被大家接受，根本不会被派去参加汇报。莫干山会议结束不久，河南省成立省政府经济咨询团，以王岐山为团长，朱嘉明、李军、陈一咨为副团长，团里十几个人，几乎全是莫干山会议的人马，有马小冈、卞敏方、王小强、黄江南、卢健、卢迈、华生、张钢、周小川、周其仁、徐景安、曹远征等（见《河南日报》1984年12月4日头版），而还是没有张维迎。实际上张维迎在莫干山会上被冷落后，从此退出这方面的讨论，即便在80年代因价格双轨制改革在实践中出现诸多问题而争论白热化，华生等人受到普遍责难（仅《经济研究》上1989年就有两篇点名批评华生等人及双轨制的文章），张维迎从未对双轨制的争论表态过，没说自己和双轨制有任何关系，发表其会前写的价格改革文章也把双轨制价格改为双轨价格，更未对关于双轨制的媒体报道和所谓发明权提出过异议。

张维迎在回答记者关于是否会后留下来写会议纪要时，最初说法是“应该有我”。这次在研讨会上干脆直言他留下来参加了写纪要。但纪要中主报告之一“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为徐景安执笔，该报告有两个附件，附件1即价格改革的建议之一是田源执笔的以调为主思路，附件2即价格改革的建议之二是华生执笔，题为“以自觉的双轨制平稳完成价格改革”，在提法上为了淡化放，提了改、调、放、导（国家物资部门参与引导）。徐景安定稿时干脆连华生分报告的双轨制标题也去掉了（但文中有一处提到双轨制因他当时未看到而被保留）。在徐景安自己起草的主报告中更一字不提双轨制（从后来对双轨制的巨大批评压力和双轨制从未被写进任何正式文件来看，徐景安是很有智慧和有自己的独特贡献的，难怪王岐山点名要他来写纪要）。徐景安还为谨慎起见，把“调”摆在“放”前面，将价格改革的两条思路分别称为“调放结合，以调为主”，和“调放结合，先放后调”。这一点后来倒是国务院领导更开明更洒脱，既然肯定的就是先放后调、以放促调的第二种思路，批示中就直接改回了莫干山会上说的放调结合。因此，张维迎参与起草了哪个报告呢？

在2019年6月12日北大国发院召开的会议上，张维迎请来了当年莫干山会议重要发起人之一并参与接待和安排莫干山会议的东道主、原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佑成。据研究这段历史的柳红（朱嘉明夫人）说，刘佑成在封笔28年后终于“现身”，于去年纪念改革开放40年之际出现，写了一篇《莫干山会议始末》的文章，其中依据他保留的会议记录，介绍了很多细节，提到了好几十个人的名字，提到了价格改革三种观点，提到张维迎有一处，为“其间西北大学经济学研究生张维迎做了精彩发言，阐述价格对资源配置的作用、供求关系决定价格；价格改革应该以放为主”。

也许正是这篇权威回忆录和刘佑成再现引起了张维迎的关注。张维迎自己说2018年12月16日出差时约刘佑成谈了4个小时，并在2019年1月专门写了一篇《被遗忘的刘佑成》的万字长文，介绍刘佑成的坎坷经历与生活家庭，盛赞他这位陕西老乡，说“莫干山会议的成功举办，是一种机缘巧合，刘佑成功不可没”。“莫干山会议之所以能在浙江举办，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刘佑成以文会友的结果”。据张维迎的文章，人们知道刘佑成上世纪90年代初下海在俄罗斯及国内经商，因而早已离开这个圈子。时隔一年，刘佑成这次来参会，发言题目是“张维迎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对中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贡献”。说“我知道张维迎是因为他在宏观组研讨中对价格管理体制改革的精彩发言轰动了整个莫干山会议”。 “我理解，宏观组讨论的三种意见，实际上只是两种意见，调和放”。“放的思路是新思想，是真正改革的思路。所以，张维迎的观点当时在莫干山会议上被称为关于价格管理体制改革的新思路”，说张维迎虽然因陕西口音重没去向张劲夫汇报，徐景安还是介绍了张维迎的价格改革新思路，得到当时国务院领导的肯定批示。 “从那时至今三十五年中国改革发展实践，基本是按照张维迎教授当年提出的市场经济逻辑和体制转换路径展开的，最终基本实现了渐进式市场化改革。张维迎双轨制价格改革的理论贡献居功至伟”。“张维迎双轨制价格改革思想，不是即兴产生的对现实经济问题的一种对策，而是他的一个完整理论体系在一个大国改革发展中的自觉运用”。乃至“中央决定中的这些话基本是张维迎教授之前提出的思想，只是官方文件表述更为谨慎”。（见张维迎经济学原理微信公众号）。

当然，张维迎绝非首次给回忆莫干山会议的人做工作。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教授十多年前因研究改革史包括莫干山会议一段，被张维迎多次缠住给他介绍“真实情况”，要张军改写历史，但被张军拒绝。张军只是在文章末尾客观指出，张维迎对双轨制发明权问题提出了挑战。

张维迎对徐景安做工作更具有戏剧性。张维迎先是在2007年9月24日给徐景安去函，先说“能遇到你这样的领导三生有幸”，然后做工作说，“现在以讹传讹的事情很多，更有人贼喊捉贼。你本来是最有发言权的，但好像你自己记得也不清楚，我现在把手头保留的《专家建议(三)》扫描给你，白纸黑字，我不知道谁还能比我文章更早更清楚地论述双轨制改革的文章”，“我希望你能帮助还历史一个本来面目”。但是徐景安不同意张维迎夸大自己、贬低别人、抹去华生等人第三种观点的存在，认为“维迎把‘双轨制价格’的功劳归于他一人，这是挑起争论的起因”（见《香港商报》同上）。张维迎在《价格、市场与企业家》一书中，将徐景安的作用贬低为张维迎个人观点的写手，只是“以政府领导人容易听进去的方式对我的观点作了一点修正，向国务院提交了这次会议上提出的价格改革新思路”，这种说法确实欺人太甚。后来徐景安气得要公布张维迎给他写的全部文字，张维迎以这是他的知识产权为由，坚决反对徐景安公开。徐景安不得已才先后接受媒体采访，并在《领导者》杂志上发表长篇文章，劝诫张维迎， “做人和做学问，第一还是做人，共勉之”。对于这些做工作无效的人，张维迎的研讨会，当然就不再请。

最近一位被“做工作”的莫干山会议重要参加者是王晓鲁。王晓鲁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写了一本书。前一阵原体改老人聚会，据知情人说张维迎劈头盖脸给王晓鲁来了一顿，说王晓鲁的书把莫干山和双轨制历史写错了，逼着王晓鲁修改。性格温和的王晓鲁只好当众说，你把你说的新材料和扫描文章给我，如果确实，我下次再版时修改。鉴于王晓鲁有改变意思，2019年6月12日的北大国发院会议又请了王晓鲁。王晓鲁在会上还道了歉，说以前不清楚张维迎这篇更早的文章，所以在书中“用了一个简单但错误的概念，即双轨制改革是由‘莫干山会议上提出来的’”。现在读了张维迎首次在网上公开的扫描件，承认他的贡献早于莫干山会议。身为莫干山会议审稿人，只是未在宏观组参加辩论的王晓鲁都被张维迎的这篇文章逆转，承认过去认为具有历史意义的莫干山会议提出双轨制是个“错误的概念”，可见张维迎拿出来的这篇文稿的威力不小。

那么，既然有这么一篇不言自明的文章，张维迎当年在会上把自己带的文章拿出来，不就可以当场让华生等人的第三种观点乖乖闭嘴、灰溜溜下台吗？为什么当时不拿，时隔多年后再去违反事实地编造他的双轨制改革思想在莫干山上说服了大多数人，须知这样的谎言是很蠢很容易被揭穿的呀？有人分析，这是因为现在张维迎公布的扫描件标为原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下属能源组编的内部资料，据张维迎说是他90年代初在茅于轼家中发现的一个油印的孤本。由于这不是中心的文件或正式内部资料，现已在相关档案中查找不到。而张维迎自己称携文参会，莫干山上的价格改革建议又被中央采纳，如果不是张维迎的思想在会上说服了大多数人，那么，这篇没什么人见过的文稿是否能称为学术发表，本来就存在很大的疑问，如果在这么重要的会上又没有影响，对中央决策也没产生作用，那就实在没有什么价值了。所以张维迎编造自己“单枪匹马轮番应战”说服了大多数人、主导了莫干山会议的谎言，虽然是铤而走险，但也是要确立自己在双轨制问题上无可争议的权威和学术地位的无奈选择。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篇密封了35年首次在网上公布的扫描件究竟有什么内容，说的真是莫干山会议上提出的双轨制，还是似是而非，需要假以岁月才能拿出来以假乱真的赝品？（待续）

作者简介

张学军：孙冶方经济学奖获得者。1980年代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发展研究室主任，国务院经济调节办公室处长，为1985年《中国：进一步改革的问题和思路》报告的作者之一。报告首次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整体改革应当走全面双轨制转型道路，并提出微观经济基础的重新构造，建议创设全国的国有资产管理系统。报告受到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推动了1988年我国第一个国有资产管理局的成立。

边勇壮：两次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1980年代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物资经济研究所价格研究室副主任、物资经济研究室主任，同时也是《中国：进一步改革的问题和思路》报告的作者之一。

价格双轨制发明权之争｜诺贝尔经济学奖传言引发的躁动（下）——张维迎凭空编造了一个谎言

编者按：本文接前文《诺贝尔经济学奖传言引发的躁动（上）——双轨制发明权之争的历史考证》（http://www.chinatimes.net.cn/article/87911.html 《华夏时报》 2019-6-28）

文 / 张学军、边勇壮

二、张维迎的内部文章究竟说了什么？

其实，张维迎的这篇“以价格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文章是他硕士论文的主要部分，本来他在莫干山会议后也早在多处摘要发表，并将其中唯一一处提到的“双轨制价格”一词改为“双轨价格”，以示与莫干山会议后流行的双轨制相区别，因此从未引起人们的关注。上世纪90年代中开始，张维迎突然声称他第一次系统提出双轨制价格改革思想，并有珍贵的内部原件，但从来秘不示人。2007年，张维迎要徐景安承认他的双轨制创始人地位，徐景安不认可。张维迎说徐景安作为关键的当事人对很多事情记不清楚了，为了帮助徐景安恢复记忆，张维迎才将扫描件传给了徐景安。

徐景安作为主报告起草人，对文字非常敏感，仔细比较了张维迎的文稿与他会后发表的文章的区别，在双方见面时，徐景安一语点破说:“维迎， 究竟是我的主报告抄你的，还是你抄了我的？”这使他怒不可遏，“在我们一次见面时，他竟然激动地扬言要动手！”（见《香港商报》，同上）不过，尽管徐景安后来认为“张维迎的要害，是贪功己有，学术造假”，还是不妨碍张维迎在这几天刚发表的文章中称，“徐景安曾在一篇文章中说道，我提出的‘放’的思路是革命性的，他点到了要害！”（见《经济观察报》2019年7月1日）

在张维迎原稿的万字长文中，重点批判调价的问题和缺陷，集中讨论“放”的必要性。35年后的今天，粗看起来，其中讨论保持计划内牌价不动、计划外价格可以放开这几百字的论述部分，与后来推行的双轨制价格改革，是有相像之处。

那么，张维迎的原稿与莫干山会议的成果及中央采纳的政策究竟有什么基本不同呢？对照一下，至少有三大区别：

第一，是张维迎的“放就是双轨制”，还是莫干山会议的“调放结合”才是真双轨制？

莫干山会议提出的是“放调结合”或徐景安在会议纪要中用的“调放结合”。所谓双轨制是放调结合、两条腿走路的动态双轨，而不是建议去搞领导们从来极为敏感的双轨价格。莫干山提出的放调结合，放和调都是手段，同等重要。调既不是张维迎文稿中可有可无的“或”，也不是张维迎说的调与放是市场价格还是计划价格目标模式的“真正分歧”。

如高粱回忆，莫干山会议宏观组讨论价格改革的第一天他曾去听会，一个来自国家计委的参会青年代表表示，价格改革的思路不能越出国家计划经济为主的框架，结果马上引起大家一片嗤笑而说不下去了。可见参会的中青年学者在改革目标模式上并无大的分歧，大家讨论的焦点就是过渡方式，而双轨制本来也是过渡方式而非目标模式。

现在张维迎说“双轨制的核心是放，逐步地放”、“直到放完为止”，这说明他到今天也没明白莫干山提出的放调结合的双轨制本质是什么。那就是在计划经济还占主导的情况下，人们的认识差异和各方阻力都很大的时候，怎样寻求既市场化导向，同时政府可控、各方面都能接受承受的稳妥过渡方式。就是一个放、放完为止的主张，听起来爽快，但即便是今天也很难被政府听进去和简单采纳。

在35年之前，那也自然更会被认为是一种幼稚冒进的主张而被边缘化。张维迎现在强调，“放就是双轨制”，“调放结合不是双轨制”（见《经济观察报》2019年7月1日）。这恰恰反映了张维迎个人与莫干山会议主流意见一直以来的根本分歧。其实，重要的不在于张维迎今天自己怎么定义和把水搅浑，而在于莫干山会议达成的共识和报告上写的不是他所说的放直到放完为止，而是调放结合。中央采纳的更不是他的放和放完为止的所谓双轨制。张劲夫同志批示“很有价值”的是莫干山会议提出的“调放结合”两种思路。国务院领导的批示仍然是“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很开脑筋。”

1985年4月12日，国家物价局长成致平上《新闻联播》发布关于价格改革长篇电视讲话，宣布“1985年价格改革的基本方针是：放调结合，小步前进。就是放活价格与调整价格相结合，走小步子，稳步前进”。至此，莫干山会议提出的放调结合平稳过渡的思路被完全采纳。生产资料放调结合过程中计划内外两种价格合法的普遍化，后来才被通俗认为是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的正式实施。但应当指出，中央采纳的价格改革方针，就是放调结合，本身并没有双轨制的提法。生产资料价格的放调结合改革推出后，消费品物价出现了一定的波动。1985年7月11日，小平在听取汇报经济情况时表示，“十二届三中全会以来九个月的实践证明，物价改革是对的。”“如果用五年时间理顺物价关系，就是了不起的事。”

现在张维迎反复强调，没有放就没有双轨制。这一点其实从来无人反对，因为从改革开放伊始国家已经几乎每年都在逐渐放开一些重要产品的流通及价格，“放”本身并没什么首创。真正首创的是莫干山会议提出又被中央采纳的“放调结合”。如果调放结合不是双轨制，那张维迎“放就是双轨制价格”的文章无论写在什么时候，与中国改革有什么关系？张维迎之所以冒这么大险，凭空编造一个“说服了莫干山会议上的大多数人”的谎言，这样做还不是要证明他文章的思想指导了中国价格改革吗？

实际上，无论称调放结合还是放调结合，缺了哪一轨都不成其为双轨。从理论上说，这是因为在计划统配物资占据大多数的时候，放出少量物资的所谓市场价，实际上不可能是真正供求平衡的市场价，而只能是扭曲的边际高价。这个边际价格既难合理，也让当时的经济格局所无法承受。这个价格的作用只是可以为计划价格的调整提供某种动力和参照。只有随着放调结合的不断推进，经过几个调放周期，计划牌价不断上升，市价逐步回落，这时的价格才能向真正供求平衡的市场价归一。这一点已经被当时论述放调结合双轨制道路的文章所阐述。

价格改革的历史发展也正是这样：在1985年之前，国家以调价为主。从1978年改革开放起步，国家除了对农产品和工业消费品几乎每年都不断调整价格以外，对工业生产资料价格也在不断调整。从1979年4月调整统配煤炭的价格开始，国家陆续对国内成品油、电价、生铁、焦炭、钢铁产品等分步进行价格调整。但这阶段一方面调的力度受到各种因素掣肘，另一方面放开的步子也比较小。从1985年初中央明确了实施放调结合的价格改革方针起，放的步伐迅速加快，调的配合则相对落后，结果市场中混乱和腐败现象急剧增加，导致各方面对价格双轨制改革批评压力极大。这也是导致突然决定强行价格闯关的重要原因。但更大规模放开价格的决策催生了普遍的通货膨胀预期，刺激了全国性的抢购潮，最终导致闯关失败、改革受挫、社会情绪逆转。

但正是由于1990年代初国家利用市场疲软，几次大幅度调高了生产资料计划价格，使牌价、市价接近。到1992年小平南巡，价格再放开，就无震动地完成了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价格改革并轨，似乎一下子就解决了过去人们认为风险极高的改革。因此回顾历史、总结起来看，放调结合的改革思路之所以为中央采纳，并能在改革开放早期复杂多变的情况下成功地完成价格改革，就是因为它符合了国情，既能发挥市场的基础作用，又能发挥政府的调节引导和促进作用，这才是莫干山会议放调结合双轨制的精髓，也是中国改革的真正特色，而这恰恰是张维迎至今既不理解也不赞同的。

第二，生产资料价格改革是采取张维迎原稿中主张的“先调后放”，还是莫干山会议主张的“先放后调”？

2019年6月12日，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主持，北大国发院再次出面召开“双轨制与渐进式改革暨张维迎双轨制价格改革论文发表35周年研讨会”。张维迎这次在自己研讨会上反复强调:“我也不是绝对反对‘调’。事实上，对那些牌市价相差很大的产品，如何解决计划内产品的价格，我的主张就是‘先调后放’。这在原文中写得很清楚（原文第14页）”（见《经济观察报》2019年7月1日）

张维迎的这个话今天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放回到35年前的莫干山会议和当年的特定改革环境中，就正好错了。须知当年价格改革中央要解决的硬骨头和攻坚战，不是张维迎在文稿中谈的消费品与一般工业品，而是生产资料。所谓那些“牌市价相差很大的产品”，恰恰就是生产资料。

故而在莫干山之后，1985年1月国家放开的就是计划外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在1980年代更通行的说法就是叫“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因此，徐景安执笔的主报告开头就直接论述，对解决能源、原材料等短线工业品的价格有两个思路，即“先调后放与先放后调”。田源、华生写的两个附件，也都一致分析，要从牌市价差距大的生产资料价格上寻求突破，所谓“价格改革不宜全面出击，而应加以分解，各个击破”。当前制约经济的关键是工业品出厂价，特别是生产资料价格，人们的认识在这一点上已经统一（见莫干山会议纪要，价格改革建议之二）。

由于田源从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带来了中央认为吸取苏联东欧改革的经验教训，因此他判断：当前是中国价格改革黄金时期，而且他介绍的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反复测算的方案也主要在生产资料价格调整的影响方面，因为当时生产资料牌市价格不仅差价极大，往往达到数倍，而且投入产出链长，任何调整都会引起连锁反应，相关利益调整难度大，市场风险高，财政负担重，从而使中央上层难以下决心。

因此由于田源的介绍和引导，宏观组的讨论一下子就高度集中于生产资料价格改革如何启动上（可见张维迎贬低田源的作用，他用所谓田源的错误观点来反衬和抬高自己是非常不客观、不公正的。人们须知：正确地提出和研究问题，就是解决问题的一半）。按张维迎文稿与他今天仍然强调的思路，对生产资料这样牌市价差价很大的产品，要“先调后放”。但这样一来，他就和田源先调的主张完全相同，把自己的文章拿出来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所以在莫干山会上田源先调为主的意见一开始就居高临下、占了上风的情况下，张维迎当然就根本不提他有什么文章，更避讳他文章中也主张对差价大的产品价格先调后放的观点。这样不仅压根不提调了，而且大批特批调价，变成彻头彻尾的放派。这才是为什么张维迎当时不在会上当场拿出不绝对排斥调的双轨制文章、让第三种观点的辩论对手闭嘴下台的真正原因。

35年之后，张维迎抹去当年实质是讨论生产资料双轨制价格改革的背景，抹去他当年在会上看到了自己文稿中主张的错误，为避免与调派相同的先调而不提他的文章，现在又利用时间久远，人们已记忆模糊，回过来再援引他文稿中对差价大产品的先调，说他也不排斥调，以便与莫干山会议的放调结合鱼目混珠，这真不是一个学者应有的诚实态度。

由此可见，张维迎文稿中唯一肯定调的地方是错的，而他在会上对放的论述，虽然对莫干山会议的思路碰撞与辩论有相当贡献，但作为一种独立的思路，则根本不被会议所接受。所以，张维迎35年后首次网上公开的文章扫描件，不是证明了他价格改革思路早于莫干山会议或其提出内容高于莫干山会议解决生产资料价格改革的集体智慧，而是显露出了他早期认识的混乱和误区。

第三，中央选择的“自觉的价格改革道路”，是张维迎文稿中的主张，还是莫干山会议的建议？

张维迎在他文章的研讨会上说，“我的贡献在两点：第一，明确把市场价格制度作为改革的目标模式；第二，把自发产生的双轨制价格从理论上提升为自觉的价格改革道路。”他说：“这实际上就是‘哈耶克说的演化主义之路’。”其实，邓小平同志早在1979年会见外宾时就明确提出了中国可以搞“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当然就包括市场价格。从那时起，中国经济学界讨论市场价格和政府放开部分计划外产品搞市场价格，就都有许多讨论。如早在1981年6月何建章、张卓元就在《财贸经济》杂志上发表《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选择与价格管理体制的改革》一文，提出“在价格管理上实行统一价格、浮动价格和自由议价”。

至于中国双轨制价格的产生，并不是什么自发秩序的演化，而是国家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导向的改革开放的政策结果。中国生产资料的价格双轨制更非张维迎所说的“自发产生”，而是国家的发展与改革政策的产物。不仅中国的农副产品从来不同程度地被允许在农村集市贸易市场上自由定价交易。工业品则从1970年代乡镇企业（最初叫社队企业）的兴起也普遍出现计划外市场价格（张维迎说乡镇企业的发展得益于1980年代后期实行的双轨制，是时空和因果颠倒）。

此外，国务院于1979年7月下发《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其中首次允许国有企业对自己生产的部分产品享有自销权。这开创了工业品流通的双轨制的局面。国家批准的计划外的生产资料按市场价格放开销售则不晚于1981年。那一年经过国家多部门研究论证、中央领导拍板后，国务院就批准石油部在完成1亿吨产量包干政策外，超产部分可放开按国际市场油价在国内销售，开创了真正的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的先河。

1983年，国家进一步允许部分石油产品“以出顶进”，放开部分成品油定价，允许以与国际接轨的市场价在国内销售。1984年5月，在国务院扩大企业自主权的相关决定中，又允许工业企业超计划的产品统统可以加价20%销售。所以，在1984年之前的好几年中，相关政府机关物价部门和政府附属的研究机构，对在经济改革过程中计划外产品的价格如何改和放，各种改和放的办法可能引起的问题，已有很多研究、讨论。

这其中就包括长期担任物价部门领导工作的马凯研究过的双渠价格等。如果也像张维迎这样以内部参考资料来证明双轨制价格改革的发明权，那么把这些关于放开超产价格的改革措施的相关讨论论证和内部文件拿出来，可以申请发明权的各种内部资料就多了。这也是为什么孔丹说: “不要片面夸大青年学者作用，这其实是国家上下各方面多年的努力，是改革走到这一步的大势所趋。”

张维迎提出的以“放”来推行价格改革的思路，在会前未引起什么关注，在莫干山会上又不被大家认同。会议大多数人形成共识的是放调结合，两条腿走路，双轨制推进，具体体现在生产资料价格改革问题上，就是先放后调、以放促调，这样循环往复通过五六年时间和几个调放周期，最终完成价格改革的思路。这种把放和调结合起来自觉地作为价格改革的主要道路，确实是莫干山会议的首创，充分体现了莫干山会议通过精心筹备设计，有引导地组织中青年学人聚焦讨论、辩论、集思广益的集体智慧结晶。正是这个放调结合、双轨推进价格改革的思路，为中央领导的思考决策提供了启发，坚定了决心，即中国的价格改革可以不走国际上公认的一揽子闯关的高风险道路，而可以走一个有自己实践初步验证、风险可控和政府能够调节操作的渐进过渡道路。

因此，令人不解的是，张维迎几十年后拿出的这篇在莫干山会议之前写成的内部文章，在绝大部分当事人还健在，自己也曾认同经济学界数百人民主投票结果、当众领完奖近十年之后，突然出来大张旗鼓地高调翻案，杜撰一个自己的思想主导了莫干山会议、进而变为中央决策的历史，甚至在35年后用一个内部参考资料来偷换放调结合的双轨制内涵，贬低那个时代包括莫干山会议的集体贡献，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其实既无作用也极不明智，令人匪夷所思。

三、价格双轨制如何发展为中国整体改革的双轨渐进道路

放调结合的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按会议纪要“价格改革建议之二”的分析， “预计通过五六年时间（物价总水平上升30%–40%）可以同时平稳地完成价格的调整和改革”。结果由于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的波动调整，从1985年到1993年前后花了8年时间大体完成。应当说这对于40年改革开放的整体历程来说，也只是其中一个章节。

张维迎参加了莫干山会议，也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和贡献，即便在授予价格双轨制的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中，他的名字按大家民主投票的结果排到了后面，本来也没有多大关系，只要他后来继续沿着这个思路将价格双轨制进一步推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整体转型，并进而深入去研究在如所有制、土地制度、金融市场等一些主要领域如何继续推进双轨制改革，就可以取得更多的成果。

1980年代末张维迎去英国牛津大学深造，如能把中国双轨制的理论和实践探索进一步学术化，在国际领先的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介绍中国的双轨制，特别是1990年代初回国后再利用他长期在北京大学这个学术殿堂的独特优势条件，将双轨制转型变迁理论化、模型化、系统化，那么他今天成为蜚声国际的中国双轨制大家，也是顺理成章。甚至因此引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关注，也并非绝无可能。

这就如产权理论的最初几篇开拓性的重要文章，都是格罗斯曼打头、哈特在后完成的。但后来格罗斯曼离开学术界后，哈特在这方面继续研究推进，形成了更为完整的产权理论体系，后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就只授予了哈特。因此，所谓诺贝尔奖只授予原创者的说法，并不全面准确。

然而，张维迎的选择恰恰相反。本来莫干山会议上中青年人的建议被中央采纳，成为中国改革的实践，而且按张维迎的说法是他的思想主导了这一切。那么经过莫干山会议这场大辩论，张维迎当然应当更加意气风发，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他的双轨制思想，再发表一大批更成熟的论著，这样他也就用不着在很多年后拼命在他早期的一篇存在明显矛盾和缺陷的不成熟文稿上无限拔高放大。

实际情况却是，张维迎在莫干山会议没有接受他放的思路之后，就把他自己今天这么高估看重的价格双轨制抛到一边，在这个题目上从此再无新研究和新文章。对价格双轨制在实践中出现的种种市场混乱和腐败问题，张维迎像局外人一样，既不回答解释，也不提供解决办法和建议。面对后来一段时间社会上潮水般的批评责难，更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面对别人被围攻，自己躲得像没事人一样。对双轨渐进的改革如何从价格领域推向整体改革，更是毫无兴趣。

而且从1990年代开始，还沿着“放”、“放完为止”的单轨化思维越走越远。应当说，作为一种学术信仰和观点，人们可以尊重张维迎教授自己的选择。但是说张维迎这几十年来一脉相承的、在西方国家都不可行的极端“放”派思想就是中国改革走过的道路，这就太不真实了。

应当指出，坚持改革开放和诚实学习的态度，同时立足于国情，努力探索中国改革开放道路的学者们，才是真正为数众多的中国经济学家的主体。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者们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为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推进做出了自己力所能及的努力。

如莫干山会议的成果并不是仅仅由于后来被国务院采纳而出名的价格双轨制，而是包括农村改革发展、对外开放、股份制改革探索，乃至金融市场如何建立发展等多方面的重要成果，也包括一大批各方面人才。莫干山会议刚结束， 1985年初，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生院的三位研究生郭树清、刘吉瑞、邱树芳受到莫干山会议成功的鼓舞、激励，还联名上书，提出“全面改革亟须总体规划”的建议。国务院领导随后做了“制定改革总体规划有益无害”的批示。

1986年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研讨小组办公室成立，形成了以吴敬琏、周小川、郭树清、楼继伟等为代表的团队，进一步提出了一个价格、税收、财政等方面政策联动的总体实施方案。他们的持续研究和整体改革思路对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之后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各个领域的全面推进产生了积极影响。

这一年发生的另一件在中国经济改革史上有影响的大事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和世界银行在1985年9月2日至7日联合举办的“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史称“巴山轮”会议。《经济研究》杂志在同年第12期发表了刘国光、张卓元主持，戴园晨等初稿执笔的文章《经济体制改革与宏观经济管理——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评述》。

文章中指出，尽管包括与会的国际专家依据苏联东欧国家改革的经验，比较推崇“一揽子”改革方式，但“经过几年的讨论和实践，从中国地广人众、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发展又极不平衡等基本国情出发，大家达到了比较一致的认识，这就是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应该走‘渐进式’加‘小配套’的道路，即整个改革的进程是渐进的、分阶段的，而每个阶段的改革则要在相互联系的方面配套进行”。“在改革采取逐步推进方式的情况下，双重体制在一个时期内并存的局面不可避免”。“如何正确对待双重体制，在运用双重体制减轻改革前进中的震荡时，避免和减轻双重体制的弊端，是摆在中国经济学界面前的重大课题”。可见，当时中国的顶尖经济学家们已经不是简单地全盘照收国际上权威专家们的意见，其对中国改革的基本规律和长期性复杂性的认识，已经达到相当的深度。

1985年的另外一个重要报告，涉及到被张维迎从莫干山会议上一笔抹去而不存在的华生等人。莫干山会议结束后不久，华生、何家成又与张学军、罗小朋、边勇壮合作了一份《中国：进一步改革的问题和思路》的报告（后分两期发表在《经济研究》上）。报告指出，尽管中国走上的双轨制渐进道路，受到国内外很多人所谓“人不能分两次跳过一条河”的批评质疑，但是这条道路符合国情，“对于一个实现经济起飞的发展中国家绝对必要”。“双轨制的普遍意义不限于生产资料的价格改革”。“价格放开不等于市场形成”。政府对市场组织包括启动“金融改革和外汇市场的双轨制改革肯定也是大势所趋”。今后“国家的指导意图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它与大企业、大企业集团的协调来实现。由此推知，双轨制的消亡不仅有赖于价格体系的合理化，而且有赖于能够完全取代国家调拨系统的市场联系（包括大企业、企业集团之内的稳定通道和期货市场的形成）”。“双轨制的理论意义在于，它表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由于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不会在自由竞争的一般均衡中找到归宿。而多半可能在非均衡的稳定系统中实现”。“双轨制提供了这种形式，这就是它的历史贡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双轨制是我国找到的风险较小、兼容性很大的特殊转换形式，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伟大创造”。应当说，这个报告对中国走上双轨制过渡独特道路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提供了初步的理论说明。

果然，这份报告1985年经国家体改部门内部刊登后，引起了国务院领导们的高度关注。1986年4月，华生在火车专列会议上向国务院领导们与随行部长们做了两次汇报。第一次汇报重点在整体改革如何全面双轨推进上。第二次汇报经济运行体制转换必须重新构造微观基础，除“推动多种所有制成份的混合发展，实现所有制的多元化”以外，需要对国有经济大力改革，否则国有经济内部缺乏活力，则化公为私难阻， “必然造成收入悬殊和人心动荡”，最后使改革陷入困境。国有经济改革不是全盘私有化，而是“围绕着资产这个核心，重新构造微观经济活动的细胞——企业”。

报告建议撤销政府分行业管企业的各部、委、办、局，设立“国有资产管理总局”和各级国资管理部门， “资产的安全性和收益率是资产管理系统唯一的准则”。资管部门应竞聘企业家和经理人， “在经济活动领域的人事任免制度上进行一场不动声色的革命”。文中的许多具体设计，今天看起来不免粗陋幼稚，许多至今也没做到，但它确实为后来国资系统的创立和国有经济的改革绘制了一张没有先例的蓝图。

199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的大潮席卷了中国。中国的经济学家队伍也出现了分化，其中相当大的一个部分向实际经济部门特别是金融机构转移。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各种利益集团的出现，从事理论、政策和学术研究的经济学家们在学术上乃至社会政治取向上的分野也日益明显。就如本文作者与华生、罗小朋合作的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文章中所说，随着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之间发展落差的缩小，中国越来越被视为别人的竞争对手，中国下一步发展的国际空间会受到挤压。中国今后面临着从以双轨推进的经济改革引领整体改革，转向以双轨制推进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引领整体改革的后两个阶段。这是“中国人下一个30年面临的真正挑战”。

但是应当说，尽管挑战越来越多元化了，经济学家们在国家经济政策乃至更多领域的研究中，仍然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和有广泛的影响。特别令人高兴的是，越来越多的从西方接受训练的新生代经济学人学成归国，大大加速了中国经济学家队伍的结构和知识更新。大批学有所成的归国学子，陆续担任了各主要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和经济研究机构的领导职务。其中，如钱颖一和田国强等人在著名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担任院长，长期从事经济学教育的现代化工作，大力招聘海外经济学人才，引入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教学规范以及人才培养机制，为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带来了新气象，缩短了我国经济学研究与国际一流水平的差距。

但是尽管如此，以我们在国内外受到的经济学训练和了解来看，我们觉得，包括中国的双轨制在内的各种理论与政策应用，以及一些已经可以在西方顶级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其理论化视野和学术化的水平，还有待增进。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总体水平，应当说，离国际前沿还是有相当距离。中国经济学研究的真正繁荣，还需要长期艰苦扎实的努力。当然，中国经济学研究并不需要以获得国际上的什么奖为目的。中国经济40年的腾飞已经令世界瞩目与震惊，只要能推动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只要能在经济学理论上做出自己的探索和贡献，中国人也不必妄自菲薄。中国的古话说， “有心栽花花不活，无意插柳柳成荫”。相信经过中国经济学界的集体努力，中国经济学家能够获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那一天，应当不会很远。

最后应当指出，本文对张维迎教授对双轨制发明权的争夺及莫干山会议上所起作用的批评澄清，并不是要否定他的全部观点和研究贡献。前面指出，张维迎教授在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上也有自己的重要贡献。这些年来张维迎教授的许多入木三分的观点评论和执着的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的理念，无论别人是否都能同意，也有着自己独立的社会价值和理当得到保护的说话权利。古今中外都确有若干名人，其启发他人的言论和智慧，也与他们自己在实际生活当中的行为相去甚远。这种情况当然难免令人惋惜遗憾。我们衷心的希望，张维迎教授能从这个他自己无端制造的虚妄之举中吸取经验教训，从而今后能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和现代化转型，继续做出自己的努力和贡献。

作者简介

张学军：孙冶方经济学奖获得者。1980年代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发展研究室主任，国务院经济调节办公室处长，为1985年《中国：进一步改革的问题和思路》报告的作者之一。报告首次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整体改革应当走全面双轨制转型道路，并提出微观经济基础的重新构造，建议创设全国的国有资产管理系统。报告受到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推动了1988年我国第一个国有资产管理局的成立。

边勇壮：两次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1980年代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物资经济研究所价格研究室副主任、物资经济研究室主任，同时也是《中国：进一步改革的问题和思路》报告的作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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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iyong

为了保全中国经济学界的尊严，我再次请求编辑放行我的留言。至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波兰经济学家兰格对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以价格双轨制为手段引入市场化的定价机制作出了开创性而且十分完善的科学研究。我们怎么可以说张维迎的价格双轨制建议有资格获诺奖呢?兰格当年的研究影响很大，国内为什么少有人研究?令人困惑!

用文献和逻辑穿透莫干山“罗生门” 诺贝尔经济学奖？想多了！

用文献和逻辑穿透莫干山“罗生门”
诺贝尔经济学奖？想多了！
本文作者：邓新华
本文首发于经济学家圈

最近，人文经济学会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分别举办了张维迎价格双轨制论文发表35周年研讨会，这两个正常的学术活动引发了张学军、边勇壮写作《诺贝尔经济学奖传言引发的躁动——双轨制发明权之争的历史考证》。张学军、边勇壮认为，价格双轨制理论首创权并不归属于张维迎，而是归属于莫干山会议的多位参与者——华生、何家成、蒋跃、高粱、张少杰等。

这事跟诺贝尔经济学奖有什么关系呢？早在十年前，华生、高粱、张少杰（已因病去世）等人署名发表《令人遗憾的双轨制发明权之争》，争夺价格双轨制“发明权”，文中就已提到美国经济学家、诺奖得主斯蒂格里茨说价格双轨制有可能得诺奖。经济学者张曙光的《中国经济学风云史》（第468页）里提到，《令人遗憾的双轨制发明权之争》这篇文章，病重中的张少杰并没有看，华生就发表了。张少杰对人说：“华生曾对我说，如果中国人能够得诺奖，那就是提出了双轨制，这件事我就像吃了一个苍蝇，挺对不住哥们的（指张维迎）。”
得诺奖？想多了。价格双轨制理论确实是重大的理论成果，但是，它基本没可能得诺奖。

我也从来没有看到或听到张维迎把双轨制与诺奖联系起来的文字或谈话。他大概有自知之明。

1970、1980、1990年代的经济学诺奖，确实群星璀璨，得主有哈耶克、弗里德曼、科斯等。那时候的诺奖奖励原创思想，可是近些年的诺奖呢，基本是重术而不重道（奥斯特罗姆、威廉姆森可能是唯一的例外），思想创新上乏善可陈。价格双轨制理论属于道，得不了诺奖的。

抛开诺奖不谈，价格双轨制理论首创权归谁、莫干山会议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倒也的确是值得考证的有趣话题。

然而，张学军、边勇壮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传言引发的躁动——双轨制发明权之争的历史考证》，虽然题目中有“历史考证”这个词，但却完全没有遵循历史考证的基本原则，不是根据文献，而是根据“记忆”，并且完全偏向华生一方的记忆。

既然是历史考证，就应该重文献、讲逻辑。下面，我来用文献、逻辑，重新考证一番。

关于价格双轨制首创权争论的“罗生门”，当事人中，华生、高粱、徐景安等人为一方，张维迎为一方，加上张学军、边勇壮的“考证”，有好几万字，显然没多少人愿意仔细看完。我也不打算全面回顾各方争论，只说一些重点吧。

先看看双方没有争议的地方是什么。

首先，价格双轨制在实践中早已出现，是改革实践者的发明，这一点双方都没有争议，争议的是谁先提出价格双轨制理论。（注①）

其次，张维迎1984年4月21日写成的《以价格体制的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一文（最初刊印于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能源组 “内部资料”《专家建议》（三）（1984年6月出），明确提出“实行双轨制价格”并进行了全面论述。随后张维迎把该文投递给“中青年经济理论工作者学术讨论会”（俗称“莫干山会议”），入选会议论文。（注②）莫干山会议9月3日才开。

对此，由于张维迎出示了《专家建议》扫描件，这是硬文献证据，华生一方，包括“考证者”张学军、边勇壮也不否认，但他们说《专家建议》是油印件，其他人没有读过，不能算数。

这种说法有点强词夺理。即便是手写稿，也是硬证据，何况张维迎提交莫干山会议的正是这篇论文。至于华生等人没有读过张维迎文章的说法，这当然是可信的，但这不能否定张维迎最早提出双轨制改革思路。

这里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张维迎论文的主要内容。

张维迎并不是简单地在论文中提出价格双轨制这个概念，而是详细分析了旧的价格体制的弊病，并提出了双轨制价格改革的8个具体步骤，还从原理上、财政上有针对性地劝说人们解除顾虑。可以说，这篇论文有思想、有实务，是价格双轨制改革的全面设计书。

张维迎在论文中提出，当时农村改革的成功并不在于责任承包制的“包”字，而是在于“活”字。张维迎说：“大包干责任制产生了巨大的威力，但这种威力只有通过放活市场才能充分显示出来。如果只包不放，充其量只能使农民吃的好些，穿的好些，不挨饿免寒袭，而绝不可能使农村出现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这样一个历史的转变时期。另一方面，只要放活市场，责任制就是不言而喻的要求。简单地说，农村改革的机制就是放活市场。”这个观点，放在今天看也是新颖的、非常有洞见的。张维迎认为，城市改革要学的就是“活”字、“放”字。

当时，尽管改革实践者早已自发地推行价格双轨制，但对于价格上的“放”，学界多数人和很多经济管理官员都是认识不深的。绝大多数人想的还是怎么把价格“调”得合理。而张维迎此前翻译过世界银行经济学家阿伽瓦拉写的《价格扭曲与经济增长》一文，也受到过宋国青等人论文的启发，对价格上的“放”认识较深。

按当时的思想惯性、体制惯性，全面放开价格显然是很困难的，所以张维迎基于“放”的思想，提出了价格双轨制的过渡性改革办法。

张维迎的论文说：“调整价格并不是价格改革，它只是旧体制解决问题的办法。价格改革是要解决价格制度的弊病。”他很明确地提出，价格改革不是改价格，而是改价格形成机制。

改革的目的是建立市场价格体系。“价格体系改革的具体办法，可以参照农副产品价格改革的办法，实行双轨制价格，旧价格用旧办法管理，新价格用新办法管理，最后，建立全新的替代价格制度。与价格调整相比，价格体制的改革是一个连续的逼近过程。”

张维迎说：“问题不在于第一步是否达到合理，问题在于它是不是趋向于合理。”这说明他对于渐进改革的精髓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

张维迎还说：“价格体制不改，其他体制就不可能有根本性的改变。另一方面，只要价格体制松动了，整个市场关系就会发生变化，迫使其他体制也跟着松动。从这个意义上讲，价格体制的改革就是整个体制的改革。抓住了价格体制，就是抓住了改革的‘牛鼻子’。”

考虑到张维迎当时不到25岁，还是在读的研究生，且当时思想环境相对封闭，上面这段话所体现出来的格局和远见，是令人惊讶的。

张维迎甚至在此文中强调了企业家的重要性，把“缺乏一代企业家”看做是改革的“障碍因素”之一。他说：“企业家是企业的灵魂。企业素质的核心是企业家的素质。伴随企业的转型，企业家的功能愈益重要。”这一观念在当时也是非常超前的。

莫干山会议“罗生门”

那么，既然华生等人也不否认张维迎早于莫干山会议发表了价格双轨制论文，他们为何还说双轨制是他们首创的呢？他们的逻辑是：你张维迎在莫干山会议上没说双轨制，只有我们说了双轨制，所以我们才是双轨制理论的首创者。

这就进入莫干山会议的“罗生门”了。

对于1984年9月3召开的莫干山会议，张维迎和华生、徐景安等人的记忆有重大的歧异。

张维迎参加的是“宏观经济组”，此组因为讨论的问题主要是价格，后被称为“价格组”。而华生等人并不是价格组的成员。

张维迎的记忆是，自己携价格双轨制论文上山，在价格组田源（主张价格改革以调为主）发言之后，急切地发言，提出以放为主的价格双轨制观点，语惊全座。因座中人对放感觉难以接受，张维迎迎战众人，并逐渐说服了众人。

同意这段记忆的，有张维迎、刘佑成。

华生等人的记忆是，调派代表田源发言后，张维迎急切地提出放的观点，并与众人辩论，成为放派代表。华生等人听到争论，综合双方观点，提出调放结合的价格双轨制。张维迎在莫干山会议上主张的是“休克疗法”式的放，根本就没提过价格双轨制思想。

同意这段记忆的，有华生、高粱、田源、徐景安。

谁的记忆是真的？

《罗生门》是黑泽明导演的日本经典电影，讲的是发生在罗生门（地名）的一个杀人案。对这个案件的经过，当事的四个人（包括被杀者的鬼魂）说法各不相同。“罗生门”这个词，慢慢被人们用来指称各人说法各异、真相难辨的情况。

说法歧异，倒也不是说一定是有人故意撒谎。很有可能有人记错了，或者篡改了自己的记忆，而在真诚地说着谎话。

心理学家实验证明，存在三种“记忆扭曲”：

1、想象性夸张(imagination inflation)；

2、基于要点的关联性记忆错误(gist-based and associative memory error)；

3、事后信息误传（post-event misinformation)。

谁都有可能说谎，谁都有可能记忆出错，公平起见，必须先假设，既有可能是张维迎说谎，也有可能是华生等人说谎。

在此假设下，莫干山会议的“罗生门”，能否考证出真相？

借助文献和逻辑，是可以得出真相的。

牛顿和莱布尼茨？NO!

回到文献和逻辑，事情就比较简单了。

首先，张维迎提供了早于莫干山会议发表的原始论文的扫描件，这一文献证据连华生这一方也无法否认。随后，张维迎把这篇论文提交给莫干山会议。张维迎回忆，他在会前的8月30日已完成论文第二稿，并由同住一间房的郭凡生拿去发表在《内蒙古经济研究》1984年第4期上，有关双轨制价格改革步骤部分与初稿基本相同，这有《内蒙古经济研究》扫描件为证。

而华生这一方并没有“张维迎没在莫干山会议提到价格双轨制”的文献，他们能强调的，只有记忆。

当然，张维迎一方也没有自己在会议上讲了价格双轨制的文献证明。所以，究竟张维迎在会上讲没讲双轨制，还得求助于逻辑。

那就看看行为逻辑。

大家不妨先假定张维迎当年没有参加莫干山会议，或者即使参加了莫干山会议，但没有参加价格小组的讨论，那会怎么样？

很显然，即使张维迎没参加莫干山会议，仅凭他早于莫干山会议4个月写作、发表的全面论述价格双轨制的论文，他也是毫无争议的价格双轨制理论的首创者，而且是唯一首创者，这有强硬的文献证据，华生这一方否认不了。

当然，事实上，张维迎不仅参加了莫干山会议，而且是参加了莫干山会议价格改革的争论。但，难道仅仅因为参加了莫干山会议的争论，他就失去了文献支持的价格双轨制理论的首创权？华生等人就可以争一争价格双轨制理论的首创权了？

假设100年后的后人研究这一公案，难道会有后人认可这一怪异逻辑吗？

逻辑是帮助记忆的。坚持怪异逻辑的华生这一方，记忆的真实性自然成疑。

那么，有没有可能张维迎虽然发表了价格双轨制的论文，但在莫干山会议上确实没有提双轨制呢？华生等人是不是并没有受到张维迎的启发，独立地提出了价格双轨制呢，类似于牛顿和莱布尼茨各自独立地发明了微积分？

张维迎4个月前写作、发表了全面论述价格双轨制的论文，并向莫干山会议提交了这一论文，莫干山会议之前8月30日完成的第二稿坚持与第一稿相同的双轨制改革思路。然而，在9月3日参会的这一天，他却莫名其妙地绝口不提双轨制思想，突然变成了狂热的“休克疗法”者——

就为成就华生等人做莱布尼茨？可能吗？

华生等人说他们发明了双轨制，但他们的思路是如何形成的？华生等人从来没有出示自己会前研究价格改革的论文，他们向莫干山会议提交的论文，也基本可确定和价格改革无关。（注③）

华生等人事先不是研究价格改革的，会议中也不是价格组的，（注④）听到张维迎和田源等人争论时才过来旁听——

然后他们突然就灵光闪现，成了莱布尼茨？

可能吗？

张学军、边勇壮的“考证”，讲述的是一个没有文献支持的、令人匪夷所思的行为逻辑。

考证，不是这样做的。

现在的人受利益驱使可能篡改记忆，但，假定100年后有人研究这段公案，谁会抛开种种文献证据，相信张维迎会突然不讲自己已经系统论述的价格双轨制，只为成就华生等人做莱布尼茨？

在假定张维迎、华生等人均可能记忆出错的情况下，后世的历史研究者只会根据文献和行为逻辑，认定张维迎的记忆才是真相。

毕竟，张维迎提供的是文献证据，而华生等人提供的始终是“记忆”。证据+逻辑可以否定记忆，记忆不能否定证据。

假如诺贝尔经济学奖真要发给价格双轨制的首创者，诺奖评委也不大可能接受华生这方的“记忆”逻辑。

华生等人说张维迎只讲了放，没有讲双轨制，这一“记忆”和他们对双轨制的理解有关，但不符合逻辑。

首先，张维迎两版论文都反复强调“双轨制的核心是放”，管住计划内，放开计划外，就形成了价格双轨制，然后再分批分步放开计划内部分，最后走向完全的市场价格体制。⑤

其次，在当时的认识水平下，价格改革的突破就在于把思路从调转向放，最难说服人的是为什么必须是放而不是调。因为放是一种全新的思路，要让现场中满脑子调的人很快完全理解放的思路，并不容易，所以张维迎与人辩论，肯定在放上费口舌较多、姿态激烈，这很容易给人一种较深的印象，那就是张维迎只讲激进的放。

也许张维迎在会上没有不断重复“双轨制”这个词，但他努力推动与会者接受放的思路，其实就是推动与会者接受双轨制，这就像宣传日心说需要讲行星如何围绕太阳转，而不是重复“日心说”三个字一样。张维迎之前发表的论文，同样是花大篇幅努力论述放的意义。因为人们理解了放，也就理解了双轨制。单纯理解调，是没法理解价格双轨制的。所以张维迎在会议上就放与他人激烈辩论，以此推动人们接受双轨制，这和他的论文思路是一致的，也是合乎价格双轨制的内在逻辑的。

从华生等人的回忆来看，他们心目中的价格双轨制始终是着重于调的双轨制，这说明他们从参会时开始，就一直没有真正理解双轨制的核心。尽管放才是双轨制的精髓，但华生等人始终比较排斥着重于放的双轨制。直到2008年，他们仍然在贬低张维迎的着重于放的原始论文，并把放与双轨制说成两种不同的思路。

理解和记忆往往是紧密联系的。对双轨制理解上的缺陷，很容易误导华生等人的记忆。他们很容易记忆成张维迎会上只讲了放，是“休克疗法”，而他们自己才是价格双轨制首创者。

而最后代表会议向国务院领导汇报，华生也参加了，这更容易让人记忆成华生等人提出了价格双轨制。

从文献上看，华生等人会后写成并发在《经济研究》上的文章，连“双轨制”三个字都找不到，这和张维迎会前的论文相比，也是明显缺乏对价格双轨制的自觉认识的。

留日经济学博士：张维迎阵营的某些人对诺奖的痴迷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 做诺奖的春秋大梦

作者：留日经济学博士  
来源：戒台听松 海外飞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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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张维迎教授双轨制文章发表35周年的两个研讨会，引起了各方面不同的反应。1980年代改革的亲历者张学军、边勇壮发表“诺贝尔经济学奖传言引发的躁动——双轨制发明权之争的历史考证”的文章之后，人们自然也期待张维迎或其支持者会对文章提出的三个主要问题作出回应：

一，莫干山会议上，特别是那场最轰动的价格改革挂牌辯论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据宏观综合组召集人马小冈的回忆文章，那天晚上他主持的宏观组通宵达旦的白热化辯论吸引了上百人涌入（会议共分7个组，全部正式代表加浙江当地代表总共只有124人），当时到底是张维迎，还是华生等五人的第三种观点说服了大多数人？

二，张维迎35年后才公开发布的内部文章，是通过他在会上的宣讲成为莫干山会议的主导思想，还是并非会议提出并被中央采纳的调放结合建议？

三，莫干山会议之后，是张维迎的理论影响了中国改革的发展，还是他真的就再也没有对价格双轨制做过任何研究和写过任何文章，同时沿着更极端的市场主义越走越远？

果然，人们等来了一篇署名邓新华的几万字长文，其中大量引用了张维迎的文章原件等资料，为张维迎教授作了全面辯护和火力全开的反击。该文在他处首发后，张维迎的微信公共号很快也将此文发布。

本来，受人之托，为人说话，这也不奇怪。奇就奇在这位作者说是圈内人吧，没人听说过；说是圈外人吧，又有仅张维迎本人及圈内最近的几个人才能有的内部信息。特别是文章从下笔开始，就毫不脸红地编出一个个很容易被揭穿的谎言，把国内知名经济学家的圈内之争，带到了一个空前低下的水平。这让我这个只是过去因偶然机会与这个圈子有点边缘联系、现居海外的人都感到这实在是为学人、国人丢脸，不能不说几句。

邓文开头便说，纪念张维迎双轨制文章发表35周年的两个正常学术活动，引来了张、边的“历史考证”文章，说“张学军、边勇壮认为，价格双轨制理论首创权不归属于张维迎，而是归属于莫干山会议的多位参与者——华生、何家成、蒋跃、高梁、张少杰等”。但只要看过“历史考证”一文的人便知，张、边的文章开始便引用当年华生获奖致词的话，华生说价格双轨制“实际上是一个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个话绝对不是任何故作谦虚之词”，并一一点到了包括张维迎在内约20人对价格双轨制作出贡献的人名。因此，张、边的文章从始至终质疑的只是张维迎把价格双轨制变成自己的首创和独创的做法，并用资料考证说明华生等五人在莫干山会议上的第三种观点并非不存在，也有自己独立的贡献，根本没有为谁争什么“首创归属权”。

在这个问题上，邓文就不如张维迎自己说的那么直接了当了。网上搜索一下，迄今只有张维迎一个人声称他拥有价格双轨制首创权，而且莫干山“会议的组织者只是把我的观点用领导人能够听得进去的话做了一点修改”，就被中央采纳了。因此，张维迎刚在《经济观察报》发表的“我的双轨制改革的思路是如何形成的”文章中，提到由于会议报告难免加进了别人一些东西，因而就变成了“或者套用一句话，‘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在张维迎的文章里，他自己在会议现场宣讲了他双轨制的思想，说服了大家，因此在他的视野中，华生等五人的第三种观点根本就不存在也不该存在，存在了也不值得一提。他明确主张双轨制是他独家的首创权，反对和不满的是别人的质疑以及把他的双轨制说成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样的套话。

回看历史也是这样，几次反复跳出来争双轨制首创归属权的只有张维迎自己。莫干山会议之后的很长时间内，根本没有任何人去争什么双轨制发明权。记得1980年代中后期到1990年代初的那段时间，双轨制成了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社会上传言华生所谓“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的话，成为大家包括媒体上讽刺的笑料。那时张维迎从未说过他与双轨制有任何关系。过了十多年，双轨制名声慢慢变正面了，张维迎称又幸运地发现了他那个内部资料文章孤本，开始首次在自己书的作者简介中提出，他第一次全面系统论述了价格双轨制改革思路。再过10年有余，张维迎又在书中介绍，他不仅首次提出而且携文上山说服了会议的大多数人，进而变为中央决策。35年后，张维迎再次旧事重提，召集几个座谈会。这次干脆说，他的双轨制思想与莫干山会议无关，莫干山会议只是给他提供了宣讲自己双轨制改革思想的平台。

正是因为张维迎把话说到这么极端的地步，1980年代改革史的深入研究者、同时也是莫干山会议主要发起人和组织者朱嘉明的妻子柳红，最近忍不住在微信圈中评论说，“以为已是过去式，不曾想，今年再次兴起，居然开了两个张维迎主导的经济学界研讨会”。“有了话语权，不为同时代那些早逝者、那些受损害者、那些被剥夺话语权者、那些真的建功立业者、那些才华横溢有献身精神者、那些鼓动了改革风潮者、那些恩惠于他的带领者说话，而是历二十年，前后三场争发明权事件，留下了不光彩、不名誉的记录”。这段话引起其他亲历者纷纷点赞。

第一个谎言还没完，邓文紧接着说，“这事跟诺贝尔经济学奖有什么关系呢”，说“早在十年前华生、高粱、张少杰（已因病去世）等人署名发表《令人遗憾的双轨制发明权之争》，争夺价格双轨制‘发明权’，文中就已提到美国经济学家、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说价格双轨制有可能得诺奖”。但一查，又根本不对了。人家的文章中原文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甚至盛赞双轨制是中国人的天才创造之后，张维迎才突然对双轨制的发明权产生极大兴趣”，全文压根没有一个字提到双轨制与诺奖有任何关系。凭空揑造，倒打一耙，此为二谎。

再接着，神秘的内部信息来了，说上述华生、高粱、张少杰“令人遗憾的双轨制发明权之争”这篇文章，“病重中的张少杰并没有看，华生就发表了。张少杰对人说：‘华生曾对我说，如果中国人能得诺奖，那就是双轨制。这件事我就像吃了一个苍蝇，挺对不住哥们的（张维迎）’”。但是，再一查，华生、高梁、张少杰的文章发表于2008年，他们原五人作者中当时有两人是现职官员，大家商量由其他三人出面写篇文章，回应张维迎，澄清事实，说明自己在莫干山会议上提出放调结合的第三种观点并非“在撒谎和伪造历史”，岂不是太自然和简单的小事吗？张少杰真不同意写，少签一个人的名字也无所谓呀。况且现在文章通讯都是电子记录，任何时候都还可以查啊。就因为有人耳闻别人说过，有体改所的老朋友，去看望病中的张少杰，说到这个话题时劝少杰好好养病，就别再掺和这种争论伤及所里老同事感情的事情。据说少杰回应道，哎呀，文章是他们搞的，我都没看。这就说明张少杰真的没看真的反对？

张少杰去世于2011年。张少杰没看和不同意的文章，自己活着的几年中不说话？听到张少杰说有不同意见的人那时不出来说话？等到今天张少杰去世已8年，现在因为张维迎要造势，就不惜拉出所谓逝者生前说的话来服务于自己的目的，这对逝者还存有一点点尊重吗？张少杰是与华生等人一起在莫干山会议上提出放调结合第三种观点的人之一，随后他们五人还一同在《经济研究》上发文，文章当时还得了中央国家机关优秀论文一等奖，张少杰也没看？从1984年莫干山会议之后，媒体和所有参与者都描述是他们五人在会上综合了调派和放派的意见，提出了放调结合双轨制的主张。20年后，张维迎说，这第三种意见根本不存在，这些人是“贼喊捉贼”。张少杰认为自己也是这贼中一员？参与偷了张维迎的东西做了亏心事，对不起他张维迎？这就是邓文大讲的胜于记忆的文献和逻辑？

张少杰去世，在上海的追悼会有好几百人赶来参加，他真正的哥们都去了。在几次悼念追思活动中，张少杰的妻儿还与这些哥们一同聚餐叙旧。张少杰刚去世几个月，价格双轨制就获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张少杰的妻子还专门就此事联系，说少杰生前对自己参加莫干山会议并对价格双轨制作出贡献，是他最引以为自豪的事之一，希望大家不要因他离世而忘记他的努力和贡献，并对华生在获奖致词中提到少杰的名子表示欣慰，对有些媒体在报道时略去少杰等人的名字表示遗憾不满。张维迎的获奖致词除了站在“无知与无耻”这个演讲题目的道德高地上，却还忍不住要自吹一下自己最早提出双轨制思想之外，提到哥们张少杰或其他任何一个人吗？被张维迎及其追随者指责攻击的华生等五人中不是就有张少杰吗？张少杰会因为自己主张对双轨制有贡献而愧对张维迎这个哥们？逝者已去，亲人尚在，能因其本人死无对证就这样卑劣地做文章？这就是邓文强调活人记忆不可靠、死人不能张口就可靠的逻辑？利用逝者无言，搬弄已生死之隔的几位当年作者间的是非，给自己捞点稻草，实在为人所不齿，此为三谎。

再接着下一句，邓文又说，“得诺奖？想多了。双轨制理论确实是重大的理论成果，但是，它基本没可能得诺奖。我从来没有看到或听到张维迎把双轨制与诺奖联系起来的文章或谈话。他大概有自知之明”。是吗？真是张嘴就是瞎话而不知耻！张维迎–双轨制–诺奖，不就是这次张维迎文章的两个“正常的学术活动”中制造出来吗？北大国发院的院长发言大讲中国的屠呦呦获诺奖，双轨制也应获奖，而且如果按照诺贝尔奖给发的话，这个奖应该只给张维迎一个人。人文经济学会的大咖盛洪教授把张维迎与得诺奖的产权理论鼻祖科斯相比，说科斯的文章酝酿在23岁，最后发表是27岁，张维迎那时候才二十四、五岁，实际上就是英雄出少年。要知道这些讲话不参会的人是没法知道的，这不全是张维迎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上登出来的吗？

其实，即使在张维迎公众号上同样登出的邓新华的文章自己，不是也按捺不住对诺奖的迷恋，文章写到后面，完全忘了自己前面说的话，开始大讲“张维迎提供的是文献证据，而华生等人提供的始终是‘记忆’”，“假如诺贝尔经济学奖真要发给价格双轨制的首创者，诺奖评委也不可能接受华生这方的‘记忆’逻辑”。连诺奖评委怎么来评和调查取证的细节都想到了，这岂止仅仅是“想多了？”邓文还深入剖析，几十年前的“经济学诺奖，确实群星璀璨，得主有哈耶克、弗里德曼、科斯等。那时候的诺奖奖励原创思想，可是近些年的诺奖呢，基本上是重术而不重道，思想创新上乏善可陈”。因此，尽管万事俱备，邓文仍不免忽悻悻然，悲从心来，不帮诺奖评委会改变其错误倾向，重新设计评选规则，“价格双轨制理论属于道，得不了诺奖的”。对诺奖的痴迷到这种走火入魔的程度，到底是谁去制造诺奖的话题，做诺奖的美梦，还不是昭然若揭吗？春秋大梦，掩耳盗铃，此为四谎。

邓文后面又用大量篇幅来论证“记忆的不可靠”，说张维迎的记忆是他“自己携双轨制论文上山”，“提出以放为主的价格双轨制观点，语惊四座”，“张维迎迎战众人，并逐渐说服了众人”，说“同意这段记忆的，有张维迎、刘佑成”（还提刘佑成吗？他一年前纪念改革开放40年的文章，可完全不是这么说的！这次拉他站台说话可把他坑苦了。）邓文又说，华生等人的记忆是“华生等人听到争论，综合双方观点，提出放调结合的价格双轨制”。“同意这段记忆的，有华生、高粱、田源、徐景安”。然后故作公正地说，双方记忆可能都不可靠。但张维迎有文献文章和逻辑为据，所以才是可靠的历史证明。

这就怪了，张学军、边勇壮的文章引了几乎所有莫干山会议主要组织者、争论者，当事人的文章，承认张维迎的说法的，几乎只有他自己一个人，所有人在不同时代的文章和记忆都出了问题？莫干山会议发起媒体《中国青年报》会后对华生的专访也是人物记忆错误，把会上“说服了大多数人”的张维迎搞成了华生？真搞错了，别的媒体包括张维迎本人也不出来纠正？张维迎在整个1980年价格双轨制被责难时一声不吭也是记忆错误？邓文说记忆不可靠、文献可靠，张维迎手持的内部参考资料孤本从不公开示人，直到35年后的这几天才公布，除了张维迎自己可以每天看着而自得的以外，别人怎么知道其真假、承认它的历史影响和价值？邓文说此文二稿据张维迎回忆（这时回忆又可靠了），在莫干山会前已改好，后发表在《内蒙古经济研究》1984年第4期上。问题是这个第4期是12月出版的，这是在莫干山会议之后。这时发表的文章已与张维迎现在公布的原稿大不相同。所以才有徐景安问张维迎，到底他们俩人是谁抄谁的一幕，以至张维迎扬言要动手打徐景安。

邓文说，“即使张维迎没参加莫干山会议，仅凭他早于莫干山会议四个月写作，发表的全面论述价格双轨制的论文，他也是毫无争议的价格双轨制理论的首创者，而且是唯一的首创者”。这就是说，张维迎就是没有来参会，莫干山会议还是要承认张维迎的首创和独创，承认这场会议只是为张维迎的思想理论起了垫脚石的作用。这个想法未免太好但也太一廂情愿了。然而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张维迎的文章，与中国改革有什么关系？有什么价值？要知道张维迎未公开发表的内部参考资料文章，仅仅提到了一次“双轨制价格”，还远不如1979年张纯音在权威期刊公开发表的文章论述的“价格的双轨制”更接近后来的用语。

邓文说，“当然，事实上，张维迎不仅参加了莫干山会议，而且是参加了莫干山会议价格改革争论。但，难道仅仅因为参加了莫干山会议的争论，他就失去了文献支持的价格双轨制理论的首创权？”因比邓文认为既然张维迎带论文上山，其唯一逻辑就必定是张提出了双轨制，说服了大家，这样，“证据+逻辑，可以否定记忆，但记忆不能否定证据”。“后世的历史研究者，只会根据文献和历史行为逻辑，认定张维迎的记忆才是真相”。因此，说会上还有人讲第三种观点的所有这些人都是“怪异逻辑”，都是“理解错误”，“编码错误”，“记忆错误”。邓文为此还不辞辛苦给大家上了一堂心理学课。

其实，关于莫干山会议上发生的事情，华生倒是从来说的很坦然。他在创新奖致词中公开坦承，他们几个人参会的时候并没有什么明确的价革改革思路。去年在复旦大学改革开放40周年的的研讨会上提到此事，华生说，“当时会上出现价格改革放和调的两种思路，放派说只有放才有真市场，调派说现在放开不现实，必须先调。双方争得热火朝天。我与参会的另外4位研究生同伴一起讨论碰撞后，做了个今天说起来是个挺简单的工作，就说别争了，我们综合一下出个第三条思路：放调结合吧，双管齐下两条腿走路”。

“过去在回顾这些历史时，我总强调说这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因而看到有人因改革争名争发明权时，觉得自己还挺谦虚的。今天站在改革开放40年的关口回过来看，我很为自己感到羞愧。因为其实还有无数的人为改革开放在不同层面上或出谋划策或身体力行，发挥着更大或更实质的作用，只是因各种原因没机会显露或被重视提及。我上面所说我们参与的事，如果没有人听没人采纳也就啥都不是。因此，没有当年改革开放不拘一格、广开言路、领导不耻下问和勇于及时公开纠错的宽松大环境，我们这样的普通学生学者根本不可能有机会发挥任何作用。在历史的巨流中，我们不过是逐浪而行的几粒小沙，离开了无数或位高权重或身份卑微的人组合的历史潮流，我们压根不会产生那些想法，产生了也不会有什么真知灼见，有见解写出来也不过只会是躺在书架上的几篇很少人问津的文字，不会有什么社会影响。在历史的洪流中，即便是显赫的权势人物，也只能多少影响短暂的一刻，至于我们这样的普通人，作用更可以忽略不计”。应当说，这样的回忆和认识，听起来更加真实质朴。

但是，邓文则坚决表示，即使大家都承认了张维迎的双轨制首创权，也绝不能接受华生等五人在莫干山会上与张维迎同时独立发挥了作用的说法。邓文说，是否可能如张曙光所说，华生等五人在会上“灵光一闪”，同时独立地提出了与张维迎相同的价格双轨制改革的思想呢？邓文认为绝无可能。因为华生这批人对双轨制理解错误，也从没做过这种研究，因而邓文费力去证明，并引证刘佑成的话（又是私下对张维迎说的？）说，华生等根本不在讨论的这个组，写的也是关于企业改革的文章（是吗？）。因此邓文大言不惭的说，如历史上出现分别独立发明微积分的巧合，“牛顿和莱布尼兹？NO！”，华生等人“不能光凭‘记忆’说自己突然就成了‘莱布尼兹’，甚至还贬低‘牛顿’的功劳”。张曙光教授虽然亲自到会肯定了张维迎的首创贡献，但后来也说，如果张维迎在莫干山辩论中讲了双轨制，华生等五人就不可能当场将之作为第三种观点再讲，故在会上也应发挥了一定独立作用，但就这还是不客气地被邓文搧了一巴掌：“张曙光这么说，是因为他不懂得记忆的规律，也忽略了对文献进行逻辑分析”。邓文说华生等五人一定是现场先听了张维迎的双轨制观点，然后当众转手居为已有贩卖，而绝不可能是碰巧在会上与张维迎并行独立提出双轨制思想。而会议组织者，发起媒体、主要参会辩论者均或“故意撒谎”或“篡改了自己的记忆，而在真诚也说谎话”。总之，莫干山上参加辩论会的所有别人的记忆都错了，文献和逻辑证明只有张维迎的记忆是真实的。这样，张维迎对双轨制不仅是首创，而且在莫干山会上还必定和必须是独创。

 那么，在张维迎已经有了首创了之后，为何非要证明是独创，绝不能与任何其他人分享呢？这就是我们这样眼光短浅的普通人所不能理解的了。有人在网上分析说，张维迎必须把双轨制的首创权、独创权和变为中央决策从而中国实践的转化权都归于他一人，这样得诺奖成为牛顿式的人物才更有把握。况且，一旦容许别人分享，涉及的人太多，同一项诺奖最多只能颁发给三个人，如果万一象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那样，张维迎被排在了最后，那后果不堪设想。因此，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其他人特别是人数最多的那组人赶出去。诺奖梦做成这样，牛顿、莱布尼兹的胡言乱语都来了，此为谎言之五。

那么，邓文最后说王小鲁对张、边文章中说法的否认总该是真话了吧？仔细一读，其实还是不对。首先，引用张学军、边勇壮的文章的这段话这次倒是加引号引了，但是，又很细微地做了篡改，把张、边文“前一阵原体改的老人聚会”，改为“前一阵原体改所老人聚会”，加了一个“所”，一字之差，内容差之千里。不错，王小鲁否定了这个体改所聚会的说法。但再仔细看，王小鲁说，“真实情况是，张维迎读到我的书后，微信发给我他写于和印发于1984年莫干山之前、后投寄莫干山会议参会的文章影印件，只是供我参考”。王小鲁说他看了以后觉得张维迎说得有一定道理，“因此在书里作了修改补充”。由此可见，无论在细节上是否有出入，这个基本事实正好证实了张学军、边勇壮文章所说，张维迎给每个写到莫干山会议和双轨制的人做工作，让人家接受他观点的说法。更重要的是，王小鲁文章的结论是，“在我看来，价格双轨制改革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一代人的贡献，是许多积极参与改革的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领导者、党政干部、农民、个体经营者和一批学者共同推动的结果。他们的贡献都不应忘记，简单归结为某一位或几位学者的发明未必准确”。

巧合的是，王小鲁的文章开头就还提到了张少杰，“记得十多年前与好友和前同事、莫干山会上“调放结合”价格改革的提出者之一张少杰一起喝酒议论到价格双轨制‘发明权’之争，聊过这样的话”：汽车抛锚，大家一起下来推车，“事后为究竟谁推了第一把争论不休，这样意义大吗？”“作为这样一个重要历史事件的参与者，都有理由感到自豪。但在确认自己做过贡献的同时，也有必要承认别人的贡献”，“后来少杰和其他朋友关于这个问题的交流，表明了这也是少杰的态度”。可见王小鲁的说法、张少杰生前的态度都与张学军、边勇壮文章的基本观点完全相同，即双轨制是那个时代包括莫干山会议集体智慧的结晶。唯一站在这个观点对立面的就是邓文支持的张维迎的观点，即张维迎不仅是双轨制唯一的首创者，而且是独创者，并且是用他的思想说服了莫干山会议的大部分人，从而成功地变为中央决策的转化者。是啊，既是首创，又是独创，又是转化，从而为中国十几亿人的实践所证明其成功，这个诺奖的梦才能做完整。但是，这样的颠狂大梦能是真实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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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可以为家庭放弃事业，也可以为事业放弃家庭，或者两者兼顾，都无可厚非。
• 自己做老板才是有自己的事业。打工的不算是有自己的事业。因为这是别人的事业。
• 在缺乏安全感的情况下，人会产生一种幻想，把别人的事业想象成自己的事业。

Time
Pink Floyd – The Dark Side of the Moon

你的时间有限。所以，不要活在别人的梦想里。
——史蒂夫·乔布斯

以下问答来自我的人生情感咨询服务：

提问：布老师，我是一名工作了5年的女性白领。在工作的这几年中，我感觉自己拼尽了全力，付出非常多。我工作压力大，强度大，经常在平时和周末加班，熬夜。我为工作放弃了很多，我放弃了休假，放弃了回老家看父母，甚至放弃了一些需要很多精力投入的恋爱机会。不知不觉中我今年已经27岁，正处在事业的关键时期，但是我和男朋友的家里人都催着我们快点结婚。说实话我从内心中恐惧结婚。

因为一旦结婚，就意味着我要很快生小孩。而生小孩则意味着我要放弃我的事业，几年之内事业都不会有很大的起色，我本来可以得到的岗位，会让给别人，而我则需要为家庭，为孩子持续地付出。

我很害怕这件事情，但是周围的人都说女性应该为家庭放弃事业，可是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我的事业才是我的全部。我不知道该怎么做，请你帮助我。谢谢。

回答：这个话题太沉重，我先讲些轻松的事吧。

中国大众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以至于写歌词的人，唱歌的人，以及歌迷，其实是不会去深究歌词的含义的。例如有首歌是这样唱的：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己。

最后两个字，很多歌手唱的都是“自己（jǐ）”。可是“不能自己（jǐ）”是个啥意思呢？不能做你自己？是病句嘛。正确的字是“不能自已（yǐ）”。“已（yǐ）”就是“停止”。悲伤得不能自已（yǐ），就是悲伤得不能停止。

另一首歌也是这样的，看上去还挺让人感动的歌词，实际上不能深究。王菲有一首歌《我愿意》：就算多一秒，停留在你怀里，失去世界也不可惜。哇，好感动啊！你为爱情放弃了这么多！

可是仔细想想：就算你少停留在他怀里一秒，就得到世界了吗？不能吧！那既然你无法得到这个世界，那么谈得上失去世界，谈得上可惜不可惜吗？想多了吧。

好。言归正传。

我认为，女性可以为家庭放弃事业，也可以为事业放弃家庭，或者两者兼顾。这都是个人的选择，无可厚非。可是这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你有自己的事业。

什么是你自己的事业？你自己做老板，这才是有自己的事业。

自己的事业：自己做老板

哪怕你是个体户，自己做自己的老板，那也算是有自己的事业。打工的不算是有自己的事业。因为你忙的是别人的事业。从公司法和财产权制度上说，公司属于老板，属于股东。员工只能向公司要求自己的工资和其他福利，而不能拥有公司本身。

如果你还不清楚，那你可以看看你家的钟点工，月嫂，住家阿姨。她们来你家，做得再好，贡献再大，时间再长，她们还是不能拥有你家。你家就是你的，而不是阿姨的。在你家打工只是她赚取工资的手段，而不是她的事业。

在好几年前，我家有一个钟点工阿姨，做的时间长了，就和我有事没事聊两句。她以前是在一个有钱人家做住家保姆的，不管买菜烧饭打扫卫生，而是专门管他们的孩子。夫妻两个人很有钱，能赚钱，也爱花钱，经常全世界到处旅游，孩子生下来就扔给保姆，不太管了。可以说这个孩子就是和保姆一起长大的。

主人总是不在家，经常只有她和孩子两个人，每天在一起日夜相伴，同枕而眠，渐渐地，她和孩子之间建立起了非常牢固的感情关系。过了几年，孩子甚至愿意把保姆叫妈妈，而不把妈妈叫妈妈了。客观地说，保姆这样做确实有些越界了。孩子妈妈看见这个情况就很生气，想要把保姆赶走，但是没有明说，就说想给保姆降薪，实际上就是下了逐客令。

这场分别有点像亲生骨肉分别一样令人伤感。以至于几年之后，保姆在说起这个孩子的时候，还是两眼带着泪花。从此之后她再也不接住家保姆的活儿，而是做起了非常辛苦的钟点工。

这个故事也留给了我很深的印象。若不是亲眼见到这个人，亲耳听到她的讲述，我也是不太会相信这样悲伤的故事真的会发生。

我以前不太明白，为什么有的人会把公司当成是家，即使工作很鸡肋，也舍不得从公司辞职，也不太能理解那些把打工看成是自己的人生理想一样的人。在认识这个钟点工阿姨之后，我大概有了一点思路。

他们实际上就是在混淆了“什么是我的”和“什么不是我的”的基础上，向着错误的对象（公司和工作岗位）投入了过多的感情。

我觉得你也拥有同样的问题。在缺乏安全感的情况下，你会产生一种幻想，把别人的事业想象成为自己的事业。明明不是公司的主人，就是个打工的，公司支付了你工资，就完成了对你的义务。

你非要以为这个公司是你的，岗位是你的，“前途”是你的，而放弃真正属于你的东西，例如你的家庭，你的婚姻，你的孩子，我觉得这是本末倒置。

我并不是看不起打工这件事。我也并不是说和现在的男朋友结婚是你最好的选择。我是想让你先认清楚什么是你的，什么不是你的，然后再谈放弃，再谈失去。就像我前面提到的那首歌里面唱的一样，有一个东西本不是你的，也就谈不上失去不失去。

希望你能在正确的思路下继续思考。另外你也许会问：普通人如何才能拥有自己的事业？这个问题我在下一篇文章里回答给你。

布尔费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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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老师心胸宽广，就事论事，从未见他恶语相向。我并不赞同他的某些观点，如知识产权问题，但就素养而言，他把一些教书育人者比了下去。布老师节日快乐！——薛兆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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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倩大大

我是女生，年纪和咨询者差不多，非常可悲的是身边很多同龄人把血汗钱浪费在买买买，包包服装化妆品上也不买房。把精力浪费在破单位勾心斗角那点逼事儿上，浪费在情感生活里，也不把精力放在个人心智成长提升视野和家庭理财规划上。我爸经常说，再牛逼你一个月苦赚几万，不会积累打理，不生孩子老了没人照料，也就是个把血汗钱浪费在住破养老院的穷比。

西西

这么对的三观是不能发朋友圈的，我的员工在圈里会看到！

王蓉

我认识的家庭主妇，都是因为当初无法全身心在高强度的IT工作上所以辞职了，后来有的做健身行业，有的做餐饮行业，其实每一个都比原来的职场赚得多。李雪说得对，只要你自我负责起来，怎么样都是越来越成长的。

沈嫣

对有些女性来说家庭也是事业呀。。。

砖哥

有恒产者有恒心

小🍒子

醍醐灌顶 现在企业都会给员工洗脑 或者现在很多自媒体都会给读者洗脑 说要把公司的事当做自己的事 把公司当做自己的家 那你就可以加薪 可以有钱 有钱就什么都行 但是你在付出自己的时间 自己的精力到你老了 你的孩子可能不会遗弃你 你的家庭可能会照顾你 但是你的老板公司肯定会放弃你 因为你没有办法创造价值 而你还傻傻地为了公司放弃你回家看年迈父母 放弃照顾你的孩子 放弃你的身体健康